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人们如何进行心理调适?为何会有很多年轻人对疫情异常冷漠?这与网络社会的虚拟交往有何种关联?那些“逆行者”的行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责任伦理?这些问题关乎到具体行动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心理机制,我们邀请学者许纪霖与我们一同剖解。

采写 | 徐学勤
疫情的警报声仍在呼啸长鸣,人们心头的压力未曾稍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的情绪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开始被厌倦征服,变得些许麻木。或许这是灾难下正常的社会心理,也是人基于本能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但我们不应当放弃思考的权利,不应对近在眼前的死亡与伤痛无动于衷。

每日递增的死亡数字,不只是冰冷的数据库,而是一条条曾经鲜活却又瞬间陨灭的生命。长期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许纪霖,也在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但此刻他思考更多的是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比如,在恐慌和焦虑中,人们的心理如何调适?为何会有很多年轻人对疫情异常冷漠?这与网络社会的虚拟交往有何种关联?那些“逆行者”的行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责任伦理?这些问题关乎到具体行动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心理机制,值得我们深入剖解。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紫江学者,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回归公共空间》《读书人站起来》《安身立命》《另一种理想主义》《家国天下》等。

01、加缪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新京报:这个疫情下的漫长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许纪霖:到目前为止,我的假期分为两段,以2月7日为界限。在此之前,我过得比较从容,每天的生活在“三个世界”里游走:第一世界,关注疫情及相关的动态;第二世界,做自己的专业研究,完成了一篇关于“五四运动”中虚无主义的论文;第三世界是休闲娱乐,看电影或者到公园散步,心态比较平和,不太焦虑。

但是,2月7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疫情在继续,武汉令人焦虑,各种事态令人愤怒。现在第一世界在扩张,第二世界的学术研究,虽然已经基本看完了第二篇论文的史料,有了基本框架,但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无法真正投入。而第三世界的休闲娱乐,已经变得于心不忍。

新京报: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此刻的阅读有何特殊感想?

许纪霖:我很少有读闲书的时候,通常都是看与自己的研究或心境相关的书,因为在写“五四”虚无主义的论文,我又重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实际上,我和鲁迅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们都是绍兴人,还曾经是“邻居”,他住在大陆新村9号,我住在大陆新村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小时候,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改名叫“山阴路”,也是因为鲁迅而改的。少年时期,我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还模仿他的思考和笔法,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的时候,很多读者以为作者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先生。

后来,我到中年时代开始喜欢胡适,和鲁迅渐行渐远,但鲁迅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上有了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最近,我又重读了鲁迅,以及钱理群和王晓明两位的鲁迅研究,才发现少年时期对鲁迅的那种模仿和认识都是很肤浅的。我现在才算真正读懂了鲁迅,他在民国时候的感受依然栩栩如生。

“五四”时期是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鲁迅的应对方式是“绝望的反抗”,虽然内心充满绝望,但不因此而堕落,成为犬儒,或者放纵自己。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绝望的反抗”,与加缪《鼠疫》中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差不多。前不久,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在4月份有望发表面世。

新京报:加缪的《鼠疫》,也是最近热门的作品。这本书的再度走红,不仅因为它的故事契合了现在的疫情背景,更重要的是书中的诸多隐喻具有普遍价值,加缪与鲁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许纪霖:是的。上世纪90年代,我有过一场精神上的转折——也就是从那种革命时代饱满的、实在的、期待明天的理想主义,转化为加缪所写的意识到荒谬、但注重过程的西西弗斯精神。《鼠疫》也是如此,在书的最后说,人类永远不可能战胜鼠疫,因为老鼠无时无刻不躲在城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时刻都会出来,这是一个宿命。但是,人类面对这样一个荒谬的宿命,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像那位医生一样站出来,这就是鲁迅说的“绝望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加缪是相通的。

此刻,我的内心也充满了绝望。但是,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唯一的选择依然是鲁迅式的。鲁迅在和柔石谈人生时说,人应该学一下大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这段话让我很震撼——无论对个人,还是对这个多难的民族而言,都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人生当如大象”。洒脱与执著,消极与进取,虚无与奋斗,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他的双重逻辑。这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新京报:疫情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许纪霖:印象最深的是美剧《切尔诺贝利》。起初,我并不认为这部剧拍得好,在半年多前看第一集时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技术性太强了,一开始就围绕着大量的技术问题展开情节,让人很难进入。恰恰在疫情的背景下,我把它看完了,也有了另一番感受。

《切尔诺贝利》,让我想起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著名理论。在高科技主导的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非常隐蔽,很多问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外行很难判断其中的是是非非。真正的秘密只有专家才能知晓,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即权力”:任何权力关系的背后都有一套知识话语,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很难解开。

