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秦宽、王浠 端传媒记者 门悦悦 发自武汉、2020-01-31

2020年1月26日,车队志愿者卸货,准备向医院运送防护用品。摄:王丹妮/端传媒

一批来自美国的口罩、护目镜和洁白的防护服抵达了武汉。如果顺利,第二天就会送到武汉一家医院。

它们是这家医院“边缘科室”的医生们动用私人关系从海外援助力量那里“化”来的。1月24日,除夕当晚深夜,这些口罩和防护衣在武汉海关被拦截。“海关要我们报关,说要缴关税,办了手续才能进。”联系物资的张豪对端传媒说。他36岁,2003年来武汉,在这家医院做放射科医生。

就在这个除夕,包括协和医院、湖北省中医院等8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宣布医疗物资告急——这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他们绕开了上级主管机构,直接向社会求救。

“我从没想过大家会这么勇敢。”张豪说,那一刻,他觉得“武汉医护人员彻底豁出去了。”

据医疗网站丁香园统计,截至1月29日,湖北省有近136家医院发布了医疗物资申援信息。这一短缺局面不仅发生在疫情重灾区湖北,据《南方周末》发表的《全国160余家医院向社会求援,医疗物资储备为何不足?》(这篇报道在发表几小时后遭删除),截至1月28日,全国湖北以外地区,已有74家医疗团体发出求援呼喊,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知名医院。

事实上,武汉封城之前,医疗物资紧缺的消息已在各类社交平台不胫而走,大大小小的各类民间支援团队迅速搭建起来:整合、发布需求,募款,购买、运输物资……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不到10小时就募得超过10万人民币的资金。

“过了这么多年,民间完全信息缺位,没钱,没认可,没互动,被打压缩紧到这个程度,还能有这么多普通人,参与到这次(援助)来,我真觉得是一个奇迹。”参宿(化名)说,她参与了此次民间志愿者的自发支援行动,从1月23日开始,为此次疫情提供信息对接与协调,“但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团散沙。”

这些民间援助在穿越疫情、抵达受捐助者的路上,遭遇了重重困境。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中心城区“禁行”首日,交警拦下私家车辆,叮嘱,“不要再上路”。 摄:王丹妮/端传媒

“领导不许我们自己收物资,可我们不收怎么上一线?”

封城前八天,志愿者赵晴(化名)加入支援武汉医疗物资的志愿群体,负责医务人员的住宿对接工作。她23岁,家住毗邻武汉的天门市,刚刚大学毕业。在一个充斥着求救信息的支援群,赵晴看到,几位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护士们“正用垃圾袋当脚套”,口罩和发罩也是用A4纸糊的。

“一套防护服用一天”——张豪说。只要穿上了防护服,护士们就“不敢上厕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截至1月27日,他妹妹所在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已“倒下一半”,成为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购买者日夜守在口罩工厂门口,产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货,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医院告诉张豪,口罩和防护服“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才有的”,作为放射科医生,他给病人做CT、与病人面对面,每天却只能分到一个口罩。张豪问科室主任能不能也为他们提高防护级别?主任说,自己想办法。

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陷入了物资缺口的巨大裂缝中。城市西南边接壤的仙桃,是湖北口罩产地之一,疫情爆发后,多家工厂通宵赶工,购买者则日夜守在工厂门口,产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货,谁先抢到就是谁的。”今年40多岁的张敏来自武汉西北方接壤的城市——孝感,在一个由自驾游发烧友组建的志愿者团队里做义工,团队挂靠在湖北省红十字会(下称“红会”)旗下,向社区、医院运送物资。“你要做义工,必须挂靠它(红会)那里。”

他在一个海外同学群发出求助信号,请求支援几十个N95口罩、几套防护服和护目镜。对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说不缺吗?

封城后,武汉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安排6000辆出租车(网约车),保障医务工作者等人士的出行,张敏驾驶的私家越野车成为其中一辆。红会请她去社区领取防护服和口罩,但根本没有,张敏最终只分得一种白色防尘口罩。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滴滴公司派出的志愿者,对方穿防护服、戴医用口罩,还备有消毒液。“我们看到他们就开玩笑,‘哎呀生化危机来了’,大家笑著笑著眼泪就出来了。”

2020年1月26日,车队志愿者向司机发放免费酒精用于消毒。摄:王丹妮/端传媒

与此同时,为了自救,张豪连同几个“边缘科室”的医护人员,在一个海外同学群发出求助信号,请求支援几十个N95口罩、几套防护服和护目镜。对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说不缺吗?

