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北京等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前不久,一篇以《任志强文章》为标题的网文在网上流传,此时正是武汉疫情的暴发后的一个月。这封城禁足的几十天,每时每刻都在证实“当媒体都姓党”,“人民就被抛弃”的严酷现实。没有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揭露冷酷的真相,只会带来天灾与人祸叠加的恶果。
人民的苦难从“媒体都姓党”说起,是指12月底李文亮等8名医生在微信群发出的疫情警报;荒唐的是,这条无价的预警居然在元旦遭到武汉警方的训诫,罪名是“撒布谣言”。郑也夫评训诫书是“文亮升天,宪法扫地”,指出疫情失控实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践踏宪法所致;《任志强文章》剑锋所指定于一尊的皇权意识,说的也是宪政问题。在武汉疫情急剧恶化封城的一个多月里,还有许章润的《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许志永的《劝退书》,赵士林的《》疯传于网络,最终的落笔还是宪政问题。这绝非巧合,而是挑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中共把持政权,宪政扫地、法治不彰。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经济路线使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死而复生,基本解决了民生的温饱问题。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并非是经济制度上有何高明,而是顽固地维护统治集团对经济的垄断。实质则是政治问题,是维护“党天下”的独裁专制。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胎死腹中,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对象正是“党天下”;这个以现代话语为名,以皇权专制为实,把中世纪的“秦政”苟延残喘几十年的政治毒瘤,哪里容得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话虽如此,邓小平以来的近三十年,虽然政治改革的实质避而不谈,但口头上还不得不应付几句点缀场面。

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背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以前后三十年相互不能否认大开历史倒车。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的血腥政治洗地;公然叫嚣媒体姓党,国企姓党,“党天下”无所不在,定一尊,惩妄议、封网络、禁言论,政工特务无孔不入,管控出一个无声的中国。于是就有了恶棍当政,流氓横行的政治局面。若非如此,蔡奇的驱赶低端人群,王忠林要灾民谢恩,恶警对李文亮的训诫,教委教唆告密老师岂敢招摇过世?

如何看待这些年的政治大倒退?就事论事而不论大势,自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把它放到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大势之下,其实质也就清清楚楚。所谓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指的是鸦片战争引发了帝制阶段转向民治阶段。唐德刚认为,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自此已有180年的苦难和牺牲、反复折腾尚未修成正果。再看近年的政治倒退,是有人在做复辟的春秋大梦,纵容恶吏荼毒黎民。由帝制转向民治,大势所趋,容不得不识时务的政治小丑。《任志强文章》及许章润等人的大作,就是对开历史倒车之辈说不,也是顺应潮流的呐喊。历史在呼唤,凤凰正涅槃。

唐德刚在1997年还写到:“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这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预期再有四十年,我民族应可完成这次转型的伟大历史任务,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转眼间二十三年过去,民治宪政的到来,政治转型的完成指日可待。在这个帝制黑夜将尽,民治破晓已至的历史节点上,拥抱皇权专制,其愚蠢唯有1976年投靠四人帮者可比。这看似疯狂的历史倒车,不过是历史三峡中一股逆流,在不尽长江的面前显得那么可怜,那么微不足道。你看他昏招迭出、灾祸不断、八方树敌、内外交困,直到武汉疫情。自修宪之来,天怒人怨,这何止是人心,未必就没有天意。与文明为敌,逆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粹。此乃大势所趋,而非人力可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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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

CDS档案 | 亲自指挥

 

任志强: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