约翰·伦克导演的《切尔诺贝利》剧照

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这场差点给欧洲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灾难,形成事故的原因是高度技术化的。发现这个问题的专家,最开始也未必出于一种政治意识,或者说对人类命运的担当,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想要在技术层面搞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步步追问下去,最后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在2003年时,我曾写过一篇讨论“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的文章,谈到过去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拉式的,他们代表人类普遍的良知和正义,是所谓的“普遍知识分子”。但是,福柯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原因是后现代的来临,这种普遍的良知和正义不存在了。我未必赞同福柯的看法,但他接下来引申出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看法非常有意思:所谓“特殊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在某一专业领域洞晓知识与权力之间秘密的人,他是专家,更是知识分子,但不是凭借常识或普遍的正义与良知,而是凭借自己的特殊知识。在我看来,在这次疫情当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王立铭教授,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特殊知识分子”。

《安身立命: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

02、“网红”医生张文宏与现代责任伦理

新京报:在这场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许纪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张文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医生“网红”,他被许多网友亲切地称为“张爸”,成为许多人、特别是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定海神针”。“华山感染”公众号发的元宵节漫画就很有意思,画着张文宏煮汤圆的形象,配文说:“让我们一起听‘张爸’的话,再多闷一会儿!”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当我们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未知病毒,许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认知都已失灵,很多人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时刻,普通人都需要寻找值得信赖的人作为心灵的支撑。过去,通常是具有某种神魅性的人物来充当这样的角色,比如说耶稣、穆罕默德,他们一开始都有一种非凡人的神魅能力,瘫痪的人到他们面前,一声“站起来”,能够立显神迹,于是众人就成为了神魅人物的信徒,追随而去。

你发现没有,历史上许多神魅人物都是最早的医生,具有某种巫术、法术。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古代的神魅人物已经不再有了,但一旦遭遇类似今天这种灾难性的大疫情,各种一般的科学常识、人文启蒙和道德教育都失灵了。一般公众所恐慌的,是如何活下去。于是,有专业知识、且具有某种李佳琦式世俗魅力的医生,就轮到他们出场了,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表演讲

很多人非常敬佩张文宏的口才,但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口才,而在于他心灵的透明和开放。他非常自信,也敢于表达、善于表达。许多在关键岗位上的专家,一旦到公众面前,说话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和官员打官腔没什么两样。也有的专业人士可能水平很高,但只会说一些行业黑话,公众也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抓不到要领。但是,张文宏面对公众时,既是专业的,也是坦然的。

他思维清楚,敢于下结论,下判断,带着那种自信、风趣和幽默,能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结果负责任,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现在这种有担当的专家和官员太少了,能够在危机时刻面对公众从容表现自己的更少。张文宏就像《鼠疫》中的那个医生,不仅在技术层面治病救人,更可以拯救人心,给恐慌中的人们以信心。

新京报:张文宏最开始在网络爆红,是因为那段“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的视频,这段视频引起了多元解读。后来,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应说,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基于契约精神,这是“大家讲好的”。你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解读?

许纪霖:这很有意思。因为一般会把入党宣誓看作信仰,但张文宏把它作了世俗性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承诺”和“契约精神”——无论是作为党员,还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既然是曾经承诺过的东西,在危机时刻就必须兑现。

马克思·韦伯把人的日常行为伦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信念伦理,即按照信念或信仰去做事,不管结果;另一种是责任伦理,即要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他认为,在中世纪,人们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秉持的都是信念伦理,做好该做的,将结果交给上帝。而在祛魅的世俗社会,人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不再有共同的上帝,也不再有天国。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就成为了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责任伦理,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和个人信用之上。

其实,在这次抗疫之中,这种责任伦理,不只体现在医务工作者身上,还体现在那些坚守岗位的保安、清洁工、快递小哥、超市营业员身上。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对病毒怀有恐惧,尽量不出门,但这些“逆行者”的责任感和勇气让人尊敬。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其背后还有一种职业伦理和契约精神支撑着。

《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03、社会冷漠症与网络虚拟交往

 新京报:你一直在做思想史的代际考察,对于此次疫情中年轻人的表现,你有何观察和评价?

许纪霖:面对这个特殊时刻,年轻一代的表现是分化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90后”和“00后”。他们有一部分人开始突然意识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原来是这么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他们以前对这种关联性是缺乏感觉的,即使有,也是正面的:国家强大,我也骄傲。但这一次,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另一种呈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如果人生当中有一个心理成熟时刻的话,那么恐怕就是此时此刻。

但是,我也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因为特殊时期大家只能待在家里,通过网络,在一个个半封闭的聊天群里进行人际交往。在好多群里,大家都闭口不谈与疫情相关的话题,反应都很淡漠;如果有,反而是那些抖音上的搞笑视频才会有市场。最让我吃惊的,是前些天晚上突然流行的扫把直立,竟然风靡整个网络,成为好多群的爆点。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普遍回避灾难?在事关民族和个人的危机面前,会如此冷漠?当然,从心理学角度很好解释,人在恐惧时会本能地逃避,就像当人在电影院里,看到恐怖镜头时会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不看,不想,不参与,以此形成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来克服内心巨大的恐惧感、不安感或负疚感。我相信一定有这个因素。但是,除了心理自我保护机制以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呢?

