四年前,台湾选出了首名女总统,同时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女性立法委员的比例超过38%,远远超出国际平均值22%,台湾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受到广泛关注。

女性政治人物比例增加,声量扩大。BBC中文访问两位年轻女性立法委员候选人,民进党的赖品妤和国民党的黄韵涵。两位在竞选过程中因个性、外貌、长相、婚嫁等话题遭遇攻击和敌意,台湾的性别平权似乎仍然任重道远。

女性的性感之罪

今年27岁的赖品妤是民进党最年轻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喜爱cosplay(角色扮演)的她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一批粉丝。今年9月,她宣布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第十二选区立法委员,但参选没多久就遭到了攻击。

脸书专页“只要不是民进党”挖出赖品妤早前拍摄的性感泳装照,并且指控她从事性交易“一炮十万”。而那些照片是赖品妤此前跟父母去帕劳游玩时拍摄的。

“歧视就是这样子,你不抵抗它,它还是会找上你,”赖品妤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说。她认为这是明显的性别歧视,想用性的羞辱贬损女性的价值,进而让选民认为她不可信、不可靠。

从宣布参选到最终决出胜负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尽管评估认为这些言论不足以对自己的选票有太大影响,但作为公众人物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发声,所以马上提告。

赖品妤的父亲赖劲麟是民进党前立法委员,母亲吴如萍是媒体人。家庭的价值观和教育支撑了她对于性别歧视的强硬态度,她希望发声为其他人做出榜样。

“我知道很多女性的家庭可能不是这样,甚至如果抱怨,她们的爸妈会说‘你为什么要穿这么少?’,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压力,赖品妤说,“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是要强硬,要站出来。”

赖品妤在选举中打出口号“最年轻的老鸟”。2012年反媒体垄断时她开始投入社会运动,2013年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她穿着紫色背心挡住立法院大门成为焦点,并被大众称为“太阳花女战神”。

其实她并不喜欢这个标签,“为什么要加一个女字?你会叫黄国昌(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战神,叫林飞帆(民进党副秘书长)战神,为什么叫我女战神?”她说,“我觉得背后就是预设女性应该是比较弱的,所以当他们觉得你不一样的时候,还要特别标注一下你是女的。”

女性婚嫁之争

对于国民党最年轻的女性候选人黄韵涵来说,歧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一次她在街上拜票,一名年长男选民说:“我们不选穿裙子的人。”

“我当时听到真的差点翻白眼,现在都哪个世纪了?”黄韵涵现在说起来还有些激动,“但身为候选人我们要忍耐,所以我还是说‘谢谢’,然后再拜托他一下。”

黄韵涵今年35岁,而她参选的高雄市第二选举区大多是乡镇和农村地区,观念更加传统。在拜票过程中,经常会被选民问到“为什么不要结婚?为什么还没结婚?”有的选民还会劝她:“身为女生,你结婚最好了,有个安稳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么累去做这件事?”

事实上,婚育与否确实是女性从政者长期被大众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不管是否结婚生子都会被批评。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日前在一个活动上批评称,现任蔡英文因为没有生育所以不理解产检问题。

结婚生育也会引来光生孩子不工作的非议。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近日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杨琼璎助选时,提到杨琼璎对手、现任无党籍立委洪慈庸,说她在任期间“忙着结婚、忙着生小孩”。

黄韵涵知道,如果从政,平衡工作和家庭有多难。她的母亲陆淑美现任高雄市议会副议长,在高雄从政30多年。这份职业让她无法给子女做便当带到学校,节日也要跑行程没办法跟家人一起过,小时候的黄韵涵曾经因此埋怨母亲。

她甚至觉得,单身未婚或许是她的优势。没有家庭的压力,能放手去做很多事情,不用顾虑是不是要回家煮饭,小孩有没有去上课,学的功课有没有练习。

“并不是我不想结婚,就是没有对象,没有遇到,我的重心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好,既然我有选择、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要把地方做好。”她说。

进步和“反挫”

从一些数字看,台湾的性别平等不论在亚洲还是在全世界,都属领先水平。

根据台湾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发布的《2020性别图像》,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8年性别不平等指数,台湾性别平等表现在全球排名第9名,是亚洲最高。

2018年,台湾女性立法委员比率达到38.7%,而邻近的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均未达三分之一。

尽管有女总统在位,女性立法委员的比例表现也优于许多国家和地区,但台湾的一些资深男性政治人物仍然对女性从政者发表许多歧视言论,集中在女性的外貌或婚育与否的攻击。

2012年,蔡英文第一次参选总统时,民进党大佬辜宽敏曾明确说“穿裙子的不适合当三军统帅”。

今年12月,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出席助选活动时说“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厅,可以拉到房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曾讲“男人以天下为家,女人以家为天下”。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婉莹认为,台湾性别平等一直在进步,但同时“反挫”的力量也持续出现。

她指出,这些歧视言论不是零星的,也不只是这些男性政治人物没有意识而已,而是一股希望将女性推回传统位置的力量。

“女性当总统或者立法委员,这种有权力的女性某个意义上与她的传统性别位置矛盾,所以当更多女性取得了权力、脱离了她原来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位置后,仇女这种言论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它代表社会在进步时碰到反挫的压力。”杨婉莹说。

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教授陈宜倩则认为,许多歧视言论体现了台湾乃至华人传统社会中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男性是经济提供者,而女性在才智、才能方面不要超过男性,在婚姻方面必须要结婚生子,在家照顾小孩。只要你任何违反了任何一项,你就可能被严格检视”。

歧视女性的言论不少是来自资深男性政治人物。陈宜倩分析, 在以往女性无法从政的时期,他们比现在更有权势,“所以会出现一种被剥夺感,无法消化,只能用言语去贬低女性。”

2002年,台湾颁布实施《性别平等工作法》,对促进保障女性职场平等、保障生育权、防止性骚扰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

陈宜倩认为,其中很多法条政府应该更严格执行和检查,如法律上规定只要有100名雇员以上的雇主,就必须提供有育婴的设施或措施。

杨婉莹则观察到女性从政者单身比例很高,因为女性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负担重,职业选择相对受限。她认为,政府应该提供一些托育政策,将女性从家庭和育儿的传统负担中解脱出来。

对于那些歧视性的话语,陈宜倩认为民众可以直接用选票来表达反对。“当一些人说出了这样的社会歧视语言,那就不要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