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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民间金融案例,至今仍出现在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上。2006年,年仅26岁的吴英通过大量借贷,在浙江东阳快速崛起,缔造本色集团,2009年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2012年,最高法院认为量刑不当,吴英被改判死缓。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曾公开评价,吴英案之所以波澜起伏,是因为吴英背后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十年·未忘”之“新闻续集”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责任编辑 | 冯叶

一只120斤重、装满了诉讼材料的箱子,是吴英父亲吴永正进京的标配。拎着这样的箱子,他几乎每个月就要跑北京一次,已经跑了14年。

吴英是浙江东阳人,做美容生意起家,2006年成立了本色控股集团,涵盖广告、洗业、酒店、电脑、婚庆、装饰、物流7家子公司,注册资本1个亿,因此有了“亿万富姐”的称呼。这一年吴英只有26岁。

但从一夜暴富到身陷囹圄只用了短短10个月,2007年,吴英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捕,此后两次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

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实际骗取3.8亿余元。

吴英案因为有着民间借贷的普遍性,死刑判决甚至在法院内部都有争议。2012年4月,最高法院认为量刑不当。5月,浙江省高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4年,吴英在狱中获得第一次减刑,死缓改为无期徒刑。2018年,又被减刑至2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0年。

目前,吴英与父亲仍在争取案件重审。

吴永正 (农健/图)

1
重燃希望

入狱至今,吴英一直在自学法律、反复写申诉材料。刑事申诉是吴英案最核心的部分。

在她亲手写于2019年10月27日的刑事申诉状中,她先写出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条件之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解释,然后详细罗列了法院判决的集资诈骗3.84亿元中,有1.91亿元不属于此目的,由此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申诉。

从2013年起,吴永正就向浙江省高院提出吴英的刑事申诉,但递交材料6年来至今没有回音。2019年5月,吴永正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条短信,让他补充相关材料,他又燃起希望,重新辗转于东阳、杭州和北京之间递材料。

除了刑事申诉以外,吴永正还在进行一项行政申诉,即吴英诉东阳政府案。由于各方争议较多,吴英名下资产至今未能完成处置。

吴英一方一直希望搞清楚吴英究竟有多少资产。其代理人蔺文财曾向媒体表示:“先通过行政诉讼推动资产评估和处置,如得出资产大于债务的结论,再申请重新审判吴英案。”

东阳市政府曾对吴英名下部分资产进行过处置,但吴英一方对此并不满意,认为导致其资产缩水。

在吴永正随身携带的厚厚材料中,有吴英这些年的亲笔信、明信片,还有一份由吴英妹妹整理的、东阳方面发布在淘宝的吴英房产拍卖信息:2019年8—12月,吴英共有28套面积在150—250平米之间的房子和一栋面积768平米的别墅被拍卖,评估价共8000万,成交价5300万。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曾公开评价,吴英案之所以波澜起伏,是因为吴英背后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

吴永正每个月14号,都雷打不动去监狱看吴英。“我们什么都不聊,就聊案子的事情,她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解释完我就走了。”吴永正在北京的酒店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离开后,同去的妈妈和妹妹会跟吴英聊聊日常。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多跟女儿说两句时,吴永正说,“再多说她就会挨骂了!谁叫她这样子搞我。”

有一篇吴英在狱中发表的文章叫《父爱无言》,是这样描写的:“那天会见,父女隔窗相视,沉默良久。……‘爸,好想您!身体好吗?’听筒传来冷冷声音:‘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我冷不丁噎住,呆了半晌,只好没话找话:‘我现在挺好的,您放心。’老爸不屑地回应:‘你在里面好个屁!’这下子,我手足无措,彻底语塞……”

2
为吴英奔走的人

目前,为吴英奔走的几乎都是“老头们”。吴永正65岁,律师田文昌73岁,代理人蔺文财67岁。

律师田文昌曾经是吴英案一审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关注吴英案十年。此次吴永正赴京,又去京都律师事务所拜访了他,因为拜会多次,在会客厅等待时,他甚至听得出田律师的脚步声。

除了吴英案本身,让田文昌始终关注此案的另一个原因是吴英的父亲,“他非常执着,执着得不能再执着。为了女儿,他把命都搭进去了,所有的一切他都不顾了”。

蔺文财也曾是企业家,蒙冤入狱四百多天后出狱,之后就一直在为企业家的案件做代理人。他也主张吴英无罪。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到浙江,为吴英行政申诉的案子做了一次听证,一位熟悉吴永正的记者说,“当时搞得老头们都很高兴,以为会有大的进展,结果被驳回了,一下子又很泄气”。

这些年,吴英的两位律师往返北京、杭州、东阳189趟,他们没要律师费,但路费吴永正坚持要出,花了数百万。仅仅是打印资料的钱,吴永正估摸也有30万了,每次都打两千多元的材料。这些钱,刚开始是家底,后来问朋友借。

从东阳到北京的这条路,吴永正已经非常熟悉。14年来跑了上百次。来北京,不仅为了申诉,也联系学者和记者。

在北京,与他相熟的记者都叫他“老吴”。每次来,都有几位记者采访他,没有报道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喝酒。这些年来,他说接触了数百位记者,还记得早年间采访他的记者的名字和样貌。

万茵是媒体人,也是最接近吴家的人。他在10年前认识吴永正,此后一直密切联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吴来北京这么多次,没有一次出去玩过,即使拉着他去看演出,也是看了一半就兴味索然地出去抽烟了。每次相聚,也只谈吴英案,除此之外便是沉默、吸烟。

司法机关有工作人员与吴永正联系多了,也成了他的朋友。采访期间,他给浙江省高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接起来说,“老吴你好”。他笑笑回,“是小吴”。

万茵说,这些年下来很多人都觉得没意义了,“但老吴给我一个启示,死胡同不走,怎么知道是死胡同?说不定还能把胡同给走通了”。

3
“钱多了,保不准是坏事”

这些年,吴永正一直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近几年老楼房二三楼的长廊才加上了护栏。他骑一辆电动车出行,爱干净,每天把车擦得锃亮。

案发后的最初几年,四处奔忙的他会接到威胁电话,也有很多朋友劝他晚上不要出去走,但他照走不误。“我脾气暴起来,谁都拦不住我。人总有一死的,我怕你什么?”

不在外面跑的时候,吴永正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新闻,在电脑上打打牌。关于吴英案的文章,他都会读。最近的一篇,下面三千多条评论他都逐一看过,“大概有十几个说话比较过分的,但我也没必要生气,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你”。

在东阳,人们反而开始来找老吴帮忙,为了家里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希望通过他联系媒体、找律师,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对方什么是合理合法的途径。

靠在酒店的墙上,吴永正一根根地抽着烟说,案发时吴英已经结婚了,农村人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了,但别人不管,作为父亲能不管吗?“她妈妈没文化,不会在外面跑着打官司,其实我也没文化,但碰到有什么办法?自己的命嘛。”

吴英还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有了孩子。吴英妈妈此前帮忙看外孙,现在孩子大了,她在外面做点活。生气的时候,她会劝老吴不要管了,他回嘴,“口是心非,有本事你不要哭,不要抹眼泪”。

原来吴英公司的高管们,现在都去当老板了。他回想在本色集团之前,吴英开美容院一个月多时也能赚50万,要是安安稳稳经营下去多好,“人一生之中离不开钱,但钱多了,保不准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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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未忘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