我不相信他们内心是没有想法的,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应试教育,他们习惯于接受一个标准答案,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向公众表达的能力。朋友圈和微信群也是一个公众场合,许多人因为长久地不去独立思考,这种能力就退化了。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冷漠,只是当他们需要展示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和情感时,他们的头脑是被掏空的,无从表达。

也有这样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不涉及自己直接的利益,不闻不问, 即使是有想法的,也尽量不去想,经常会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因为没有用,所以就不去想。他们想要的是即刻回报,奉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不思考太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只是想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达成可达成的具体目的,如果不可能,即使是“可欲的”,我也不去想、不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入骨髓的虚无主义,既没有一种明确的人生价值,又缺乏前面我说的责任伦理。

那么,今天的学校教育到底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缺的是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因为缺少生命教育,我们塑造出来的年轻一代,仿佛被掏空了心灵,掏空了情感,掏空了意志。脑子是清楚的,情感是冷漠的,心灵与大脑分裂,从中学时代学会的分裂人格,一切以工具理性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我们这代也有这样的人,但“90后”一代已经成为普遍的精神症状。我们的教育只灌输知识,但没有从心灵层面指导他们,于是,他们到了社会之后,会成为韦伯说的“没有心肝的专家”,心里只有冷冰冰的数字,没有活生生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报:这代人从小就接触互联网,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这种社会冷漠症是否也有一定关系?如何才能改变?

许纪霖:是有关系。这段居家隔离的日子,老一辈人可能会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与亲友邻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同时又不太喜欢网络上的互动,但年轻人平时就是靠社交媒体互动,因而疫情期间照样如鱼得水。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在现实世界真实交往互动的人,往往会显得不着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交往的都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就像网恋一样,那都是想象的、片面的、被抽象为符号的人,很难激起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也是虚拟世界交往绝对代替不了现实交往的原因所在。网络媒体的虚拟交往,有时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同情心、怜悯心,是因为会形成一个“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和他”。按照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说法,“我和他”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是没有灵魂和生命的,是和“我”不一样的欲望客体;而“你”和“我”是一样有情感的,是可以将心比心的,而且这个“你”不仅可以是人,甚至可以是养过的宠物。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命陪伴和交往的话,哪怕虚拟社交再热烈,也只会是一个欲望的对象。因而,社会应该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大、更自由的真实交往空间,不要压抑这个公共空间,压抑的后果就会产生冷漠。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许纪霖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

新京报:对年轻一代的担忧似乎自古皆然、中外皆然,但时代还是按照它的步伐在推进,每代人所面对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有必要为年轻人的成长担忧吗?是否应该对他们多一些信心?另外,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怎样的成长环境?

许纪霖:我承认,你的看法是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道德和担当,他们不可能完全重复上一代人。比如,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晚清时梁启超批评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老一辈人的确如此,对熟人是讲人情的,互相照顾体贴。但对陌生人,就对不起了,非常淡漠。但如今的年轻一代恰好倒过来,在公德领域,要比父辈和祖辈进步很多,在地铁里面主动让座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被感动了、打动恻隐之心了,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愿意帮助。但(在私德领域)对家族的亲戚却未必有同情心,即使是熟人朋友,也要亲兄弟明算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梁启超的命题被倒过来了。

关于个人与家国的关系之间:一方面,在年轻一代身上脱钩了,他们有了不依赖家国的独立的内心空间,即使在国家灾难时刻,也能找到“倾城之下”的个人位置;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认同,又普遍地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在一起,就像对母校的态度一样,自己骂得,别人骂不得。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上下两代,心理和行为的隔阂很深,我要做的,只是尽量客观地认知,然后再思考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需要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点不在“文”,而是“人”。“文”是一套知识系统,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人道教育和探寻人生终极意义的教育。我在反省,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否过于偏重“文”(知识),而丧失了人(心灵)的维度?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如何做得更好?让年轻一代不再信奉一串串抽象的数字,而是关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与灵魂?

如果在惨痛的代价之后会有些许收获,那么,是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尊严的落实,而非追求抽象的、整体的数字,才是希望之所在。

采写 | 徐学勤

内容编辑 | 吴鑫 安也

值班编辑 | 崔健豪

校对 |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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