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开来,对中国政府来说,至今最急迫该打的仗,除了疫情,还有舆情。于是在中国,除了生命的病与亡,还有大规模封号、删文、群组消失等“灾情”。

《报导者》专访加拿大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中国“”资料库的管理者,掌握中国两大社交平台YY、微信上被封锁的561个关键字,以及超过1,300条武汉民众的求助讯息。透过这些大部分已被消失的讯息,理解中国政府如何透过宣传与封锁,将自己塑造成“全球抗疫典范”,而人们求生的机会、全球公卫专家研判疫情的讯号,又是如何跟着中共的“舆情整治”,消失无踪。

 

在2月10日那天,中国官媒央视的一则新闻,抓住软体工程师晓武(化名)的眼球。

截止到2月9日,武汉一共排查了3,371个社区村,按户数算⋯⋯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

荧幕上,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编按:在2月13日被免职)郑重宣布检测武汉肺炎疫情的新进度,他说,至2月8日,武汉有确诊重症患者1,499人尚未入院,经过两天努力,1,499人已都入院了!央视同时在社群媒体使用了“#武汉人数排查达到99%”tag,上了热搜。

“被消失”的武汉肺炎患者求助讯息

晓武把目光移回央视之外的世界,在新浪微博上,从1月底开始,就有数以千计的求助讯息在跳动,讯息来自武汉,却看似发自炼狱:

52岁的聂丽华,呼吸困难已经4天,需要吸氧,一人在家、无人看护,至今未能做核酸检测;

32岁的秦小月反覆发烧,但封城之后没有车、没有公共交通,求助电话打遍了都没有用,她问:“该如何去医院排查?”;

52岁的曾迪与62岁严重心脏病患者浦宏连,高烧8天,无医院收治;

90岁的黄仁强病情严重,在家中倒地不能起身,还没来得及确诊;

57岁的汪平,亲人于一周前死于武汉肺炎,全家跟着染病,高烧不退但无医院收治,社区与隔离酒店互推不管,已有3天未进食、呼吸困难⋯⋯。

这些,都是由病患的家属、本人贴在微博上的公开求助讯息。按照微博2月5日的说法,全中国社会各界共发布19.5万条求助微博,包括473家医院院方,都只能透过微博求助。

一天被爆删3千文,他建资料库螳臂挡车

“惨,太惨了,而且和新闻完全『对不上』,”晓武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说,这些求助贴文,包括姓名、电话、地址甚至看诊单等资讯,“这些是最真实的故事,而且人民的声音需要被记住。”晓武称自己在家没事,就花了约20个小时,架出“武汉人间”网站,将2月3号起的1,300多条讯息保留下来。

架起网站,晓武才被网友告知,这些求救讯息正从微博上消失。自从微博官方2月3日发现“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的存在;在上头,一天内的求救讯息从3,000多条跌到142条。对此,平台称有超过8成的求助讯息属无效,因而删除。

“我个人还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个体的故事,他们绝不应遭此劫难;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说是无辜的,”晓武意有所指地说。他坦承自己不是第一次做“社会意义”的专案,以安全为由,不肯对我们透露更多关于他的个人资讯,人在中国的他也因为疫情而在家,他说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复杂,反正在家没事,所以动手做了这个网站。

这次疫情,他看见走投无路的人们,连最后的求救讯息,都被平台以限流甚至封号的方式,减低曝光,他认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网站架好的一周,他每一天都修正一些,才能够睡得着觉。

“我希望网站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和感受每一位患病的同胞,作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鲜活的人,通过他们第一人称的口吻,体会到他们面对的困难、痛苦、绝望、生离死别。”

“武汉人间”资料库截图。

像是从森林大火中试图保留一片绿林,晓武的网站,虽然已有超过10万人浏览,有网友帮忙备份、有网友来信要出力帮忙,但也抵不上中国政府倾国之力打的舆情战。

他对上的,是习近平下的战令。

“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针对疫情召开会议,习近平清楚指示,启动官方所谓的疫情、舆情、心理三大战场。会议当天,微信安全中心跟着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谣言专项治理的公告》,要把违规者判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至今,微信上“”声不断,许多人因不明原因,突然帐号不得使用,封号一度成为微博上的超级话题。还有人发明摩斯密码贴文的方法,或是以“翠”(习与卒字的结合)、皇上驾崩等图代称习近平,来试图躲过封锁。

500组关键字分析:疫情封锁,早在李文亮吹哨后就展开

《报导者》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报告中发现,这场封锁,其实从2019年底,医师李文亮在群组中提出武汉肺炎警告之后,就已开打。

