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聪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著有《媒体识读 = Media Literacy》丶《直接行动》和《为当下怀旧 :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研究兴趣包括城市研究丶当代中国研究;亦是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日本民间机构寄来中国援助抗疫的物资盒上,印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的唐诗,勾起中日美好又共享的历史记忆,唐朝时长屋王邀请鉴真和尚东渡,王昌龄作品代表唐诗人擅于以离伤写友谊的传统。有趣的是,这竟在国内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

在“谢谢”之余,没有听到国人引经据典,赠诗回敬,这似乎不是学养的问题。历届中国最高领导人偶尔也会吟诗念词,毛主席自己便爱写古诗词,留下不少佳作,近至上一任总理温家宝,既引用过屈原的《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曾以宋朝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自勉。可是,不知为何,这次很多人却好像不懂或不愿。

笔者的中国古典文学训练极为浅陋,只有中学水平,但我也能随便想到几句适合的诗词。俗气的一点,李白那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可以;要含蓄一点,可用刘长卿写的“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要感怀身世有杜甫的“天雨萧萧滞茅屋,空山无以慰幽独”,寄喻隔离检疫。

我们没有像古人般赠诗回敬,却有些意想不到的反应。首先是始自中国网民对日本赞赏,顺带自我批评:别人会吟诗懂历史,我们宣传部门只管叫“武汉加油”,没文化,语言贫乏。

但宣传部门也没有闲着,武汉的《长江日报》马上发文回应,作者肖畅说,相比起“风月同天”,更想听到“中国加油”,因为这口号让人“置身在一个宏伟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一颗强大的灵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似乎容不下日本召唤东亚汉文化圈的历史想像。这几年中国大谈“一带一路”,掀起种种汉唐盛世的地缘历史想像,可是,那些诗兴、古风大约只止于没完没了的历史古装电视剧。其实,肖畅那句“宏伟的集体”已道尽了底细,集体主义美学才合口味,简言之就是追求肖畅说的“民族基本的、深沉的、持久的力量”,一个宏伟的民族主义集体。

肖畅对日本人引用汉文化典故无感,却对西洋典故似乎更觉手到擒来,他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如此类比,又再惹起网上争议,例如,有人质问,“奥斯维辛”是犹太人被纳粹党关押及大屠杀的集中营,以此比喻疫情是否太过离谱及不伦不类?

但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指的是什么?

这句话一般被指出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e Adorno),不过,不少文评家及学者却像肖畅一样,错误引用了原话。例如,本月初刚去世的文评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便曾断言,阿多诺要求人们在奥斯维辛之后不要写诗;学者罗森斐尔德(Alvin Rosenfeld)甚至认为,阿多诺指奥斯维辛后不可能再写诗了,写了也是不道德的。

原话来自阿多诺一篇名为〈文化批评与社会〉的文章:“文化批评面临文化与野蛮主义辩证过程的最后阶段,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也腐蚀了为何今天不可能写诗的知识。”(出自《棱镜》(Prisms))

我不懂德文,以上我是用英文翻译过来的。我相信,无论用哪种语言来读,都会有两个发现:第一,这段话明显没有要求我们不要写诗,也没有说是不道德,事实上,他在《否定辩证法》里说过,“也许,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是不对的”;第二,这段话有些不好理解,无棱两可,甚至有点矛盾,奥尔维辛之后当然有人写诗,也大概因此才有阿多诺“野蛮”的判断,但何以他又说是“不可能”的呢?

要完全确定他意指为何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实在有点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约略诠释或猜测一下。首先,“野蛮”并不是我们平日说的不道德,或者是对人残忍或麻木不仁。在这段文字里,阿多诺说,野蛮与文化之间是辩证关系。

我参考了学者罗兰(Antony Rowland)的解释,野蛮与文化是辩证的两极,西方“”的概念,源自西方社会面对工业文明冲击而产生的,指向一种人类的精神、知性的精致而整体的培养、保护与发展,而野蛮是指文化在冲击下变得不清楚、不完整、外来的、不标准的,因此也是粗野,罗兰称之为inarticulacy。有点像我们初学外语,说起来总是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

