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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武汉火车站候车大厅,戴着口罩的旅客在候车。(图源:中新社)

武汉疫情事件的三个疑点

宗城

武汉疫情事件从地方扩散至全国,发展成为中国非典以后最严重的公共卫生性事件,它已不仅仅是医疗系统内部的问题,也成为检验地方治理的试金石。关于此事件的媒体分析、非虚构报道不少,集中的一个批评点是有关部门可能存在的瞒报、漏报,疫情爆发后,国务院面向群众鼓励检举瞒报、漏报行为也可见中央政府的态度。但是,除了瞒报、漏报之外,武汉疫情事件有一些疑团仍是悬而未决、有待督察组、媒体同仁深入调查的,要梳理这些问题,不妨先从几个时间点说起。

12月1日到1月20日,有关部门的反应

第一个时间点是1月20日。在此之前,它是一个地区性的事件,披露这件事的媒体主要是武汉地方媒体和《财新》《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等个别严肃媒体,讨论它的人也还不是很多。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坦诚新型冠状性病毒存在“人传人”情况、中央领导人要求重视疫情后,它演变为全国的大讨论。随之到武汉封城、全国多地进入最高级别预防。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1月20日后,它才得到了与事件严重程度相匹配的报道力度,武汉政府的相关决策也才更积极,而在1月20日之前,武汉有关部门却恪守着所谓“外松内紧”的策略,导致疫情蔓延?

对此,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的解释是:“20日之前信息不透明,武汉是依法行事,无权公开;20日国务院会议给疫情定性之后,我们就主动公开了。”也就是说,20日之前,武汉市政府是知道疫情严重程度,但碍于审批程序,无法公开。可是令人疑惑的是,武汉肺炎第一例案例出现在12月1日,据1月20日多达50天,究竟是什么审批程序,能够将武汉市政府卡住50天之久,与此有关的人员,是否意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

在《柳叶刀》详解武汉肺炎最初41个案例的论文中,首例感染患者出现症状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且在最初41个案例中,即有人传人迹象。可是直到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2020年1月1日,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才贴出休市公告,随后进行了彻底的环境卫生整治。(引自《财新》)

12月31日,武汉的通报仍然声称病毒性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直到二十天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才证实了武汉肺炎的“人传人”现象,且有医护感染。

于是我们看到:从12月1号到1月20日长达50天的时间,武汉没有对应的防疫措施,百家宴照常,大型集会依旧,而湖北省委对此亦无动于衷,省人大会议照常进行,湖北其他市镇、乡村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这才使得疫情朝着可怕的趋势蔓延。

学者为了学术利益而隐瞒事实,还是另有隐情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卫健委12月31号曾派出专家组,调查武汉肺炎的真实情况,专家组给的意见是:,不会人传人。

可就在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论文里,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在分析了武汉疫情早期的425名患者数据后,发现早在12月底到1月初那段时间,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患者数量就开始占据绝对多数。病毒人际传播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图1.中国武汉最早的425个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肺炎(NCIP)确诊病例的发病情况。

1月8日之后的发病率下降可能是由于诊断时间和实验室确诊时间的延迟。中国CDC代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NHC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PCR代表聚合酶链反应,WHC代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WHO代表世界卫生组织。

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间,疾控中心的部分专家通过样本得出的情况,和释放给公众的情况并不一致?在这个时候,诛心地认为科研人员因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公众利益,是一个轻易但未必站得住脚的结论,因为这些科研人员同时也是公职人员,他们很清楚谎报的后果,而他们身处在这位的位置上,没必要为了发学术论文冒如此重大的道德评价风险。

真正应当追问的是:如果疾控中心的学者早在1月初就知道存在人传人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步受阻,使得武汉卫健委直到1月10日给出的论调依然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为什么耽搁了20天后(1月1日到20日),才通过钟南山确定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状况?

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所以还不能确定说,就是谁的责任。舆论现在把炮火对准疾控中心的学者,仿佛这些学者应该为事件后果买单,但是,如果这次全国性的卫生事故只是由几个学者背锅,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的表现情况如何

与此同时,2003年SARS疫情之后,国家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本来是为了预防重大疫情发生、地方瞒报漏报的,但在此次武汉疫情中,它的表现却值得商榷。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更是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但在此次武汉疫情中,这一套监测信息系统在某些环节似乎出了问题,导致中国疾控中心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疫情扩散,没能阻止患者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假设这个应急机制运行正常,它是可以弥补地方部门的决策失误的,只可惜没有如果,一切都为时已晚,如今我们在做的是事后的补救,而不是事发的第一时间扑灭,当东京的学者感叹于中国科研人员在此方面的努力时,有关部门的决策之缓慢、审批程序之繁琐显得更加刺眼。

和这些情况同样闭眼的,是即便疫情已经扩大为全国事件,中央下派了督导组调查,依然有一些部门拖沓、滞后,把人命当玩笑。比如:当中央督察组来到黄冈,询问黄冈卫健委负责人相关情况时,负责人却是一问三不知。这样滑稽的场面被央视报道了出来,当时,督查组问:“这个医院房间总量能接待多少人?”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沉默)” 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陈明星说:“118。”唐主任却说:“我记得是200左右……”督查组追问:“到底多少?”二人依旧含糊其辞。堂堂一个地方卫健委的主管负责人,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并不太清楚。

这位主任在不久后就被撤职了,但还有多少尸位素餐的官员侥幸于暗处,如果没有武汉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没有督察组的来临,他们是否依然高枕无忧,日复一日消耗着群众的耐心?我们看到,在诸多一刀切的决策背后,暴露的是湖北地方部门在治理水平上的缺失。

因此,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笔者曾在日志里说:武汉病毒性肺炎事件不只是天灾。它是一次珍贵的、甚至可以说代价惨痛的、一次面向整个社会的“教学课”。在这堂课上,我们学习的是本该在十七年前就学会的知识,我们复述的,是当年的人们,用生命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它所说的,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科学防治、公开透明八个字,但就是为了学会这八个字,我们的社会付出了不可计量的代价。而唯有真正上好这堂课,彻查事件的源头,进行制度与观念的补救,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而不是一次次迟到的悔恨、总结,事了之后又重蹈覆辙。

我们缺少的不是赞美,而是诚实,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鼠疫》所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附:相关论文

翘首以盼的流行病学数据来了|新冠肺炎

 

CDS档案|武汉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