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

请允许我展开这张我出生并生活了29年的城市记忆地图。如今,它已日渐陌生,以至于一两个月前的事情都需尽力回忆。

那时的武汉是金子做的吗?是的,至少记忆是金子一般的。

街上隔着50米就有冒着白气的早点摊,热干面在碗里,豆皮在锅里,酒还在杯里,眼泪还没被吞进肚子里,人们忙着准备过年。
腊鱼腊肉早就过时了,时新的年货是海鲜礼包——手掌大的九节虾、木鱼一样的面包蟹,或是橘红色的大西洋鲷——又被称作“长寿鱼”——附会着讨个好彩头。主妇们笨拙地搜索它们的烹饪方式,鱼身开边蒸,鱼头熬粥——这个城市还没有吃这些的习惯,也算是互联网经济的舶来品。

从小说普通话的孩子们都从世界各地回家了,与此地的打工者和大学生们在机场车站对向擦身而过;从小说武汉话的大人们忙着被迫履行过年这个有些厌倦的义务。

总之,那时的武汉和中国大部分大城市都并无不同。

类似成都的“安逸”“巴适”、北京的“局气”“老炮儿”、上海的“老克勒”“上只角”——武汉也被贴上了一些极尽刻奇媚俗、且容易得到资本青睐的标签——“江湖”和“码头”。

可到底什么才是“江湖”和“码头”?是1966年夏天市中心的孙中山铜像下长久摆过的几具武斗死者尸体,还是那些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又回城、在八九十年代长久流传的黑话切口?

可能,“江湖”和“码头”就是不好好说话吧。

当一位摩的司机告诉你:“把一块钱。”那意味着他想要十块——90年代,房价还没有拉动经济的重工业城市里,人们尊严消失殆尽,钱都在广州、在温州,然而在这里,却流行这种轻佻,来显得举重若轻;

当一位外地人问早点摊老板,一碗稀饭多少钱,老板说:“一角。”当那农民工连着要上明显超出食量的四五碗,人们就知道他不明白其实“一角”是一元,可以看好戏了,末了还会加上一句:“苕货。”

也可能,“江湖”和“码头”是老城区的游戏机房里混合的烟味冷气,汽水瓶盖已经撬开,你操纵着欧文(90年代的英国足球球星)在屏幕上帽子戏法,却战战兢兢,连欢呼都不敢大声,唯恐搭过来一只手:“小伙子,身上有冇得钱啊?”

后来,老城区连片的棚户区被数家地产商觊觎,以旧城改造的名义被拆掉,统一拍卖,困扰家长老师们数十年的棚户区不良少年难题,就这样被土地财政轻易解决掉了。

老住户都散去城市边缘的还建房里,不会再有少年在街头、游戏厅和奶茶店扎堆。棚户区的原址上,XX国际中心即将开盘,盛惠3万5一平,学校门口也只看得到里三层外三层的送饭家长翘首以盼的脸,哪还有什么“江湖”和“码头”。

等到新媒体大合唱的今天,标签又重新被拿来、被定义、被借用,成了旅游和文创的亮点,忽略掉其中市侩、不讲道理的成分,然后再消费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像小时候的热干面,只放芝麻酱而绝无卤水,外地人觉得干、涩,难以下咽,父母却吃得精神抖擞。

手拿刀叉、渴望奔赴想象中城市发展红利宴席的人,迫不及待地展开了针对武汉和另外一些城市的比较,并得出结论——毋庸置疑,武汉已是最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唯一需要立即调整的是房价,它应当更高、更符合大都市的定位——都是些什么人啊,在此之前好些年,我总这么想。

我和我认识的人,还会去老店吃生烫牛肉,店里有一口人都可以躺进去洗澡的牛骨汤锅,店员轮流往里面加水、加味精、加牛骨,虽然味精日多而牛骨日少,但那锅24小时从未停止过沸腾。没钱的酒鬼会烫一碗牛肝,以前牛肉面3块5,现在十六七——以前比麦当劳便宜,现在比麦当劳贵——也还是得吃。