时值春节,中国防护服每天产能总量不到武汉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顾其他省份的需求。

这是此次救援中不少人面临的信息漩涡——一面是医护人员因物资匮乏叫苦不迭,另一面,官方多次重申“不缺物资”。1月23日,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武汉封城首日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同日,广西卫健委副主任麦家志也对媒体表示该省医疗物资充足。

但据1月26日中国国务院疫情发布会,武汉向工信部发出的需求清单中,每天需要10万套医用防护服,一个月就需要300万套。但时值春节,中国防护服的复工复产率仅为40%,有资质、满足标准的企业只有40家、分布在14个省,每天产能总量3万套——不到武汉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顾其他省份的需求。

1月27日凌晨,武汉市第五医院(下称“五院”)的田红敏护士长向外界请求10万个N95口罩、20万个外科口罩、一万套医用防护服和1000个护目镜,并在求助信息的右下角留了电话。

有好心人在半夜把第一批物资运到五院门口,他们没有见到田红敏。几个提前候在医院门口的投机分子,假扮医务人员把物资截走,乘机抬价变卖。第二天消息曝光,田红敏成为人民公敌,网络上谩骂声不绝于耳。

赵晴打过那个电话,是田红敏接的。田红敏告诉她,求助的信息属实,“医院的领导不让他们再做民间征集了”,因为官方强调物资相当充足。而她也会因向社会求助被医院革职,那批口罩被谁截走,她也不知道。

“领导不许我们自己收物资,可我们不收怎么上一线?”一位护士向赵晴抱怨道:“难道要我们自己拿命去抵吗?”

直到28日,新华社引述中国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的说法,表示全国医疗机构防护服、口罩等物资需求十分突出。29日,此前表示物资充足的王晓东改口,说武汉和周边城市医疗物资“很短缺”,广西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莫桦也在30日称,各种医疗物资需求加大,原有医疗物资储备不足。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不同部门之间甚至开始抢夺医疗物资。29日下午,张敏给该院送物资,发现收货者的工牌不是自己联系的人,她打电话给之前联系的人,对方一边跑一边在电话里说:“别给他们了,我立马叫我们的人来拿。”几个部门的医护人员随后在张敏面前展开抢夺,“他们推推搡搡把我戴的口罩绳子都扯断了,引得保安过来调解。”张敏生气道:“要是再抢,我就把车开走,谁也不给了。”对方这才停下来。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医护人员从志愿者处领取物资。摄:王丹妮/端传媒

“物资被红了”

一些志愿者发现,就算运到了半途,物资也会凭空“消失”。北京360集团为武汉捐了价值1500万元的医疗物资。但督查物资的员工查看信息发现,物资到了武汉,医生们却什么都没拿到。

“这是政府之手介入的结果。”30岁的倩倩在武汉做图书编辑,曾是媒体人。1月20日起,她便参与了武汉物资援助志愿工作。倩倩说,疫情爆发初期,不少医院都动用校友、企业老板等各种社会网络筹集到物资。但1月24日情况突变,一位武汉第三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就在前一刻,送到医院门口的口罩和防护服被医院官方收走了。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物资到了机场或者道路运输关口后,就直接被(红会)领走了。我们现在黑话就叫‘归红’或者是‘物资被红了’。”参宿说。

从海外进入的物资亦面临同样的“险境”。1月28日,上海志愿者张英(化名)联系到一批德国口罩供应商,对方有50万个口罩库存愿意以成本价卖给中国。张英在网上征求公立企业的订单,陆续收到湖北、湖南、浙江、广西几家医院的订单,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政府部门的订单,这些单位都下发了红头文件,总计预订10万个口罩。

拿到订单之后的张英发起愁来。此前,两个朋友分别告诉她,他们从美国寄医疗物资回国,都遭遇海关询问物资是否愿意捐赠给国家,如果不捐赠,会拒绝通过采购而来的物资入境,将退回处理。

张英的一位记者朋友联系到不愿具名的福建海关工作人员,对方告知,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目前分两种途径,捐赠和采购。捐赠路径将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采购物资则需要按照原来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常规途径,经过繁杂的审批报关流程。张遇到的情况,如果不捐赠将会以手续不全的理由被退回。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一家药厂的工人在仓库准备货物。摄:王丹妮/端传媒

类似的境遇就发生在了张豪身上。他向海外朋友圈发布求助后,一位美国的华裔捐助了数百个的口罩,在日本的同事也帮他把亚马逊平台上的N95口罩扫光了,还为他找了个最快的物流。但这些物资被武汉海关卡住了。

武汉红会这样回复网上流传的“截捐”的说法:“所有的物资都是捐到我们这里,截这些物资干什么?”