因此,这里说的文化与野蛮,并不是我们中文说的华夷之辨,或是日常用语中“有文化/没文化”的说法。稍微读过阿多诺或介绍他的文章也知道,他对启蒙运动的判断正是有着类近文化与野蛮这样的辩证理解,在他跟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合著《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现代或启蒙)文化与野蛮发生辩证关系的。

启蒙运动以个体的思想、社会及政治解放为前题,摆脱宗教与传统的权威支配与束缚,想像自身创造出现代文化;可是,它同时是布尔乔亚社会及文化产物,受制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自主及自由的个体之间关系变成商品关系;再加上工具理性的扩张,把人放在非人化的科技统治之下,人被重新支配。他们俩是以此来解释,为何资本主义走到二十世纪,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革命,而是强大国家力量的崛起,以至法西斯主义的冒起,残害苍生。

奥斯维辛集中营正是一个代表,德国纳粹不是古时屠杀外族的蛮族政权,而是一个科技先进、工具理性发展至极至,自诩代表德意志民族这个命运共体的政治权力,发动侵略战争及屠杀犹太人,都以追求独立自主及扩张民族生存空间为理由。因此,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内含了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所谓野蛮,并不是没有经历过西方现代文明的蛮荒野性,恰恰相反,是蕴含在西代现代文明之中。

接着按罗兰的猜测,阿多诺说的“不可能”(Unmöglich),也许并非指不可能存在。在德文里,Unmöglich,除了指不可能存在或发生之外,也指荒诞、令人尴尬、别扭等等。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奥斯维辛代表的不是一件偶发灾难事件,而是现代文化与野蛮辩证的极至,即“最后阶段”,表现在人们无法不去写关于奥斯维辛等的骇人暴行,但同时又知道有太多无法说清的痛苦及恐怖,又害怕诗的艺术之美与残酷黑暗的过去极不协调。

阿多诺在另一个地方也说过,不少后奥斯维辛的诗人本身便是幸存者,他们虽然活过来,但却觉得自己本该像其他人一样死去,更不会有诗,因此,他们的存在以至他们的诗变得不真实与虚幻。据说,写下〈死亡赋格〉的著名犹太裔德语诗人策兰(Paul Celan),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至死仍为阿多诺这句话而困扰,他于1970年跳下塞纳河自杀身亡。我认为,阿多诺所说的文化与野蛮辩证法,带着强烈的废墟意识:艺术在废墟上创造文化,也是废墟的文化体现。

很明显,阿多诺这句话与如今的疫情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日本人也只是念诗,不是写诗。但是,如果我们把肖畅所说的“残忍”,换成废墟意识的理解,即文化中充满了荒诞、令人尴尬、别扭,可能还是有丁点相关与道理的。中国的现代历史,虽与西方不同,却也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追求独立自主与奴役宰制相伴随,种种痛苦与恐怖,甚至不只停留在过去与记忆。别人唤起的传统文化想像也好,或自己自许的“文化自信”也好,静下来想一想,都只让人感到荒凉、荒诞、令人尴尬,处处碰到废墟,如何懂得在文化上回话?

唐宋的古人在兵荒马乱、死伤枕藉之中还能写下许许多多不朽的唐诗宋词,安史之乱的杜甫,又或靖康之难的李清照,皆是明证。我们如今写或说不出来,难道因为我们的苦难会比古人更甚?当然不是,那很明显是另有隐衷。也许,我们的确只配向着自己喊喊“中国加油”好了,至于误引这段西洋典故,很讽刺的是,也大概正是阿多诺说的“野蛮”一种。

这件小事让我想起昔日一件文坛往事。当年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在上海发动侵略,即为“一二八”事变,鲁迅的日本友人西村美琴前来参与救援战争受难者,在废墟残垣中拾得一只饥饿的鸽子,他小心翼翼地带回日本家中饲养,后来鸽死后他还为牠立了一个冢,鲁迅知道后为此题诗,最后四句是大家熟悉的:“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此诗正合时,可惜,恐怕没多少人有鲁迅这胆量与胸襟回赠日本人,毕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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