在我心里,是生烫牛肉而不是别的,才让武汉之所以为武汉。

有段时间,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三五次华南海鲜市场。

每年的小龙虾或大闸蟹季,大家都会去临街一排门面采购,和内地的大部分的海鲜市场一样、这里因短斤少两而在市民心中臭名昭著。

背街的巷子是做批发生意的,我几乎光顾过每一家不为人所知的门面,有熟知的摊贩,能靠售卖的海鲜种类猜到老板的籍贯,鮸鱼、大小黄鱼、鲳鱼来自江浙,黄翅、沙尖、泥猛来自闽粤。

我常去一家叫“天飞”的海鲜门市,有上好的地瓜粉、蚵仔、兴化粉和鼓山老酒,老板一家是福州马尾人,善良随和,总在泡茶,常常抹零,已在武汉郊区买房安了家。

另一家常去的店叫“祥芝”,店名源自老板故乡闽南石狮的一个小镇,常能看到刚死的石斑鱼被拣出鱼缸,老板会很不耐烦地摆摆手,“20块拿走!”一副不屑做零售生意的样子。然而就算海边也难有这么便宜的物价,我曾经一次性买过10条,到手时还栩栩如生,恶作剧般地拿去马路菜场铺在地上卖,武汉人根本不认得它,快臭了也没人买。

在淘宝生鲜配送尚不发达的时候,华南海鲜市场的商铺对来自沿海地区、在武汉打拼的人来说,就像胡志明小道或者驼峰航线一样,是能吃到家乡食物的唯一途径。

某条巷子里有卖蛇的,我买过用来煲汤,老板直接戴手套抓,剁掉蛇头斩件。这些蛇都是养殖的,有很成熟的产业链,淘宝上就有卖,四五年前,一条不大的乌梢蛇不过五六十元。

唯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这市场里曾有人当街杀活狗,或是把猫用水淹死然后伪装成兔肉。摊主与记者及附近居民展开了十年之久的拉锯战,宠物保护组织的壮大则是让此事后来不再发生的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公开卖狗肉,如果你说要买,摊主会讳莫如深地拿出一条冰冻的狗腿——说起来,确实是来历不明的食物。

蛇摊旁的巷子尽头,我曾见到过狼崽或者獾一类的动物,不大,关在小铁笼子里,眼睛是亮的,比周遭的鱼类和牛蛙更像活物,我试图捏那很粗的栏杆,摊主一声惊呼:“小心咬手!”这是真正的违禁商品,也是最符合“野味”定义的食材,我只见过一次。

至于吃蝙蝠这件事,从小长到大,我的确闻所未闻。

最初舆论焦点集中在海鲜市场,我是支持的,也跟着一起骂:第一,吃野生动物当然不好,应该大力宣传;第二,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血腥发家的富豪,和很多人一样隐退,已消失在城市的历史里。

但将病毒的出处归结为武汉人爱吃野味,并给它定义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毫无道理的。武汉人并没有“爱吃野味”的风气,华南海鲜市场也只是一个南方城市再常见不过的、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谈不上是法外之地。更何况,认为一个因禽流感而禁止活鸡宰杀的城市遍地是野味,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说起来,市区里的确曾有过一个宵夜聚集处被称为“野味一条街”,主打菜其实是烧鸡公,笼子里和公鸡一起关了看起来像野鸡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不过是养殖的珍珠鸡番鸭一类,被用来促销。

大部分顾客都不会点珍珠鸡和番鸭,笼子里极少的几只异类,眼见的活了至少有3个月之久——我上小学时仔细观察过,大部分顾客会点一只公鸡,在路边现杀。来吃的人多以男性为主,做一些相对“社会”的工作,建筑行业、基层政府机关等等。吃野味的幻觉、猎奇、夹杂着吹牛X,混合在一起,就是下酒菜或者壮阳药了。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坏人,也是人生中曾喊过叔叔伯伯的人。

大概10年前,“野味一条街”被取缔了,并不是因为卖野味,而是因为扰民。

 

