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江雪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个戴了防护口罩的雕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2020年的第一个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年轻的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一月,经历了逃避抓捕、被秘密关押、暂时释放回家的全过程。他失去自由的8天,从1月13日到1月21日,正是肺炎疫情从掩盖到最终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更多的人在讨论武汉警方1月1日高调公布的一则消息:以“打击谣言”为名,警方传唤、训诫了八名最早在网络上发出“武汉发现SARS”预警的市民。事后人们发现,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医生。而一位名叫李文亮的医生也在1月3日被训诫,其后在接诊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6日去世。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有时事评论者如是说。这里所说的“封口”,是指在武汉疫情中政府屡次隐瞒或延迟公布相关信息,致使疫情蔓延扩大,加之医疗资源的匮乏,致使封城后的武汉,疫情处于几乎失控的状态。

毋庸讳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遭受了严重的打压——无论是律师、记者,还是公益组织。对言论的高度管控、信息不透明、对公益组织的打压,导致它们再也难以成为政府救灾的补充力量。而这一切的后果,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由一个个普通人去买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少有人关注到,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当局对中国人权律师发起的新一轮抓捕行动。而这场因为一次公民聚会引起的抓捕行动,被评论者认为是在整体打压公民社会的背景下,严控言论自由——“封口”的另一种表现。

2020年1月17日,支联会与社民连等约20人,到中联办声援去年12月因厦门聚会而被捕的内地一批律师和异见人士。网上图片

抓捕与逃亡

1月21日,武汉肺炎爆发的消息使人人自危。但这一天,对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家人来说,却是喜悦的一天。

这一天,被秘密关押8天的常玮平重获自由。他被警方“取保候审”,暂时释放。当日中午,他走出了西安市高新路派出所的大门。他70岁的父亲,以无法控制的眼泪迎接了他。

2019年12月26日晚,圣诞节的第二天,住在北京的著名人权律师丁家喜突然被警方带走。同一天被抓捕的,还有家住烟台的前大学教师张忠顺,以及维权人士戴振亚、工人李英俊。

恐惧开始传递,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正如同2015年“709”抓捕律师事件的翻版。12月30日,浙江律师黄志强的办公室被查抄,他本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律师卢思位在去香港开会时,被警方拦截,禁止他出境。从12月30日到1月4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10多位律师、公民被传唤、抄家,甚至拘留或失踪。

家住陕西的常玮平律师,觉察到自己也有危险,遂外出藏身,躲避到西安的一位朋友家中。

1月12日晚上10点半,警察敲开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带走了常玮平。他的妻子在第三天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常玮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近年来新修改的中国《刑诉法》中规定的一个强制措施。这个规定非常有利于警方,事实上已成为“秘密关押”的代名词。“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仿佛陷入信息黑洞。律师不能会见,外界难以获得他们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在常玮平被带走之后的第四天,重庆律师张庭源受常的家属委托,赶到陕西宝鸡,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常玮平,但被拒绝。警方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常玮平的信息,包括他被关押的地点。

与此同时,宝鸡市司法局在其官网上公示,注销常玮平的律师执业证书。

此时,一系列的信号已经很明显,警方的抓捕行为是针对12月初的“厦门聚会”。这场聚会发生在12月7日、8日。当时,、许志永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和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相约在厦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经历以及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等等。

有知情者介绍,所有人只是一起聊天,谈论了“一些观点,感受”。有一些人来的晚,甚至没有机会参与讨论,只是和大家一起吃了饭。

但这种以往常见的“饭醉”活动,在2019年的中国,已变得十分敏感。没有人料到,2015年7月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又一轮对律师的抓捕,会从查处这次聚会事件而展开。

活跃的社会运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网上图片

在常玮平被抓捕之前,居住在北京的许志永已开始逃亡。在他离开家后的12月31日,警察上门搜查,查抄了他的书籍、保险箱等。并将他的女朋友以“寻衅滋事”为由扣押了24小时,戴上手铐,多次讯问,以追查他的踪迹。

许志永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活跃的社会运动者。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2003年,因为在“孙志刚事件”(一名广州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警方带走,在收容所里被打死的事件)中积极发声,他和滕彪(后成为著名律师)等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北京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后又成立了“公盟”,进行各种公民活动。2013年,在他和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活动中,他被抓捕,并在2014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出狱。

