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播客作为自媒体愈发成熟，许多人也养成了日常收听的习惯。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今年成为一个播客主播，以声音形式真正为性别议题“发声”。
直到年底，粉丝数寥寥，收听量也不高，这让她陷入了自我怀疑，这是一种持续可行的服务性别议题的方式，还只是少数人的抱团取暖？
有点“田园” 有点女权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欢迎来到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
这是我播客开头的介绍语。我叫肖美丽，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的播客叫《有点田园》，这个田园就是“田园女权”的田园。网上对田园女权的攻击是，你不是一个正统的、高级的和纯粹的女权。但女权主义本身就讲究交叉性，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来讨论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个词的污蔑是不存在的。
我们最近做了一期关于Kim的节目。Kim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婚姻存续期间遭受了李阳严重的家暴。之后她曾发声和起诉，甚至推动了反家暴立法行动。但11月28日，她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原谅了我的丈夫”。
我就和当年Kim的助理林爽，还有资深的社会工作者吕频一起录了一期节目，说她的微博会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反映了反家暴行业的脆弱：特别依靠舆论的力量，因此大众特别害怕舆论受到损害。
我们的播客有三个主播，我、张累累和田左一。播客是我们的业余劳动。我自己开了一家淘宝店，张累累在找工作，田左一还在上学。
我觉得，播客比起文章，也是一个让不熟悉女性议题的人更好接受的途径。因为听播客不像文章看起来很累，播客可以让你在做家务、通勤等眼睛用不上的时候，用上耳朵。有时候我们的播客出来了之后，一些朋友就会把我们的节目放给自己的爸妈听，让自己的爸妈来接受一下教育。
19年我们有一次在英国坐火车，外面是大草地，上面有一坨一坨的羊，天特别蓝。我拉着田左一商量播客的名字。我们就在火车上面聊一整路，聊得脸特别红，口干舌燥，觉得这个想法很棒：“田园”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词，我们想要以一个田园女权的立场来讲话，就是去讨论中国的性别现状。
在前几年，女权主义者是一个骂人的词，但是这些年进步了，女权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好的词。然后大家就开始攻击你是田园女权主义者，所以我们走的是拥抱污名的路线。
摆脱“浪漫爱”的想象
今年9月，我们录了一期播客聊到了女性的自卑和自怜，讲的是为什么“灰姑娘”总是上“王子”的当。我说起了在我十七八岁特别“恨嫁”的经历。
在《流星花园》热播的那段期间，身边的女同学每天都在讨论这个剧。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这个故事是进到我心里面的，我有了一个关于浪漫爱的标本：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会有一个很优秀英俊的男孩喜欢你，并且喜欢你一辈子，你永远是被照顾的那一方。十七八岁的我就会想，我到现在都没有伴侣，我是不是非常没有价值，每天都很忧愁，很有挫败感。
我们的嘉宾就说，这种心态与社会对女性的认可有关，似乎对一个女人的称赞就是她能够找一个好的男人，这被看作是女人的本事。
我从小没有跟父母一起长大，我的很多观念是被影视剧塑造的。小学五六年级后，父母和单位多争了一套房子，新房子在马路对面。我常常一个人住在那里，大半夜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管我。我当时看了很多武侠古装剧，男女主角总是在感情发展到最后阶段，也就是快剧终了才发生关系，但是不会演出来，而是用第二天床单上的血迹作为隐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对于性的想象就是初夜床单上的血，我想的是，我发生了第一夜之后，我有那个血，我要把它裱起来。
上了大学之后我跟一个师哥交往，我去他家住的时候，他会问跟上一个男朋友是否发生过关系。我说只是看电视。他觉得，一旦跟我发生关系，就需要对我负责任，但他不想负责。我觉得他们对待我好像一个待售的商品，得去找一个买我的人，付钱，然后负责。我的处女情结也让我给这个商品贴上贴纸，让它成为一个封印。如果贴纸被破坏了，那我就是一个被用过的商品了。但我隐隐意识到，我好像没有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这让我觉得非常挣扎和矛盾。但为什么男生们就没有这种束缚呢？
9月份我们还有一期节目聊的是女性的外貌焦虑。当时说要聊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我好像没什么能说的。但是之后仔细一想，很多记忆就冒出来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想成为一个主流美女，烫长卷发戴美瞳，每天脸擦的雪白，还接过假眼睫毛。也穿了很多年的塞胸垫的钢圈胸罩，努力尝试高跟鞋，穿纱纱的裙子。
当时我和师哥去一个素食餐厅吃饭，我随便跟他聊了一下果食主义者，这是素食主义的一个分支，他们觉得植物也有生命，比如不能谋杀胡萝卜，只吃掉在地上熟了的果子。他就说，为什么你一个女孩子，跟我聊这些呢，你看起来不像呀。
当时的我，就是一个戴着美瞳烫着卷发，穿着雪纺连衣裙的女孩子。而他觉得，他才应该是有趣的那个人。我觉得他们其实不在乎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聆听者、追随者。