“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疫情(编按:1月20日,医生钟南山于央视受访)以及人传人的可能性前三周,社交平台就开始封锁相关字眼,而这有极大的可能代表在疫情散布的早期,平台就收到政府要求进行封锁,”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在12月31日,也就是李文亮在群组中发出警告讯息的隔天,中国直播平台“YY”的言论审查清单,就新增了45个关键字,大部分与武汉地方政府组织、生鲜市场、不明病毒、SARS症状相关,只要用户的讯息里包含P4病毒实验室、海鲜市场等字眼,讯息就发不出去。

而在近10亿人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公民实验室则从中国疫情最严重的1月观察到2月中,发现“审查名单”上至少新增516个关键字组合。以中国电话注册的使用者,只要发出的讯息里含有这516个字词组合之一,讯息就无法送出去。

这516个字词组合,有近200个与中央领导有关,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字眼,对于他们失能的批评,如习近平总书记+形式主义、习近平+问责、习近平+喊口号;或是对他们是否亲自到了武汉、火神山医院、悬崖式下跌等讨论,都会被封。第二则是关于政府角色与政策,对于地方政府的批评、对红十字会的不满、“被狗吃了”,甚至连讽刺语“官状病毒”也都上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口罩禁止出口政策,香港林郑月娥不肯封关和香港医护人员罢工,也都成为被封的字眼,台港议题在疫情期间的“舆情之战”中也同时受控。除了李文亮,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借镜”的光复武汉、关于疫情的五大诉求和其他关于公民运动的字眼,全都上了审查名单。

平台担心社群失控,连官媒用字、客观事实也禁言

公民实验室研究员洛特丝・卢昂(Lotus Ruan)在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表示,这次的大规模封锁,与中国政府于两会期间、特定敏感时刻如六四等发生的网路审查,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关键是,武汉肺炎疫情是影响全球的公卫危机,中国的审查却连中性的名称、事件、描述都会封锁──当微信已成为中国国内甚至国际的主要讯息传播平台之一时,这会严重影响疫情的判断与发展。她举例,被封锁的关键字组合中,包括了封城、隔离,法院公告、美国疾控中心、冠状病毒、西医疗法等相当中性的字眼也都被封。

“科普性的、知识性的讯息没办法流通,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处理)公共事件、卫生事件很大的问题,”卢昂说。

虽然没办法拿到内部公文,但长期观察中国言论审查的公民实验室指出,“我们知道公私部门是一同『管理』事件的,但观察来看,连被报导过的(政策、事件名)都被审查。可能是平台业者怕无法控制言论,所以扩大范围。”

公民实验室在微信上的测试方法,主要挑选来自中国媒体的话题关键字,由于微信帐号有区分中国用户与国际用户,实验室把可能被封锁的字眼,透过国际帐号传向中国用户,结果讯息只会出现在国际用户端的荧幕上,另一端中国用户会看不到。以此方法做为测试。

卢昂解释,能在中国媒体上刊登的文字,已经是通过第一关审查了,但连这些字眼的各种排列组合都会被封,代表平台认为同个议题、同个字句,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有可能不被官方认可,或担心讨论热度之大,无法控制,“以防失控,干脆审查,”卢昂形容。

透过过去的文件以及研究,公民实验室指出,在重大事件或是敏感时刻,中国社交平台企业都会收到政府压力。即使无法明确知道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具体指令,但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指出,平台最早可能从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吹哨的隔天,就收到了官方的指导方针、展开审查。

官方两手策略:强力审查与扩大宣传

中国所谓的“舆情战”,包括审查与宣传。“宣传与审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国,这制造了长久以来的矛盾,审查是由私营部门实施的,”卢昂指出,这一次广泛地审查,可能来自于中国网路审查机制由官、民两个层次组合下的结果。官方负责公布法令、指导方针,而后由民间企业投入资源、技术、人力,进行审查,若内容违法,结果由平台自负。

其中,企业的行为与政府指令会存在时间差。当企业自觉跟不上政府管理舆论的速度,或是觉得得不到清楚的指令,为了自保,就会加大审查力道。

企业端加大力度,是因为上头施力。在2月5日,中国网信办发布公告,要对网路平台实施立即的惩罚,包括应用程式下架、依法约谈业者,如平台违法,要进行“全面深入整改”。

这份公告直接点名新浪微博、腾讯、字节跳动(抖音母公司)等平台进行专项督导。公民实验室的报告,也是从2月初开始观察到大量关键字被封锁,微博也从在同时间开始管制求救讯息。

在一波强力审查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启动宣传机器,自2月底开始,把自己从疫情的输出国,形塑成世界抗疫的教科书,宣布计划出版《大国战“疫”》一书,以5种语言向世界输出经验,全书10万字,“用科学的态度和平实的语言,客观讲述中国有力有效防控疫情魔鬼的真相和事实”、“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官媒《新华社》如此介绍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负责人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访时表示,随着病毒在全球传播,习近平面临国际社会的审视跟批评,大打舆情战,“重塑形象似乎是习近平为推卸责任、避免国际社会要求公开真相的孤注一掷之举。”

