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自称十六岁的孩子在写信。我三十六岁了,一直很想写封信,都不知道该写信给谁。

我家的长辈里,早就没有人能回答我的困惑。我不能给大学班主任曹老师写信,毕竟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再写给他,矫情。不能给初中班主任汪老师写信,虽然她打过我,但更多的还是关心,可我觉得汪老师解答不了我如今的问题。

这种苦闷,没有地方说,没有地方去问。午夜情感热线是有,人家只解答什么女朋友跟人跑了我好气愤怎么办的问题,顺便还把你骂一顿。我偷偷跑到李医生的微博下面去留过言,说过心事,偷偷拿本子写了日记,但这也缓解不了,这种苦闷归根结底就是:要写吗?值得吗?原来在社里工作的时候,一位编辑半夜打电话来核对一个稿件细节,我问他大哥你这样加班,值得吗?人家估计翻了我很久的白眼。现在报应不爽,轮到问自己了:值得吗?

2019年的数据,我国有14.0005亿人,也就是说我们有14亿同胞。课本告诉我们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亿万同胞而读书。从小我品格一般,倒是真读书,打完游戏还读书,和女孩子打完架然后还读书,初中的时候在一个体育设施上意外失去了第一次,回家后想了半天不明所以,最后还是读书。

可是几十年下来,许多读书的人猛然发现哎呀弄错了,读得越多就越错,许许多多的可爱的大众同胞们不需要你读书,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著述,不需要你从事更高远的精神活动。这些广大的同胞们不需要哲人,不需要诗人,不需要作家,不需要思想者。他们只需要你对他们喊加油,对外面喊傻逼。卧槽这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早说啊,大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

有为数众多的人众,他们相信大学,但是不相信知识;他们相信文凭,但是不相信文明;他们嘲笑进化论,但却无比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能识别的好人,仅限于中学课本上认证过的好人;他们能够识别的坏蛋,仅限于刑事犯罪人员。

你的关心,对他们而言反而成了极大的侮辱;而那些拼命侮辱他们智商的东西,他们却打心眼里认为是关心。他们像范厨师一样,对高秀敏发狠,对大忽悠道谢。你给他们望远镜,但他们只要万花筒。比如你认为洪水和蝗虫来时,他们理应知道得更早些,为此大声疾呼,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们却在最底层浑浑噩噩地说:呸,那也要按程序上报。你又呼喊说并没有这个程序,隐瞒才是违背了程序,而且有关部门也已经纠正了、澄清了,他们却还浑浑噩噩地说呸你别有用心。

比如灾情,你以为灾害是这些同胞最大的痛,为此心急火燎,总怕他们有病难治,或是失岗失业。可后来你恍然大悟: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灾似乎并不是他们的痛,致死者永远只是少数,哪怕他们根本不占有什么优质资源,可大概率他们也会安然无恙;禁足和封闭也不是他们最大的痛,因为大家都禁足、都封闭,包括官员和有钱人。而只有当你说这片家园尚不完美、许多地方还要改进、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进行时,便成了他们最大的痛,他们认定你在中伤他们唯一的自豪和自尊;当你叫嚷说哎呀还有一个同胞在承受痛苦、还有一个人掉了队时,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痛,他们认为你惊扰了他们的心情,没有给他们唱摇篮曲。

你希望他们不要多疑、易怒,不要阴谋论。你希望他们自信、阳光、昂扬,像多宝塔一样雄健,像兰亭序一样潇洒,像自叙帖一样豪迈。你希望同胞们结成一个优秀的族群,像我们小时候课本无数次说的那样,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起用中文书写出一个民族的新生。结果他们又像范厨师那样,撂下擀面杖,摔了豆腐乳,踢倒泡菜坛,呵斥你到底是哪家人,收了哪家的钱了。你说你早看不上那一毛钱,他们说“呵呵那肯定是一块钱、十块钱!都是一样的人,做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捏?”然后回头对大忽悠说:谢谢啊!

所以你抑郁,苦闷,搞不清楚值不值得,只好把自己关回书房,躲藏到书里去。茨维格说的,读书是一些人的唯一特权。书会治愈你,那一个个伟大的头脑,那历代先贤,就犹如璀璨群星照临,又像给你回血的水晶。你翻开杜甫,读《北征》,读《春望》,读《潼关吏》,读《洗兵马》,读到王安石在杜甫像前说的:“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你也忍不住掩书流泪,涕泗横流。

然后你拿起笔,又要写点什么字,可是想起对面那浑浑噩噩的同胞,觉得无法落纸。你不知道该如何地小心翼翼走夹缝,才能不触碰到这些大众们易碎的玻璃心;不知道该如何地“温和”,该如何地不“阴阳怪气”,该如何地面面俱到,才能不伤及这些大众敏感的神经和自尊,才能不激起这为数广大之人的讳疾忌医的习气,才能让他们明白你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健康、富庶,希望他们顺遂、平安,希望他们健旺、自强。

所以你放下笔彷徨,彷徨。三十六岁,写信都不晓得该写给谁了。儿时不懂鲁迅,后来长大了,涌上心头的经常是他鲁大爷的诗。彷徨,就像他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