离家逃亡的许志永,并没有停止发声。1月14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争。告诉人们,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义近了,爱,已悄悄到来……他们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诉人们寒风肆虐时,春天,已不再遥远。”

12月29日,在长沙,另一位人权律师文东海也开始逃亡之路。他的妻子周友芳回忆,12月30日,已于前一天外出躲避的丈夫突然告诉她,自己面临被抓捕,让她立即带着两个孩子去日本躲一躲。在朋友的协助下,两天后,周友芳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日本,但一直到半个多月后,她都始终没有丈夫的消息。

逃亡中的文东海,其实在2018年6月已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文东海为失去自由的王宇律师辩护。他还代理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在他被吊销律师执照后,为了生计,他在长沙开设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

周友芳回忆,在送她和孩子去机场的路上,文东海担心警察会在机场布控抓捕,所以在中途提前下车。临走的时候,他叫醒了在车后座熟睡的两个孩子,向他们道别。他拥抱了周友芳,叮嘱她: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律师丁家喜。网上图片

“蝴蝶不停扇动翅膀”

因“厦门聚会”第一个被抓走的丁家喜律师,今年53岁。和许志永一样,他是“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关键人物。

如果不是参与到一系列公民运动中,丁家喜原本可以在中国过一种优越而富足的生活。他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飞机制造专业,曾经在航空领域的国企担任工程师。1996年,他转行做律师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高级合伙人,业务专长是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等。在网络上,有一张他当年做商业律师时的照片,穿白色西装,看起来“春风得意”。

2010年,丁家喜开始在北京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活动。他也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3年4月,他在北京参加了“街头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之后,被抓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和他一起判刑的还有赵长青等另外三人。

“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在法庭上,丁家喜这样陈述自己的工作。

在2014年4月这场对他和另外三人的审判中,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陈述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丁家喜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有一张是在监狱里,被会见他的律师偷拍下来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囚服,胡子拉碴,却坦然地大笑着。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记得,2017年1月,她在北京的一次偶然聚会上,见到了丁家喜。他看起来很消瘦。面对一座丰盛的菜肴,他说,自己不敢多吃,因为才出狱不久,肠胃还不能适应丰富的食物。那时,他刑满释放刚刚3个月。

获得了自由的丁家喜,还是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见朋友。2017年,他曾去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当人们都劝他留下来时,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直到2018年,他打算再次去美国探亲时,发现自己已被限制出境。

2019年12月初,他参加了厦门的这场聚会。12月26日,他迎来了另一场抓捕。

6年前,丁家喜曾在法庭上自我陈述,要做一只蝴蝶,不断扇动翅膀,以掀起社会改革的飓风。从他出狱以来,他依然坚持着这个理念,并再次付出了代价。

至今,丁家喜已经失去自由30多天,他的代理律师彭剑多次向警方提出会见,都被拒绝。警方称,丁家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法安排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胜春,一直在为她的丈夫大声呼吁。

在丁家喜被抓走后,从12月29日到1月4日期间,还有至少5位律师(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

1月1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警方带走。

律师常玮平。网上图片

“被失业”的律师

今年36岁的常玮平,出生于1984年。他有着圆面庞,以及略带卷曲的头发,被一些朋友戏称为“胖子”。

常玮平是人权律师中的后起者。他进入律师行业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不少同行认为他业务能力精湛,对“敏感案件”毫不畏惧。

2007年,常玮平从重庆大学的材料化工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海南的一家汽车企业做材料检测工程师。2010年前后,他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证券经理。

那个时候的北京,正是公民社会生机勃勃地发展的时候。在北京,他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在参加纪录片放映会、以及一些公民线下聚会的过程中,开启了视野。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自学了法律,并报名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

2012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常玮平,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他的兴趣点在于刑事辩护。2014年,他担任了一起言论自由案件中被告人李蔚的代理律师。他也曾代理一些刑事案件“蒙冤者”的申诉。

从2016年开始,常玮平开始致力于一些与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有关的公益案件。这一年,江西上饶的一名青年参加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招聘考试,虽然笔试和面试都得了第一名,但因为在体检中,被查出HIV 阳性(携带艾滋病毒),而被拒绝录取。这位青年起诉了政府,常玮平是他的二审代理人。一审中,法院判这位青年败诉,二审中,经过常玮平律师等人的据理力争,案件以调解告终,政府给予了这位青年部分赔偿。