很多人都忘了封城前几天的武汉长什么样,我也还记得。

促使我戴口罩的理由是家里刚好有朋友寄来的时装口罩,当然,他人的提醒也很重要。

1月12号,朋友约我去图书馆看书,见到他时,他戴着一个标准N95,非常闷人的那种,皮筋跟防毒面具一样勒在后脑勺,看书时也没摘下来。我立刻对自己说——嘿,铺天盖地好大一个傻X——我敢担保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在2020年1月16号之前,在武汉室内戴标准N95口罩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经过的人都会诧异地看他一两眼。

“这个事有点吓人。”他跟我说,“你最好也戴上。”

这么多年来,武汉从来没有因雾霾而季节性戴口罩的传统。这么戴口罩的人要么有病,要么觉得别人有病,反正都是有病。武汉话里称呼这种人还是——“苕货”——苕就是红薯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在图书馆里一直戴着口罩的人,都会被当作红薯看待。

几天后,对应的是社交软件上广为流传的表情包,“全世界人都认为中国是疫区,全中国人都认为武汉是疫区,而武汉人还在开心地办年货”。一开始,武汉人的确感觉是受到了冒犯的,觉得自己的城市里有病毒是丢人的、是一种侮辱,是他者对自己的抹黑,自己有必要发声澄清,于是多数人选择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说“all is well”,这样的逻辑其实贯穿了整个时代——人对于令自己感到不适的东西总会极力否认。

于是,“码头文化”又一次被提出来了。

可没有哪种文化会热衷于得传染病,或者跟钱过不去。关键是,买口罩要去药店,要行动,而普通市民在封城前接收到的信息,不足以让人行动。

从“有限人传人”到“封城”期间,绝大多数市民都没有收到任何建议、警告和提醒,之前不知道做什么,之后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封城前一天,加州程序员朋友说要给我送些药,美国带回来的。我想了想,回复几个字:“不去,怕死。”

程序员是元旦回武汉过年的,本来约定一起去吃生烫牛肉面,后来不敢吃了,说喝杯咖啡吧,咖啡也没喝成,仓促下买了大年三十当天回美国的机票,损失7千块。

半夜2点,几个APP同时弹出消息,我转给程序员:“武汉封城了,哈哈哈哈哈。”

他回了句:“X,走不了了?”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发来张人在机场的照片,附文:之前的票不要了,马上起飞。

我问机场啥气氛,都跟你一样外逃的?

他说对,欢乐、祥和、末班车、想开酒。

封城前一天,程序员本来已经收拾好行李打算上床,第二天和家人吃完午饭就离开武汉,买的是达美航空武汉转道东京飞洛杉矶的票,这时收到封城信息,整个人都傻了。

会封多久呢?也许要15天?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影响在美国的工作?他敲门把爹妈叫醒,家人大概花了0.5秒钟,就帮他做出了决定——马上走,开车走,重新买机票。

程序员还在翻行李箱做最后清点,楼下汽车已经发动,妈妈坐在车里催他:“小心机场高速封掉。”

出门时街上还没什么异常,和平日年关的凌晨一样,上了机场高速,才发现路上很多的士正往那边赶,程序员买到了8点武汉经停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买好后一刷新,就发现那班卖光了。

机场看上去人不多,防爆安检还不需要排队,程序员在值机柜台等着。4点到5点的时候,入口处突然热闹起来,程序员的耳朵里传来英语、韩语、日语,各种各样的国际方言都来了;6点,航空公司的人现身,人群一阵骚动,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要担心,10点以前的都可以飞,10点之后的,大家自己去退票吧。”

1月23日凌晨的武汉天河机场(作者供图)

机场人很多,也有没戴口罩的,其实并不太安全。但他父母一直不肯走,等到早晨目送他进了安检才离开。他找到一家星巴克吃早餐,旁边一对情侣在看此刻机票价格的涨幅,计算自己节省了多少钱,很开心的样子。

飞机到了上海,气氛立即就不一样了。安检如临大敌,穿上防护服依次给每个人测额温,稍有不对马上带进屋复查,载着警察和医生的巡逻车在大厅来回穿梭,警灯闪烁,程序员躲在星巴克瑟瑟发抖,生怕被人查身份证,他敲了几行代码,根本无心工作,发现邻座的顾客也神情异样,便试探性地问:你是武汉人吗?

