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刘晓阳,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8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现居美国波士顿。

原题
妈妈给我改文章

作者:刘晓阳

母亲林北铭,原名夏孟英,1923-1968。祖籍杭州,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女中,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为圣约翰大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组建上海省吾中学,河北省深县一中校长,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东南亚处处长,全国总工会国际工运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月16日,文革混乱中死于非命。

作文题目又是“一件好事”

我的妈妈夏孟英生于1923年,祖上就是戏剧《杨乃武与小白菜》里那位最后主持平反的户部侍郎夏同善。以前我家曾有过一幅中堂,是同善公手书的李白《送友人》。笔法苍劲浑厚。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我小时候每天在堂屋里看同善公这幅手书,背下的这首《五律》。后来大姑姥姥夏怀仁来我家看到这幅字,流露出想要的意思。妈妈就让我爬上柜子摘下来送给了她。

母亲林北铭

妈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很好,中学念的圣·玛丽亚女中,大学又念的是圣·约翰教育系,自然不会放过对儿子的教育。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妈妈开始让我背古代诗词和《古文观止》。

我小时候上学精神不集中。为此,老师没少找家长。自然每回都要挨一顿训斥。由于我老完不成作业,故经常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背古诗文的事只好暂停。

记得一次爸爸妈妈在堂屋里训练弟弟背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弟弟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是背不下来。我在里屋听了一遍又一遍,却背了下来,便忽地窜进堂屋大叫:“我背下来了,我背下来了。”

爸爸妈妈被我吓了一跳,也没说什么,就听我背诵。我一口气把《兵车行》背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得意地看着爸爸妈妈的笑脸。忽然,只见妈妈的脸色一沉问道:“你的作业做完了没有?”

我这才回过味来,不好意思地说了声“没有”,便赶紧跑回到自己屋里。临进门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爸爸妈妈憋不住紧绷着的面孔,相互会心地一笑。

我小时候最差的功课就是写作文。作文题目枯燥乏味,最多的是写“一件好事”。半班同学都写捡钱包,而我又从来不曾捡到过钱包。除了上课不听讲,小动作太多,就是完不成作业,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干过什么好事,所以也没得可写。

记得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每周都有一节作文课,要交一篇作文。大部分同学在课堂上就做完交了。我却总是写不出来。到了下课就说没做完,拿回家接着做,我就这么一周一周地拖。拖到学期结束,老师才发现我整整一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那学期我的记分册上作文一项得了个红色的1分。

妈妈看了我的记分册,被我的打马虎眼气得够呛。自然又少不了一顿训斥和打手板。

妈妈为了让我心服口服,总是问我该打几下,如果我说的数目太少的话,她会增加。通常是按所犯错误的大小认打五下、十下,或十五下。我家一把比现行市尺略长一些的旧制黑木古尺,就被妈妈用来打我手板时打断了。由于该打的数目还没打完,便又找来一把笤帚疙瘩补足。

虽然妈妈惩罚我的说谎、打马虎眼和不完成作业,但她也给我很具体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帮我改作文。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到北郊的人定湖公园去划船。船到湖心看到有一条灌满了水的船半沉半浮在水面。于是我和弟弟掉转船头,一下一下地冲撞那条船,将它朝岸边推去。等推到岸边时,我们租船的时间已经到了,只好上岸交船。

不料过了周末回到学校上作文课,题目正好又是《一件好事》。我一看这题目就头疼,忽然想到,周末划船时,牺牲了租船的时间把一条半沉的船推回岸边不也是件好事吗?于是便写了下来。到下课时仍是没有写完。

回到家里妈妈质问我的作文写完没有。我说写了,但确实没有完。

妈妈用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让我拿出草稿给她看。我从书包里掏出来递给了她。妈妈接过来坐到桌前,取出笔飞快地给我批改,眨眼工夫就改完了。妈妈让我坐到她跟前,指着批改处告诉我,某词应该如何用,某句应该如何写,某段应该调到某处,哪些句子和段落可以删掉。

经妈妈这么一指点,我立刻茅塞顿开。原来作文并不需要有多长,要紧的是在意思表达清楚的前提下,尽量简练。

我按照妈妈的批改重新誊抄了一遍,第二天交了上去。过了几天老师奇怪地问我,你的作文怎么进步得这么快?