我们在节目里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有一个朋友如果不说自己有外貌焦虑，我真的看不出来。因为她是那种大眼睛、打扮很日系的女孩。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女性的外貌焦虑与你的长相没什么关系，就算是主流的好看，也会有焦虑。她每天一定要化了妆才能出门，她说化妆给了自己主动权去面对世界。但我觉得她赋予化妆太多的意义，如果是主动选择去面对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是化成妖魔鬼怪的样子，而是化成别人觉得好可爱的样子呢？
不过之后我也会想，我是不是太苛求了，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不用随时随刻搞得那么紧张去和世界作对抗。
大学时候，我的外貌焦虑、“恨嫁”和处女情结的矛盾都堆在了一起。在恋爱失败之后，我发现电视剧、老师和父母教给我的，其实和实际生活是不同的。我觉得我应该从自己的经验里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我作为个人的话，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一直想有一个齐刘海的娃娃头，但从小别人就告诉我，我的额头太短了，不适合剪齐刘海。但当我终于把我的波浪卷发剪成了齐刘海的娃娃头之后，我发现，这是我想要的。
我为什么叫肖美丽？这是高中时候同学给我取的土气外号。我保留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要拥有美丽这个词。我不想再被别人说我是不是美的，我要自己去定义和探索美丽。这有点像我学画画的时候，我学会了画色彩的那个瞬间。
最开始学的时候，我不会画色彩，如果我画一个立体的罐子，我会在亮的地方多加一些白色，暗的地方多下一些黑色。后来老师告诉我，我才发现一个陶罐是有很多颜色的，棕色是一个光谱，里面有很多黄色、红色和绿色。学画画不是去上一个课，听老师给我讲什么，我马上就可以懂的，而是我一定要自己去做。我看到一个陶罐，我在上面找到颜色，我觉得陶罐给我一个什么感觉，然后把它画出来。
其实成为女权主义者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自我重建，需要自我赋权。我不是那种在图书馆或者书店看到一本书就突然成为女权主义者的。
我真正接触到女权的信息是在大学。大三的时候我去台湾做交换，上了很多心理学和试验电影的课，这几门课的老师不是教性别和女权主义的，但是他们在课上都会很自然的去谈到一些有性别视角的观察，比如一个讲英美儿童文学的老师，讲到了绘本《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一个缺了口的圆和小扇形只有能匹配地插在一起，才能一起滚，用这个符号讲爱情。当时老师问，如果滚着滚着小扇形长大了怎么办，这时候她狡黠一笑说，在关系里面，有时候女性成长了，男性不成长，那么这段关系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在台湾，我接触到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东西，我没有任何障碍地接受了“女权主义者”身份，因为它跟我体验是一致的。
从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2018年底，张累累去伦敦读性别研究，我就去伦敦投奔她。有次我们在朋友田左一家里吃饭，当时她正在外放中文播客。她抱怨，本来节目里的两个女主播特别有想法，但是为什么来了一个有话语权的男嘉宾，她们就会变成“嗯嗯、老师说得真对”。当时我们随口一提，要不我们自己也搞一个播客，她们能讲的，我们也能讲。
刚成为女权主义者那些年，其实我是有些傲慢的，就是觉得大家都要醒一醒啊。我的心态没有摆正，如果我成为女权主义者，是要别人觉得我特别正义，特别厉害，那么我就很容易去谴责别人或者心理不平衡。我去一些地方宣传，很多人拒绝我，觉得我是发传单的或者推销健身房的，我会非常生气。后来我就反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因为我觉得别人欠我的，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你们好，你们为什么不听。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想做、我觉得重要才去做的，其实我确实跟发传单或者推销健身房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人需要跟别人形成关系 才能活下来
今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广州，暂住在几个朋友家里，她们都是之前做女权行动认识的朋友。白天她们出门上班，我就在客厅里办公。
当时“田园女权”这个词又被炒起来了。一个女明星的老公在微博发文章，说“田园女权”害人害己，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田园女权的讨论：“田园女权”被称为“思想毒瘤”，即“偏激”又“受害者思维”还“作死”，“不是真女权”，“把女权都搞臭了”……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名字就叫有点田园，应该聊一期田园女权。
我找了吕频来录第一期节目。她是女权之声的创始人，是我们一群同行者中最犀利和最有智慧的人。聊完之后，我就开始找没有版权的音乐作为片头曲。在网上自学了半小时的音频剪辑后，就上手剪了。吕频后来听了，说挺像回事，开头结尾还有音乐呢，很像一个正儿八经的电台了。
我认识吕频是从台湾回北京后。我在豆瓣上面找到了女权之声的线下放映的活动，之后去了女权之声的办公室。大学毕业后，我想做一个“肖美丽的女权徒步”活动，从北京走到广州。但其实一开始我不敢走，我想想而已，但吕频说，你去的话，我就陪你走一半。我才有了信心去把想法变成实践。