那位老哥比他更猛,早上8点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变样,已经买不到武汉出发的机票了,于是开车到了100公里外的黄冈,趁那里高铁站还没封,成功坐高铁到上海搭上了末班机。

直到广播口通知登机,两位准逃犯才放下心来。

落地美国,工作人员说,你需要secondary check——就是俗称的“小黑屋”。程序员从小到大,不管是旅游、留学、还是工作签证,出入美国总有三四十次,还是第一次进这个地方,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小黑屋里不能用手机,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抱歉,你们可能需要多等一会儿,我们的医生在检测另一班国航。”联邦警察说。朋友约定来洛杉矶机场接他,时间差不多到了,程序员着急怎么把进小黑屋的信息告诉朋友。

2个小时后,医生进来用华氏摄氏各测了一遍体温,确认正常,才可以离开机场,给每个人发了张纸,中英双语,要求这些从疫区归来的人回家后自我隔离14天,上面是注意事项,一旦有症状要立刻通知CDC。

警察把手机还给他,上面有一条未读信息:“I gonna a little awkward.(有个事情有点尴尬)”

他问啥,朋友说,同事建议我最好不要来,我帮你租了辆车。

加州程序员开着朋友租的车回到工作的小城,全程戴着口罩,他不想污染这辆车。路上实在太困了,他休息了2次,把每个停车的地方在地图上标记下来,万一自己被感染了,好方便CDC查询。

朋友寄来一大堆零食表示歉意,他吃着这堆零食度过了14天。

 

封城的头一阵儿,我活得像个阁楼上的安妮弗兰克,不敢开窗。有天被太阳照醒,我X,大好春光啊,战战兢兢开了大概50秒,过来个人,吓得我连忙“哐当”一声把窗户砸上。尽管那人带了口罩,但那几天有专家说了,不仅是飞沫传播,还得提防气溶胶。

我看到麻雀和鸽子在平台上散步,家门口窗前的树下住了大约20只麻雀——真是门可罗雀——野鸽子都叼着树枝开始筑巢了,白肚皮的喜鹊在树冠里跳来跳去像猿猴。

旧时我家楼下(作者供图)

在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疯狂转发求助微博。有天一位精神病医院的护士联系我,六角亭,很有名——每当武汉人在街上碰到傻X,就会一脸诧异地说:“六角亭的院墙垮了?”

那里院墙自然没垮,患者医生却感染了不少,就安排一个护士值夜班,和十来个病人在一起,任谁也不能不害怕,希望我联系记者舆论监督云云。媒体朋友响应迅速,可那厢又变了主意:“被感染了的同事都没出头呢,还是算了吧。”

没多久,程序员也给我发来信息,“是我高中同桌,能帮帮忙吗?”

当事人在美国当律师,母亲本来要去陪她过年,因为外公生病,留下来照顾,自己也被感染了,父女二人相继去世,家里只剩外婆一个。外公去世后手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外婆也出现了低热状况,社区只能隔2天去看一下,送点方便面,老人家牙齿不好没法吃,只能喝点汤,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希望能有志愿者送点粥或者汤一类的流食,以及一部操作简单方便老人使用的手机。

程序员说,你认识能办这件事的志愿者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费用,多少都可以。

尽管有些不礼貌,我却开始回忆起往事来。

程序员来自武汉市最好的高中,这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讽刺的是,他们和我就读的最烂高中仅有一墙之隔,我们的教室正对着他们的操场,于是,各种垃圾时常从窗口无边落木萧萧下。

对方校长找上门来,勒令我们打扫,我们扛着扫帚就像战士扛着枪,磨着洋工,也算是难得的休息时间,老师挺恨铁不成钢:“你们就不是来读书的。”

扫地的时候,邻校的姑娘们先是茫然地看着我们,搞清楚这些人是来干嘛的之后,就偷偷地笑——她们毕业之后应该大多都会去康涅狄格北卡罗莱纳或者加利福尼亚,往后的人生和我们就相隔太远了。

后来,我常给程序员说起这段经历。

 

“如果只是送饭,问题不大,可以把食物放在门口然后敲门,不会有直接接触,手机就有点麻烦了,估计得当面教会她用,要颇费一番工夫。你有医用口罩和护目镜吗?”我问他。说实话,里面是什么情况,开门后会看到什么场景,我真的难以想象。