2017年4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律师联名致信中国人社部和卫计委,建议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的第18条予以修改,删除和“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给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同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是这一事件的积极推动者。“我代理这些反歧视的案件,是因为我发现,这样可以激活政府的功能,通过改善政策,来推动社会进步。”常玮平曾这样说。这位年轻的律师,积极投入涉及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以及“滴滴”顺风车滥用垄断地位、欺凌消费者的这一类案件中。

然而,代理这些“并不敏感”的案件,最终还是不能“保护”到常玮平。2019年10月,当他代理“茅台子公司拒录HIV感染者”一案时,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已摇摇欲坠。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他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在“停业”三个月期满后,按照管理部门要求,他需要找到新的律师事务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他至少接洽了10余家律师事务所,但每一次即将签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将相关手续,提交到司法厅的办事窗口时,就接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表示受到压力,不能和他签约。

就这样,常玮平实际上已经处于失业状态。2020年1月13日,在他被警察抓走之后,司法局很快就下发了吊销他律师执照的公告。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有已离世的李文亮医生遗像供人献花悼念。图:Getty Images

阴云下的坚持

2020年1月,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并蔓延影响到全世界。

政府救灾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疫情开始之初,不及时向社会通告有关疫情的真实情况,这被公众普遍认为是造成疫情扩大的主要原因。

1月20日,人权律师谢燕益向政府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在这份公开信中,他要求国家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包括公开政府部门的会议记录、处置方案,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公开重大疫情信息发布情况等。

谢燕益律师声称,他依据的是宪法,以及《信息公开条例》、《突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

1月22日,家住北京的赵庆律师和家住武汉的尚满庆律师,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警方公布关于“训诫八位造谣者”这个案件的相关经过。在申请中,他们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公开对“8名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处罚结果。他们要求政府公开相关的信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海律师控告武汉公安局处理八名“造谣者”是滥用职权。而另一位人权律师燕文薪,则要求官方公布疫情中死者的年龄统计等数据,以帮助公众判断“武汉肺炎”是否对老年人更具致死性。

律师们的申请或控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正式回应。但在互联网上,这些申请被一些网友转发,并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2月6日深夜,当其中一位被训诫的医生李文亮去世时,这种共鸣的情绪达到顶峰。网民在互联网上自发哀悼李文亮,并迅速汇集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

1月1日,维权律师的协作平台“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新年宣言:“2020,我们不要灰心丧气,相反,我们应该靠近人民,仔细倾听人民的声音,为找到切实可行的人权改善之道做好准备……”

而在各地,律师依然在为当事人的权利呼吁。一直致力于平反冤案并推动“洗冤计划”的李金星律师,虽然已于2018年被吊销律师执照,但他依然联合其他的刑辩律师,为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呼吁。

“如果一个国家,还有政治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2017年,我在一次采访中,见到了李金星律师,他曾这样说。彼时,“709”律师抓捕事件过去不久,他依然对未来表示乐观。

“我相信基本盘还在。”他说。他认为,虽然情形艰难,但中国律师不会退场。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始终在推动“洗冤计划”。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7月被捕、随后被判囚以来,今天首次获准由妻子李文足探望。图为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释放全璋”诉求的衣服。摄: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26日,李文足再次会见了自己的丈夫王全璋。王全璋是“709”案件中最后一位被关押的律师。如不出意外,2020年4月,他将会出狱。李文足在自己拍摄的视频中说,丈夫出狱后,她要将他接回家中。她绝不能容忍警方像对待另一位被释放律师的做法:将他送回老家,安排严密的监控,完全没有自由。

2020年1月,纽约,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为自己的丈夫在大声呼吁。支持他的,还有不久前流亡到美国的陈建刚律师。陈建刚律师因代理一系列人权案件,受到各种威胁、限制。最终,他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国。

1月29日,常玮平律师在陕西宝鸡的故乡,和自己的亲人一起过年。他所在的村庄,和这个春节千千万万个被隔离和关闭的村庄一样,一片静寂。

“疫情会过去,而信息管控的乌云,则始终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2月6日,一位媒体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这样写到。

“正是生活常识的回归,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这些基本人性的回归,促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

写下这些话的,是另一位流亡中的人权律师唐荆陵。在他的推特上,他引用60多年前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2005年去世的罗沙·帕克斯的话:“我只是厌倦了屈服,做正义之事,永无畏惧。”

 

原文:《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3-mainland-lawyers-arrested-escape/?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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