那些年我认识了不少同道中人。后来大家各自寻找新的出路，很多人开始要身兼多职，还有人去当了纹身师。更多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更难找到对自己有意义的工作。
不过，播客提供了一个再次聚合这些朋友的机会。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觉得谁都是我的嘉宾。我看到每个人都会说，你有什么可以被我“利用”一下的地方吗？你有什么可以来做我的节目的内容的吗？录制第一期之前，我一股脑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16个名字，以及她们可以聊的话题。比如一个走访了上海家暴庇护所和看守所的朋友，还给亲戚朋友办了一个性别培训，我就会在她名字旁边写：家庭暴力、性别培训，觉得她这两方面可以利用。她就是最近聊kim事件的嘉宾林爽，这不就把她给用上了。
有时录节目嘉宾不在身边，我就打开电脑和对方视频。录节目不像当面聊天，可以有肢体互动或者直接说话，我们想要发言的时候，就会在视频里举手或者挥手，有时候遇到大家都想说的话题，屏幕上就出现了好多的手。
在广州的时候我录节目很密集，前一天录完一期女子登山队，第二天就又跑去录女权妈妈生育。我找了一种新的关注女性话题的方式。
比如性别歧视。我们就最近很火的《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聊了一期就业歧视的问题。当时出版社找到我们，让我们帮忙推荐一下这本书，会给我们寄一些书作为赠品送给粉丝们。我们就挺开心的。
书里的最后一句话是：由衷地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一个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当时嘉宾就说，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我觉得很感人，我们总说希望其他女性可以拥有梦想，但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愿望是更迫切的。
很多人都跟女权主义者保持一种距离，外界很多时候不理解和不认可我们，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联系这么强。
我们之前做活动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很多朋友待在一起，大家还是会觉得很有力量感。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都分开了。我家在成都的房子租户想要搬走，我想，我也该回成都了。
我是7岁开始在成都居住的，直到18岁去北京上学，一直都过着非常小范围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朋友。成都算是文化活动比较活跃的城市，这也是我选择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前我想跟一些做性教育的人进行合作，但后来发现有的人连LGBT的常识都不懂。还有一次做《黑箱》纪录片的观影活动，在场的人都分辨不出什么才算性骚扰。我就使出我最大的力气，去跟他们普及一些知识。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说我太强势了。
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叫《创伤与复原》，书里说如果你被关到监狱里面，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好很多，因为你是有同伴的。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很容易跟拘禁你的那个人形成关系，因为人需要跟别人形成关系，才能活下来。比如战争对很多人有创伤，但是克服创伤的办法，就是跟你的战友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些战友，我们的关系和陪伴特别重要。
我希望永远在场
前段时间，我爸体检查出了疑似肺癌，我就回去眉山老家的医院照顾他。我从小没跟他们一起长大，关系没那么亲密，也没什么话说。之前我妈没有工作的时候，经常来催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她很想要一个孙子，因为她没事情干，所以想帮我养小孩。
前年我把淘宝店的仓库搬回了家，爸爸变成了搬运工，妈妈负责发货，这极大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常有一些关于发货工作的交流，好像同事一样亲密无间。关于我结婚和生育的问题，他们其实没有特别严厉或者强迫我，我觉得他们之前催我结婚，只是没话跟我讲。
我爸今年就跟我说，不结婚挺好的，你要好好赚钱，不然养老怎么办，他们其实担心的是这个。最近我去医院照顾他，发现如果老了没有亲戚，确实会成为问题。但是我也不愿意为了这种担忧，放弃我觉得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我会开始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替代亲戚的角色。
我也不知道父母有没有听我的播客，反正我没屏蔽他们。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我爸觉得我心理有问题，不工作，不结婚，又搞女权，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但之后好几年我一直在外地，他们也管不到我，我们之间很少交流。我搬回成都，一起做淘宝店之后，我觉得他们对我放心多了，会对我说要好好把店做起来，这样至少还有收入，不会无依无靠。
其实之前有个奢侈品二手品牌来找我们的播客做广告，但是我觉得确实不对口，不知道如何用我们的角度去讲奢侈品。我不太明白设计奢侈品背后那种让人去消费的逻辑，所以我们也没有接受这个广告。