程序员有些迟疑,说,你尽量别去,医用口罩倒是随时有,在北湖,就是没有护目镜。

我在想自己被感染的可能,但这个的确没法细算概率,心里有个天平,“去”的这一头明显更重。脑子里不是没有闪过念头——如果被传染,害了自己一家怎么办,可只能强迫自己先不去想——93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尝试做什么了,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些什么。
想到这里,我就做出了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我还是不希望你去,老人的身体可能还是有反应的。”程序员认真地说。

我说你先落实口罩,把情况告诉我:小区封闭了没有?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是什么情况?我得做好心理准备,到了那里,就算不上楼或者进门,总能看到一些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再来想办法。

他说好,我马上问。我翻出泳镜塞进裤袋,打算当护目镜用。

10分钟后,程序员回复我一张截图。“通过本科渠道联系到校友,居然在区防疫站工作,刚好有防护服,决定亲自去送饭送手机,太感谢你们了!”附带一个流泪的表情。

我如释重负,胸口在起伏,是混合着紧张和悲伤的强劲肾上腺素。

 

一开始的两三周,我知道许多武汉人打开社交软件,会不断地说:我X,我X,我X,直到刷到某一则求助,会消停下来,说:“我,X……”

那多半是自己亲朋好友的求助,而你在此之前一无所知。

死亡在很多地方都是宿命的,在武汉,以前人们知晓它的方式,是楼下出现的花圈,家属拥有一个可以用乐队把邻居吵醒的破晓黎明。然而,病毒改变了这一切,它兼具生病和意外里最糟糕的部分。

患者承受可能的死亡,家属承受的是亲人死亡前的被动,当你在网上求助,你就一定得跟人解释些什么。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家老人也中招了,她没有发微博,尽管发病当天就可以做这件事,但她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等待社区通知,在家隔离。没有床位,第10天,老人晕倒了,她觉得等待决计没有希望了,开始在网上求助,希望能被收治,以及能买到一台制氧机。

我有一台制氧机,但没人能开车送过去,评论最高赞的一条,是建议她自己买制氧原料插在水瓶里自己做制氧机,这位网友说:“养观赏鱼的人人都知道。”我的确佩服他的幽默。

我听了她和社区的电话录音,是没有意义又令人沮丧的来回拉锯,我面前能浮现出这样一张办事员的脸,不特别愤怒,提高声调只是为了掌握主动权,就像拒绝一个申请低保的人或者被扣押车辆的小贩那样。过去,如果不这么做,每个认为自己有资格申请低保的人都会到街道办来拍桌子,但这个办法用在对待肺炎患者求助上则见仁见智。

媒体朋友联系上了同意接收的医院,但需要社区开转诊单,社区表示没有见过转诊单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开,于是只能满世界找一份没有人见过的转诊单。

不管怎样,她发了微博,如实介绍了情况,放了录音,微博被很多大V转发,引起了一些反应——最直接的反应是社区破天荒地主动给她家打电话,说如果因为在网上发的东西影响了上报程序,那么后果自负。

第12天,事情的解决还没有任何希望,她看上去快要放弃了,“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内容可以用来更新”。

第13天,外公外婆住进医院,她删了微博。

她居住地所在的社区领导不久后因为另一件事情被查处撤职,那是封城20天以后的事了,20天里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发生到我头上之前,我永远都不知道,在巴黎城里的人写不出《巴黎烧了吗》。

 

很快,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生病了,喉咙痛。

我每天都异常敏锐地体会着身体最细微的变化,不断尝试吞咽,看看这一次是否比上次更痛。大口呼吸,感觉心脏也开始隐隐绞痛,隔20分钟量一次体温。更糟糕的是,大腿也开始酸胀,我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

我不敢跟妈妈说,也不敢跟朋友说。只能独自回想地铁上遇到的,图书馆里遇到的,菜市场里遇到的,碰到我、接触我的每一个人。衣服是否沾染了某个人的唾液,脖子是否感受到某个人的鼻息,他们每一个人的体态、模样、神情,以及所有的一切是否有可能使我染病。