我只好老实承认,是经妈妈改过的。我的老师刘惠敏也是读旧书的出身,不但写一手好毛笔大字,而且画一手好国画。她对妈妈给我改作文的事抱欣赏态度。妈妈前后帮我改过的作文大约有十篇上下。

妈妈由于工作忙,经常回家很晚,我和弟弟都睡了。第二天我们上学时她还没起床。甚至有时她为了赶工作,干脆住在招待所或同事家里几天不回。唯其工作太忙,使我得以打马虎眼,拖欠了整整一个学期的作文和经常完不成作业。

1950年代林北铭在机场接外宾,右为单位工作人员

“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我小时候上的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六一幼儿园。园内设备非常考究。原来家住东城真武庙胡同一个大花园里,走廊环绕,曲径通幽,楼台亭榭,假山喷水池,一应俱全,与后来所看《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相仿佛。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北京著名的私家花园——莲园。

1959年机关合并改组,所有大花园里的住户全都搬了出来。我家搬进了西城一座市民大杂院。里面司机、锅炉工和机关干部各色人等都有。我家在这大杂院里套着的一个独门独院里,结果成了全院生活水平最高的一户。

记得1960年代初的一天,忽然听到邻院传来哭声,原来是死了人。第二天居民委员会的人来我家,说邻院死了个老太太,大家捐款给他家办丧事,希望我家也能“凑份子”。妈妈二话没说,当即捐了十块钱。这在二级工每月40块钱养活全家的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又过了两天,忽然听到邻院有乐队在演奏。我跑出去一看,原来是那家正在出殡。一队中老年男人穿着黑袍、戴着黑帽正在用芦笙、唢呐等中式乐器吹奏。我想大概都是些过去专门给人办丧事的蓄发和尚吧。不然,如何凑得起如此专业的一个乐队?可细听他们吹奏的乐曲,都已经是现代歌曲,如《社会主义好》等。其中居然还有一首《真是乐死人》——这不成了幸灾乐祸了嘛!

到了周末,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又来到我家。妈妈不知出了什么事,又走出门口迎接。居委会负责人说,邻院办完了老娘丧事的孝子要来致谢。妈妈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

谁知忽见一个头戴白布孝帽子、腰系白布孝裙的中年男子,踉踉跄跄地快步冲到院子中间,朝向正在门口台阶上和居委会负责人说话的妈妈,双膝一跪,倒头便拜。

妈妈一见,赶紧走下来将其搀起,连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那人满眼含泪,连声大恩大德地道谢。好歹总算让妈妈把他们连推带劝地送了出去。

妈妈回到屋里,和正在探头往外瞧的爸爸打个照面,互相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妈妈回头又把我吆喝进屋,不许我跟着去瞧热闹。

我这时忽然想起爸爸妈妈刚让我背的古文《唐雎说信陵君》里的话:“……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妈妈本来已经忘了捐钱的事,却被这突如其来五体投地的磕头谢恩弄得很是别扭。

世道真是变了

由于妈妈工作忙,所有的家务都由我守寡的大姑操持。我从小只见识到这样一位对我管教严厉,却又很少能让我亲近的妈妈,也不觉得有异。后来我发现同学的妈妈大都像我大姑一样管家,才知道我的妈妈在这一点上确实不是很行。

”开始,大姑因成分问题被妈妈提前送回了老家,躲过了“红八月”这一劫。妈妈的正常工作也停了下来,能够分心料理一些家务了,才使我忽然发现妈妈原来也有很可亲的一面。她见我长大了,有些家务琐事也肯征求我的意见。在我到了初中毕业的年龄才有机会和妈妈亲近。

记得那时新的《毛主席诗词》增订版刚发行不久。一天,只有我和妈妈两人在家,忽然想起妈妈小时候让我背古诗的事,便跟妈妈说,我已经把所有的毛主席诗词全都背下来了。

妈妈不信。我就让妈妈考我。

妈妈拿着书,念一首诗词的题目,我便顺口溜一般毫无韵律地将其一口气背完。一首接一首地背,直到背完全部37首,妈妈才相信了我的背功。

妈妈在我念书的事上没少费心,我却仍是不争气,不但尽打马虎眼,而且至多就是个“功课中上,不与人争”的一般中流生。弟弟从来没在念书上让妈妈费过心,却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和班干部。妈妈对我的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直到我数度向妈妈显示出我课余背诗词的爱好,才使妈妈由逼我自己说出该打多少下手板,即使打断了戒尺也一下都不饶恕,到转回头来用欣赏的眼光笑看这个虽然功课中游,似乎也不是太傻的大儿子;这强烈的对比使我倍觉妈妈的可亲。

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一共也没过几天。1968年1月3日清晨,妈妈一早起来,走到我的床头说:“羊,妈妈上班去了。”

我还没有睡醒,便闭着眼睛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这就是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连看一眼都没有。

下午我从学校回来,发现家里已经被抄。晚上妈妈没有回来。爸爸先还安慰我,说所有的当权派都免不了群众的审查。但最后他还是放心不下,让我去给妈妈送半条“海河”牌香烟,以打探情况。