不赚钱也没关系，我一开始做播客就知道这是没有收益的事情。我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我的淘宝店，偶尔也会撰稿、画漫画赚些钱。我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做女权活动，从来也没想过可以靠这些东西赚钱。我觉得播客是我的事业的一个新尝试，能够产出内容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节目一直都没有什么流量和关注。我原先觉得做播客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只要我们不断不断地做，做得足够多，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听量。但是现实其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就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内容没有做好，名字没有取好，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名气？我们是不想需要一些别的流量吸引大家到这里来？
后来有一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个成为美国著名女装品牌首席战略官的女孩来讲述她的奋斗故事。因为我的焦虑，就特别想把它变成一个爆款节目，取了一个很成功学的、很猎奇的那种标题，“被保安赶出纽约时尚地标的中国女孩，如何成为美国大牌首席战略官？”之后就有听众反映，看到这种标题是不愿意点进去的，但是听了之后觉得故事很棒，标题配不上内容。
我们也会跟着热点做一些节目，比如聊了一期《长安十二时辰》里糟糕的女性角色。当时喜马拉雅平台正在推这部剧，我们又是崭新的播客，就蹭上了一点平台流量。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热点我们也跟不上。
播客的制作周期比较长，更新速度也比较慢，一期得花上一星期。我们做了一期关于《致命女人》的节目，当时这个剧特别火，人人都在夸。我们就想趁这个热点就去聊这个片子“有毒”的事情，当时我在想，也许我们这个节目录出来之后，大家可就开始批评它了，我们就能跟上浪潮。但节目发出来后，已经没有人再讨论这部剧了。这个尝试也失败了。
我当时特别的焦虑。和我的朋友们相比，我其实算是幸运的、能继续做女权事业的人。但我处在一个很孤立的状态里。我一直用以前我们一群人在做事情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产出，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出是特别不合格的。
我后来和心理咨询师聊，其实我们这一群朋友就像长在一起的一棵大的植物，我们现在就各自在不同的新的地方重新插枝、繁殖。我现在是插在了成都这块地。我很着急，我总是会以一整棵大植物来衡量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应该明白，我现在是分开出来的一个小枝，我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长根、去长枝条和叶子。
不管是作为一个女权行动者，还是一个节目的主播，我希望我在女权事业里是永远在场的，希望有新的技能去服务到事业的发展。
从《82年的金智英》我们可以从法律去聊性别歧视；还有拍私房照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拍私房照是不是不够女权，你是被凝视的、你是去迎合主流的男权审美的……我们希望去聊更深入、复杂的女权问题，找到自己的定位后，焦虑感也慢慢消失了。
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粉丝群，每天群里都有几百上千条讨论，三百多个人都没有退群的。
之前有一个博主在答复女性意外怀孕求助时，说她“心存侥幸”，我们粉丝群就讨论起来了。大家就聊到，“心存侥幸”这四个字是对复杂议题进行简单归因，认为意外怀孕仅仅是女性自己的问题，把所有责任归于女性一方，这样的表述忽略了性行为的共同参与者——男性的责任，也没有触及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讨论持续了很久，甚至有群友根据讨论内容整理出了一篇文章。
今年12月份，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线下的聚会，来了好几个我们的听众。有人说前一天晚上因为太激动了睡不着，因为非常期待线下见到别的女权主义者。很多人也说，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女权主义者，但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人可以去讨论女权问题的。有个听众说，她经常听节目，听听听，然后就暂停，就在旁边骂骂骂，骂完了就继续听，没有人可以讨论。
我们十几个人在一个咖啡馆里的包厢聊天，男老板一直进来让我们用投影看电影，说投影特别好，还有立体声，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就希望老板少点进来，我们可以聊天。一聊聊一个小时，不停地喝茶，很快就有了尿意。有人就是憋到不行了，说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大家才觉得要休息，去上厕所。但是只有一个厕所，大家就排队，有个妹妹就眼泪汪汪地跟我说，好感动，能见到大家。
活动完了之后，大家很依依不舍。有一些人要回去上晚自习、要上班，就提前走了。大部分人留下来，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家还是依依不舍的，最后就是一声令下说：我们就地解散吧，大家才慢慢地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