就算这样,我也没有考虑过去医院,我家离定点医院要走1到2小时不等,在那段时间里要在医院排7到10小时队。好朋友妈妈的

情况比我更严重,咳嗽感冒很久了,也是自己去药店买奥司他韦——每个人都知道去医院更容易交叉感染。

 

然后就是吃的问题。

我家冰柜里的囤货可能比90%的武汉人都多,是我妈年前和邻居团购的冻牛腩,不知道是乌拉圭巴西的僵尸肉,28块5,卤起来缩水,可能牛已经壮烈牺牲3年了。

我一度对这种操作嗤之以鼻——超市里有冷链配送排酸好的鲜牛肉,过年无非涨点价,去图这种便宜,纯属囤积癖和饥民意识。可如今封城令一下,全变了。

我妈要出门上班,我气得差点把她手机砸了;我冒险出门给朋友和拾荒者送了一趟食物和口罩,我妈也在那儿长吁短叹。总之,大家达成共识——出门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不负责,宁可节约吃点儿,也不买菜。

随着剩余食物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消耗,我逐渐体会到一些久远的常识:鸡蛋远没有同等体积的肉顶事儿,50个鸡蛋,三口之家人均2个也就吃一个多礼拜,鸡蛋消耗掉一半时,我开始用手把残留在蛋壳膜上的蛋液刮下来。

烹饪技法也值得一番研究。煮鸡蛋不下饭,率先被淘汰,回想健身时将蛋黄扔掉的奢侈岁月,恍若隔世;炒鸡蛋无菜可配,蛋炒饭总不像一餐正经饭;最常吃的是蒸鸡蛋,像蛤蜊炖蛋那样,撒葱花,泼明油,一个蛋能送一碗饭。

后来从上海居民那里吸取了经验:红烧荷包蛋,当大菜烧,放酱油和糖,两个人分一个蛋就能送一碗饭,将蛋的个体单位作用发挥到极致,确实是人家的本事。

吃不到新鲜猪肉,我尝试以腊肉泡水,试图让它恢复活力,味道像小苏打腌过的猪肉,嫩而有层次感,但不能泡太久,有次在冰箱里放了一个礼拜,那味道跟秦始皇开棺差得也不太大。

这使我开始思考父辈们的经历,有次我和我叔叔聊天,问他们小时候牛肉面和现在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叔叔说小时候哪有牛肉面,只有热干面,武汉全市一天都杀不了一头牛,90年代初食堂才开始每天有小荤,一两肉丝,三个人分,比现在山区营养餐水平还差点。

 

有朋友吃了十多天泡面,把买不到菜的困境发在微博上,被网友们骂惨了,说她是巨婴,为什么不提前囤菜?

可一个普通南方人家里能有多少余菜?我一度以为北方人均家里都有2吨大白菜呢,专门去问过,北京朋友说,家里没地窖没后院的都不大囤了。

封城以后,并没有出台市民关于是否应该出门买菜、何时出门买菜的指导手册,人们是如此健忘,可能还有人记得一张封城之初流传的图,超市劝说居民不要一次性买太多,以免造成挤兑带来的物价上涨。

如果出门买菜,她就会成为视频里超市门口长队的一部分,人们惊诧武汉人居然这个时候还敢出门,高呼封城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老老实实不出门,就算每天只吃两顿,家里的存量也会很快消耗殆尽,而在网上求助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巨婴”。无论作何选择,都有1/2的机会被永远光荣正确的互联网法庭审判。

食物短缺代表的,更多是对未来的预期变差,因为买不到菜饿肚子或者吃泡面,和为了减肥饿一两顿或者工作太忙吃几餐泡面完全不一样。一个月来在城市里发生的事儿,让很多人的安全感成为了奢侈品。

 

等到2月中旬,武汉各小区陆续封闭,没有物业的老居民楼也被用水马封锁出入口。

消费水平上看,疫区的武汉可能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40块以下的烟已不存在了,便利店被要求全部关门。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开着的,店主只做有他微信的人的生意,于是店主的微信就成了抢手货。