封了讯息,公共健康连带陪葬

但习近平的孤注一掷,化成过度广泛的资讯审查,可能让疫情的控制与公共健康跟着陪葬。

卢昂指出,此次中国对于资讯的“管理”竟连客观事实都加以封锁,对于疫情的影响着实令人不安。她提醒,在公共危机之时,对于资讯的管控,包括事实查核、对抗阴谋论、给予正确的讯息等,不是不能做,但必须在透明可监督之下进行。中国的言论审查不但不透明,是连谈论事实也都封锁了,“限制一般民众的讨论、实际资讯的交换,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并限制大众(对疫情)的意识,也限制民众的回应。”

著有《网路安全与网路战争》一书的现代战争专家辛格(Peter W. Singer),也发表专文指出,中国此次展开的舆情战,是极权者惯用的手法:审查、转移焦点、谎言。

他点明,“中国使用这3项手段的方式,清楚展现为了维权展开的网路战,如何反向伤害公共健康,”他指的正是这次公民实验室报告所证明的,在2019年12月31号、李文亮吹哨隔天,中国如何选择先审查,而不正面处理公卫危机,“这揭示了极权政府心中真正在乎的是什么,”辛格说。

中国舆情战,伤害全球公卫预警系统

跟着中国政府的舆情战豪赌的,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公共健康,更包括全世界。

在2019年12月31号,除了李文亮提出的警讯,全球传染病防疫系统“全球疾病警报地图(HealthMap)”、ProMEDBlueDot等组织,都公开发布类SARS疾病在武汉出现的警讯。

这些透过人工智慧运算来预测全球疫情的系统,在武汉肺炎之前,已成功预测伊波拉、禽流感的发生,在SARS发生后,资料科学与公卫专家们透过医疗、保险、消费、飞航、地方新闻以及社交网站公开数据,试图加强全球预警机;但中国试图删除、管理、掩灭非“正能量”的网路内容,却为全球预警系统的成效,埋下地雷。

曾运用Twitter资料追踪流感应用、并发表文章的加州圣地牙哥大学HDMA(Human Dynamics in the Mobile Age)中心主任邹明祥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解释, 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对于灾害防治的准备、反应、恢复、长期的应变都有帮助,决策者可以透过这些数据,即时的理解政策的效果、民众的反应,并且掌握疫情。

他以武汉求救讯息为例,数千名来自武汉各区的求救讯息中,地理位置可供政府判断哪里需要增设新的侦测点,中国网路实名制的设计,也可能让政府进一步掌握人口分布情况。求助讯息的数量,也可以理解政策的效果,例如方舱医院的设立,有没有成功降低求救的数量?最重要的是,这些求助讯息,细致而真实,对于未来传染病传播预测模型的建立,相当有帮助。

新科技却撞上老问题

邹明祥回忆,当时,SARS的疫情因为中国政府延后回报,国际社会错失第一时间反应的契机。SARS后,专家们另寻他途,希望建立全球性自动化的数据分析系统,对未知疾病的传播进行预测。但系统的成效仰赖资讯透明、分享的程度。

17年后,人们的确有了新技术,但此次疫情却又被老问题耽误了。

“(当时)很多中国传来的讯息一下子就不见了(指被审查删除),如果在疫情的早期来说,这样的资讯是关键,能够愈早知道,扩散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像伊朗,就有类似的情况又发生,”邹明祥认为,透明化、公开化,才有机会发挥集体智慧,加速找到疫情的解方。

政府管控讯息,除了审查,还有主动宣传。在美国生活的邹明祥指出,其实不只中国,美国官员遇上武汉肺炎,也曾以“口罩并不真的能防治新冠病毒”说法,试图降低民众抢购口罩的恐慌。他提醒,公共危机发生时,在公开资讯与避免群众恐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常是决策者的挑战,但无论如何的前提是必须保护民众隐私。他以公布确诊病例的资讯为例,可以透露病例移动的路径纪录,但不能公开病例的住址、姓名等。

中共选择加强集体审查

疫情的治理,不只需要在一国之内,公开、透明地分享必要资讯,全球也是同理。邹明祥解释,“如果有特定区域、国家封锁资讯,没办法知道疫情的现况、起始点或来源,我们也没办法进一步得知传播效率、未来可能的预测模型的建立,没办法分析各地区的差异,找出影响疫情传播的条件。”

“如果资讯能够共享,人们集体在一起合作,做的决策会胜过寡头政治、精英政治,也许才会真的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邹明祥说。

只是,受访当天,也是中国最严格网路管控法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生效的日子;加上“健康码”软体的实施,中国当局将民众健康资讯与警政系统相连,试图以新科技严格控制民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

中国式的现代抗疫似乎决心与开放、透明反向而行。是否能控制疫情、杜绝下一次传染疾病发生,待时间证明;但确定的是,中国民众及全球对中国公共卫生资讯透明的期待,SARS之后再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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