我到了妈妈单位,关押她的人不许我见,只把我带的烟拿了进去。

三天以后的1月6日,机关通知家属,妈妈从关押处跳楼自杀,并送回来妈妈的遗物。那半条海河烟尚未动过。我知道这消息的感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连哭都没有哭出来。

去宣武医院认领尸体时,大姨、二舅和二姑看了以后,强行把我们全家拦在了停尸房外,不让我们看到妈妈死后的惨相。火化是堂兄蹬了辆平板三轮车替办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以至于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梦见妈妈忽然回来了,原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被关押在秘密地点。等我从大兴奋中惊醒,但见床前如霜的月光,才知道又是南柯一梦。

我家种了棵香椿树,每年都可以吃到香椿芽。院里邻居家的小孩偶尔来偷,我总将他们轰走。我们家里出了事,不但没有任何同院的邻居表示过丝毫的同情,而且那几个过去只是偶尔来偷摘香椿的孩子,更是明目张胆地来掐掉所有香椿树刚发的嫩芽,当年就把那棵香椿树给“憋”死了。

就在我家因妈妈的死而被扫地出门的日子里,我无意中在院门口见到了当年跪地给我妈妈磕头谢恩,感谢妈妈捐款给他老娘办丧事的邻院孝子,胳膊上戴着个尺把长的不知哪派的大红袖章扬长而过,当然不会答理我。我这才明白:世道真是变了。

1980年暑假我去上海看外婆时,正值电视台播放《杨乃武与小白菜》。外婆指着电视屏幕说:这个人就是你外太公夏同善。

当年我同善公给“屈打成招”的杨乃武平了反。可他自己的曾孙女却是宁死也不肯屈打成招。

妈妈死后八年,我才知道她还留有遗书:“罗织。冤哉!冤哉!我想不通……”妈妈死后32年我才从她当年的“同案犯”胡刚伯伯处知道,妈妈还留下了一句话:“诬枉无罪者,亦成其罪也。”(据胡刚伯伯说是出自《后汉书》)。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后来,已经从联合国新闻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妈妈生前好友邢凤宝阿姨告诉我,妈妈在圣玛丽亚女中念书时功课极好,英文比她自己强多了。后来她狠读了一通英文原著小说才把英文补上。在一本介绍邢阿姨生平的书《联合国里的中国女外交官》里讲到,那年,她得了该校英文成绩第一,妈妈同时得了中文成绩第一名的奖赏。

邢阿姨还告诉我,妈妈上中学时就常写些犀利的小杂文,当时就有“小鲁迅”之称。在她们的毕业纪念文集《凤藻》里收有一篇。

听爸爸说,妈妈曾跟他讲起小时候的事。外婆有些重男轻女,本不打算让妈妈念大学,高中毕业就可以考虑嫁人了。结果亲戚都跟她说,你女儿功课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念大学?!

外婆在亲戚的劝说下没再坚持,家里本来也不缺学费。妈妈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还在宋庆龄先生的介绍下,去景宋先生那里给周海婴当过不长一段时间的启蒙老师。后来妈妈被她舅妈的兄弟看中,雇去当了秘书,并送给她一块名牌手表。这手表妈妈一直戴到1960年代初。

妈妈还与教育系其他毕业生一起,办了一所专供约大教育系学生实习用的学校——省吾中学。这所学校至今仍在。“省吾”二字虽然出自《论语》里的“每日三省吾身”,而实际还与“醒悟”谐音。

后来妈妈借口去美国留学,奉命悄悄离开上海,化名林北铭,去了北方根据地,并在那里认识了当地农村出身的爸爸。妈妈有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不但讲一口上海话,一口标准英语,一口不带上海腔的普通话,而且在和我父亲这边的亲戚来往时,特别是在家里和我大姑说话时,都用父亲老家的方言。我父亲这边的亲戚全都对她尊崇有加。

妈妈的另一位生前好友曹宝贞阿姨说,圣玛丽亚女中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作家张爱玲,走了文学之路。另一个就是夏孟英,走了政治这条路。

她们两人一个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一个是夏同善的曾孙女。曹宝贞阿姨曾跟我说:“张爱玲跟你妈没法比的。”可张爱玲早已蜚声海内外文坛,而我妈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被抄走,再也没有发还,连笔迹都几乎没有留下。唯有亲朋好友,特别是圣玛丽亚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老姐妹还对她念念不忘。

妈妈死后16年,我终于走上了她当年说去,而实际并没有真去的留学美国之路。在机场上,我忽然想起了当年挂在家里堂屋的那幅同善公手书: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原载《南方周末》 20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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