1月23日深夜,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4号令,称“暂不需要接受境外捐助”。要进也可以,先缴20%的关税。最终,那位华裔通过“打点”武汉海关一位领导,才得以将物资放进城。第二天,张豪在医院门口“抢”到10个N95口罩。他觉得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

武汉红会这样回复网上流传的“截捐”的说法:“所有的物资都是捐到我们这里,截这些物资干什么?”武汉红会常务副会长陈耘30日对媒体回应称。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民政部指定湖北和武汉红会为五个款物接收机构之二,负责整体接收慈善组织的资金和物资捐赠。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解释称,这是为了“避免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以红会公布的信息为例,此次肺炎的捐赠流程为:民间捐赠需求统一至红会,由红会清点、登记、鉴定捐赠物资是否达标后,提供捐赠物资的清单给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同时官网公示捐赠信息,后续物资的使用则由指挥部统一调配。

陈耘认为,志愿者跟在医院的朋友直接联系捐赠,承诺是无效的。根据湖北红会规定,“定向捐赠”的捐赠方需填写捐赠意向书,发送到指定邮箱,由湖北红会确认捐赠函后进行。

据武汉红会统计,截至1月28日,已收到社会捐款3.98亿元,其中拨付指挥部5391.46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并有400万元的定向捐赠。这一数据引发网民对红会救援效率的质疑——收到近4亿捐款,至今只拨出⅛.

 2020年1月27日,封城后的武汉市内环境。摄: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认为,仅靠官方认证的五家公益组织,无法及时处理一些小额定向捐赠。其向《财新》表示,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分散决策,加上政府统一调配结合,才能既有力度又能照顾到多元性,尤其是照顾到弱势群体、被忽视群体的需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也撰文表示,民政部门没有必要限制接收机构,而是为有需求的机构和个人提供求助平台,以帮助捐赠意向人以及慈善组织的决定提供有效信息。禁止和限制,可能抑制民间的努力,并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1月24日,30岁的武汉媒体人李红缤(化名)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看到大批的KN95和一次性医用口罩堵在了门口,工作人员并不打算把它们寄走。一位红会志愿者给出的理由说,他们采购的不是医疗标准,无法保障医生的安全。

一位红会志愿者对端传媒表示:如果医生的安全都没法保证,怎么去医治病人呢,她呼吁大家要理性捐赠。

倩倩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这就像是医生们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红会还要求大家吃大米和白面。”

 

尾声

 

信任危机下,民间的救援管道急剧收缩。由于海外捐赠的关系往往来自校友会,人情联系强,定点捐助指向明显。但物资到了国内,捐赠者发现,“想给的人给不到,又被政府收走了”,不相信政府的捐赠者们却找不到可靠的民间通道,遂放弃了捐助,倩倩说。

“它(民间援助)不是一个在无大台的状态之下能做起来的东西。”

参宿对此也深有体会:“我们这次接到的几乎所有的物资捐助方,就是上来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路子,我们不给红会也不捐给慈总(慈善总会)。”

“它(民间援助)不是一个在无大台的状态之下能做起来的东西。”参宿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机制来做接收,对于民间来说很难,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工作产出的闭环和你最后的出口,你才能够去反馈民间整套系统的设置,但现在连那个东西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够通过零散的中间过程去瞎猜、瞎组织。”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中心城区“禁行”首日,街上行人稀少。摄:王丹妮/端传媒

2020年1月的武汉,有限的资源在大大小小由权力和人际关系搭建的管道中游走。

50位来自深圳的宝妈想为武汉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捐赠口罩,她们担心寄到红会,“会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在求助群,她们拜托到一位武汉的媒体人张娉婷(化名),请求她把口罩亲自带给医生们。“想不到我们中国人的信任危机这么大。”张娉婷说。

张娉婷的丈夫在金融机构工作,人脉广,认识该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这位副院长还身兼旗下一家附属医院的院长,犹豫再三,决定等这1500个口罩到了,还是支援给总院的医生们。但在救援门槛面前,一个新问题又来了:这批口号究竟符不符合医用级别呢?

倩倩做图书编辑工作,从浙江一家印刷版老板要到了2000个口罩, 对方告诉她,为了抢这批口罩货源,工厂里两拨人大打出手。拿到口罩后,倩倩给了自己做医生的爸爸和几个朋友,一再叮嘱:自己分光用光,千万不要充公,也别说是我说的,怕被政府追责。

1月30日,在最新的公告中,武汉红会更改了定向捐赠规则,表示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捐赠意愿,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这或许意味着武汉红会放开部分捐赠权限,民间力量终于有机会通过那扇窄门,抵达无数个急需帮助的人。

 

端传媒记者杨钰、来福,实习记者宁远燊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31-mainland-wuhan-pneumonia-ngo-red-cross/?fbclid=IwAR1zrnMnohB-Ed2WXE5Fhx9ZFupDPQg73vB8L2IcRdDkbovFkGqk7csBZZM&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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