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本文公众号原文已被删除,此文是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整理而成。

原创: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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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盛世,一捅即破。日本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时期,曾有著名的"泡沫经济",那如今看来,我们中国对应的则是一种"泡沫政治"。查了下,发现这个突然在我脑中跃出的词并非自己首创,社会学者辛允星在2013年就提到过,而且颇具预见性。这与吉尔兹所说的那种注重庆典、仪式和排场的"剧场国家"不同,而是一种基于不正常膨胀的社会心理幻象。

现在,我们正在承受它被戳破之后的代价。这当然是惨痛的,但反过来说,泡沫消散之后,也可以让人头脑清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感谢那个吹哨人。(2月6曰)

武汉在疫情爆发之际仍然举办了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加速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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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各地出现一种"治理锦标赛"式的竞争,这其实也是官员表现、出政绩的时候,如湖北潜江市市长吴祖云、温州市市长姚高员均因大胆预先采取举措,保一方平安。但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因素,就是事先要冒一定的风险一一这就像是"让听话的孩子搞创新”。

这是很分裂的,但事后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像湖北省、武汉市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官员,被动、听话但做得烂,该处罚吗?另一些地方未经请示及早处置甚至越权,但结果却是好的,该奖励吗?

这样的问题在晚清时更为严重,东南互保就是最典型一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时可以看到的现象:想创新、出新的官员有主见,但不可控性也大,听话的当然最可控。如果一直风平浪静,处理的是常态事务,那么整个"进化机制"必然会偏向后者胜出;而一遇到突发紧急事态,就会发现这些人全无用处。说到底,一个太注重"稳定"的体制,无法适应一个动态变化的局势。

近几年官场宣传纪律时,常强调"严禁突出个人",大会小会反复讲,个人意志被剥夺太久,很自然地会出现很多官员被动等待指示,以至于很多人责骂湖北、武汉官员"脑子慢几拍",甚至包括一级响应机制,湖北作为爆发的省份竟然启动得比广东、浙江、湖南等省还晚了一天。这与其说是蠹,不如说是"安全”一一出头椽子先烂,第一个抢先,搞不好挨批,但如果有人先做,自己跟进,那看起来安全多了。

这些人或许看似颟顸,但他们也是在理性地权衡,因为长久以来他们正是依靠这样小心翼翼爬升上来的,自主也意味着要冒风险。这种"等、靠、要"的心态,或许可以创一新词来概括:"习得性无能”。换言之,这看似个人表现,但背后仍然是整个制度设计的问题。(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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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非但没有道歉,且出台新规定说捐赠物资不得绕开它。很多人都在说它"无耻",这样泛道德的话语解气但无用,不如说这是权力的傲慢。索尔仁尼琴那段话这几天广为流传,为什么明知撒谎,仍然照撒不误?因为谅你也不能把我怎样,因而无须回应你。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自信。国内以前所谓"就喜欢你看我不顺眼,又不得不跟我一起建设新社会"也是这层意味。(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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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开始了。看到警方已经开始发出声音,认为基层民警"训诫"没有做错什么。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是推卸责任,但如我此前所言,这也有积极的一面。

以前SARS时盂学农可以主动当替罪羊,糊弄过去,现在这次却是各方不认账了,开始甩锅,那这反而会更难糊弄,使争端公开化。拒绝背黑锅,实际上是让组织和老大难堪,很多事就难遮掩了。与此同时,甩锅本身意味着变相承认做错,只是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从底下的很多评论来看,还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即:就算让警察背黑锅,恐怕大部分人也不信了,换言之,仅靠警察背黑锅糊弄不过去了。

甩锅的逻辑,是他们都只是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做事,这被广泛指责为"平庸之恶",但反过来,这就迫使你去厘清到底他们该做什么,怎样才是对的,谁该负责?这可以推动制度化建设。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在中国,这种政治斗争本身说不定才是变革的动因。其实不要说体制,就算是在公司里,各部门之间甩锅也是常有的事,而到最后,就会发现,要解决类似的争端再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制定规则,厘清组织内各部分的权责边界,到时就算想甩也兩不了了。

当然,有人会说,一把手可能放权吗?当然不会,但形势比人强,甩锅乍看是推诿,但这反过来看其实就是反抗,在以往恐怕应该是官场大忌。这会在事实上造成对一把手权力的反介入。这不只是体制内,公司组织里也一样,年轻一代普遍都是这样:你要我做事,我就做我能做的,要我背锅,没门。这在事实上削弱了最高权力,因为这意味着某种契约:你要给我赋权,我才承担应承担的责任。直白地说就是,"工具”不听话了,要讨价还价。

现在当公务员的,绝大部分都不过是普通人,只是一个饭碗,他们或许不算是大好人,也不愿做什么超出明确职责的牺牲,要他们背锅自然本能地抗拒。"我只是混碗饭吃,犯得着把自己牺牲掉吗?那可没门! ”这看上去是很像"平庸之恶",但反过来,他们也不愿配合承担责任。既然如此,这就会向上追责。

症结在于:最高权力要求对组织无条件忠诚,但基层的话语是有条件忠诚,抗拒自己被牺牲掉,也不肯“忍辱负重”了。几十年下来,几十年下来,“绝对忠诚”、

“无私奉献”的话语已经逐渐失效,这就势必导向权责边界明晰的科层化。至于这科层化是好是坏,就是另一回事了。(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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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之死,可说是四十年来罕见的公信力危机,但同时,隐约可见的一点是,它也是一次重大的伦理危机。

我的很多朋友都悲愤、抑郁,看豆瓣上很多人也在反思,觉得自己guilty,感到内疚、惭愧、负罪,反省自己以往的做法是不是怯懦,甚至觉得是自己的不发声间接造成了他的死。在中国这样一个重道德伦理的社会,这种伦理危机的群体心理力量不可低估,它会转化为行动。

大家羞愧于自己的长期沉默、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久而久之步步忍让,最后李医生一讲真话就被训诫。看到许多人都表示,以后就堂堂正正说话,炸号就炸号了,不在乎了。良心、道德、伦理多重内疚,点燃整体情绪爆发。

这会带来什么变化,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没有去争取有尊严的生活,那就不配活出尊严。

他做了他应该做的,现在轮到我们了。(2月7曰)

自发悼念李医生的武汉市民,这时候能出来献花,武汉人了不起,这一系列图看得我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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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医生去世后,一个新的话语迅速出现:"战胜疫情魔鬼,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央视),或是“战胜疫情魔鬼,告慰李文亮医生“(人民日报)。这是官方最常用的话术,即强调将对死者的悲痛,转化为集体奋战,解决眼下的难题。

但我们都清楚,即便这次"战胜疫情魔鬼”,某些内在的系统性痼疾不解决,我们仍会重蹈覆辙。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们心自问:对他最好的纪念究竟是什幺?如何纪念李文亮,争夺战开始了。(2月7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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