凌晨,一袋袋香烟饮料罐头方便面越过墙来,被从铁栅栏的一端递到另一侧,豆豉鲮鱼平常12,现在22,不能怪店主囤积居奇,他也进不到新货了,房租可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

商品名也体现修辞的艺术,猪肉高达81元/斤,美名其曰“黑猪肉”,普通鸡蛋也变成了“散养土鸡蛋”,网友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扬着小脸踊跃举手:“坐标上海,我们这里黑猪肉也要80一斤。”“对啊对啊,我们这边平常还吃不到黑猪肉呢。”至于普通的猪肉,那是没有的。

 

本地购物困难,外地的朋友寄东西进来也只能靠动脑筋或者碰运气。

“您能卖给我一个‘片仔癀’的盒子吗?”一天,陈大狒对药店的工作人员说。

对方没听明白:“盒子?”

对于有湖北朋友的漳州人来说,2月底最紧俏的物资,就是和片仔癀有关的包装了,盒子、箱子,甚至袋子,相当于往湖北寄东西的凭证。陈大狒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疫情开始后,许多朋友都被困在家中,缺衣少食,甚至没有洗发水、卫生纸和洗面奶。

起初,顺丰规定只能往湖北地区寄口罩,但捎带食品和生活物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部分时候,“口罩”成了掩护;后来规定更改成只能寄药品,并且必须是本地中药上市公司片仔癀旗下的药品。

可当她费尽心思搞到片仔癀的包装盒之后,县城的快递员又说什么都不让寄了,到漳州市区才能寄出去。

城市街区被水马封锁(作者供图)

标志混乱时刻结束的符号,是社区喇叭播放内容终于从“根据国家传染病法规,本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变成了“居民同志们赶紧下楼买菜,有鱼肉供应”。大概十天半个月会供应一次,得用最快速度跑下楼,每人限购2斤猪肉、2条鱼、60个蛋、猪肉50一斤、3斤半左右的草鱼40块,大概比平时贵一倍,但和网上流传的匪夷所思的价格相比,已经很便宜了。

很快排队的长度就超过了两个路口,大家都比较客气,没人插队,有人发现自己忘了带钱想上去拿,前后的人也认,基本维持了间隔2米。老人们互相聊天:“这搞得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菜差不多的。”

第一次,我用足了购买份额,交钱后,工作人员大声喊:“肉还够1个人的啊!”我想,要不要留1斤肉给后面的老人?狠了狠心,还是拿回家吃了——1个月没吃到新鲜肉,实在太想吃了。

第二次,轮到我的时候,荤菜没剩多少了,我只买了1条鱼,把肉和蛋的份额留给别人,又想起互联网法庭里那些对武汉市民为什么不囤够食物的指责,这也许并不是个聪明的选择。

我住在江汉路,传统意义上的武汉市中心,那天买菜时的场景作为社区保障的优秀典型上了湖北新闻,我买菜的境遇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远不是最差的。

尾声

”真的是个奇妙的宏大词汇。

有些时候,它是英雄的武汉人,当英雄的武汉人讲述困境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婴。封城50天了,武汉真的没有巨婴,有的只是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和不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的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常识、同理心和人们的悲欢。

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我知道我们只是坐在替补席,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几天前,加州程序员也买了一车罐头、印度长梗米和藜麦,看起来能吃半年的样子,他说加州搞不好也要爆发,得先囤点粮,然后决定和我一样,再不出门。

我们又一次回忆起高中的往昔,那时我和他并不相识,却发现大家都吃过同一家热干面、喝过同一家奶茶,两所学校放学时间不同,彼此错开,学生们一墙之隔却并不相互了解。我常去对面的巷子抽烟、打牌、谈恋爱、抄作业,或者看有没有扯皮打架的热闹;他只会去马路上的文具店或者报刊亭看有没有安东尼、七堇年的新书,或者和同学一起叽叽喳喳地交流手办。

我说,你们学校的人从来不到对面巷子里去玩。

程序员说,那是他们,我经常去。

我说,类似在那边深入黑人区?

他说,差不多。

那天我们还聊了很多,关于武汉这座城市的记忆、精神、气味,和曾经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有些时候,虽然相隔重洋,却会比一墙之隔的时候更近。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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