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曾经用自己的名字为百子湾的一条无名路命名的行为艺术家葛宇路,开始了一个与城市相关的新计划:用风跨城寄一封信。经过8天、67个小时的步行,他用电风扇和鼓风机将一封只有抬头和落款的情书,从燕郊吹进了北京,吹到了他女朋友手中。

葛宇路说,“这是北京才有的土味浪漫。”作为一个武汉人,他来到北京之后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北京的风真的挺大的。“我相信很多人有着与我相似的命运,就像我自己制造的风一样,只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力量,任何一丝从北京刮过来的风都可以轻松地把我吹回去。所以每次北京刮大风的时候,我只能等待,等着一旦有机会,再往城里吹。”

今年情人节,一则记录下这次行为艺术的视频,在朋友圈传播开来。彼时,他正和同样来自武汉的女朋友在燕郊的出租屋里隔离。偶尔出门一次,是为了给女朋友买虾吃,“外地人都不太敢娶武汉人当老婆,因为武汉女孩脾气不好,很泼辣。很多武汉家庭都是女的说了算,我女朋友也经常强调,我俩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葛宇路说。

燕郊与北京一河之隔,但真正区隔两地的,并不是河,而是河上的进京检查站。检查站在燕郊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二月底的一天,葛宇路被告知,作为一个身份证以42开头的武汉人,他必须上交出门证,并不允许再出入小区,而距离他上次回武汉,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与此同时,已经买好了去泰国机票的他,打算凭着这张42开头的身份证,通过进京检查站。

几天前,我和已经身在曼谷的葛宇路聊了聊,他跟我讲了一个武汉人两次进京的故事。

有人问我住在哪儿,我说我住“环京”

2019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从位于燕郊的家里出发,一手拿着电风扇,一手拿着鼓风机,想把一封写给我女朋友的信,吹到她位于北三环牡丹园的家里。这天,是她的生日。

其实我从15号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原计划半夜出发,16号中午就能把信送到我女朋友手上,给她庆祝生日。后来发现,我对于这件事的难度估计得太过乐观了,以至于16号天亮的时候,我刚刚过了进京检查站。但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完成它,于是我在大约一周之后再次出发。

原本选择凌晨出发,就是为了避开燕郊的早高峰。但凌晨三点多的时候,路上的车就已经多了起来,有三辆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感觉像是燕郊打了个呼噜、翻了个身,已经睡醒了。燕郊人起得特别早,因为要进京上班。我听说在燕郊,很多父母凌晨起床替子女排队等公交,为了让子女多睡一会儿。

把信吹过检查站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因为对于所有住在燕郊的人来说,检查站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论京津冀怎么一体化,只要检查站不取消,北京和燕郊就永远隔着巨大的鸿沟。

葛宇路给女朋友的信

检查站的进京方向,经常堵着长长的车队,出京方向却畅通无阻。没有在检查站消耗过数个小时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在燕郊生活的辛酸的,比起住在检查站另一侧的人,燕郊的上班族永远有一个时间的黑洞。

而当通过检查站的一瞬间,心理上的窒息感就消失了,你身上值得怀疑的一切未知,都不存在了,这时候,不管是燕郊人还是北京人,都被还原为人,不再被区隔、分化。

在某种意义上,检查站也是观测站,是感知北京的一个风向标。它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检查站的设备状态、开放的通道、检查的强度,每天都在变化。有时候京牌车可以免检,偶尔外地车免检;警察有时要看司机身份证,有时要看全车人的身份证。有时检查格外严格繁琐,那种不容争辩,没有道理可讲,只能看脸色、看风向,只能等的感觉,每个燕郊人多少都有体会。

我在燕郊的房租是1600一个月,两室一厅,相当便宜,风景也不错,楼下就是潮白河,河对岸就是通州。这样的房子要是在北京市市区,月租恐怕就得五位数了。

搬来燕郊之前,我住在北京市内的城中村。有一次我正在家里上网,有人敲门说要检查我的证件,我说我不能住了吗,他说可以住,没问题。然后他就走了,没过多久房东就跟我说,你不能住了,因为你给上门检查的人开门了,如果你不理他,他以为这房子里没人,你就可以继续住。但我怎么知道谁敲门不能开呢?

还有一次,我拖着行李箱回来,到了家门口发现住的地方被拉上了警戒线,每隔十米站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保安。我心想这楼里是有炸弹还是咋的。其中一个保安跟我说,你不能住了,有什么问题跟那边的人反映。我一看,有几个人坐在一边喝茶打麻将,我跟他们说,我刚下飞机,家都还没回,能不能通融一下缓两天。他们说,你别跟我说了,有这时间,你都找到新房子了。

经历了这两次,我就再也不想回北京住了。现在有人问我住哪儿,我会说我住“环京”,就是环绕北京的一圈。

潮白河这么窄,游过去才像个武汉人吧

燕郊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廊坊,但在疫情防控上,参考的却是北京的标准,进出小区都需要有通行证。我第一次办通行证大约是2月7号前后,当时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张通知,说每个人都必须办一张通行证,还说什么要学武汉的防控,意思就是,防控升级了。

我去办证的时候倒是没遇到什么问题,只是登记籍贯的时候,居委会的阿姨们看我写的是“湖北武汉”,都吓了一跳,我写完之后她们集体往后退了半步,那个场景特别戏剧。阿姨问我,你是湖北武汉的啊,你在这儿过的年吗?我说,我年前就听说了疫情的事情,就没回去了。

给女友的信到了检查站

到了27号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物业的人,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必须把通行证交回来,因为你是湖北人,身份证42开头的。我说你凭什么要我交回去,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具体的你可以跟居委会咨询。

我就给居委会打了电话,我说物业通知我,因为我的身份证是42开头的,通行证必须收回,我以后不能出小区了,有这回事吗?居委会的人说,确实有这回事,刚刚下通知传达了北京那边的会议精神,说以后所有身份证42开头的,都不得进出小区了。

我刚想解释我没有湖北旅行史,他就打断了我,他说,这就是一刀切,你就认了吧。我当时就突然无语了,因为他也挺痛快的,不像有些工作人员,磨磨唧唧的。

但我当时已经买好了去泰国的机票,我就接着问他,如果我出了小区就不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就管不着我了。他说,就算你出了小区,也进不了京,检查站看到42开头的身份证就不会放行的。听了这话我就赶紧在顺风车的群里面问,42开头的身份证能不能过检查站。基本上所有司机给我的答复都是,你就别想了,走不了的,没戏。

我当时就打算退机票酒店了,但酒店让我必须提供一份证明,证明是由于北京这边的防控政策导致我去不了了。我心想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谁会给你提供文件啊,这本来就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

于是我就给12345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有没有政策规定,身份证42开头的人不准进京。那边反馈也挺快,就说目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文件,他们会尽快调查一下,然后给我回复。我说我这儿急着要走了,万一到了检查站被拦下来怎么办。他说你这个情况,通过检查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检查站遇到麻烦,你再打电话过来。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票反倒不能退了,我打算第二天先骑着电动车进京试试,看看会不会被拦下来。我还准备了小型的摄像机,想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但说来也巧了,因为我研究生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所以我有一张北京地址的身份证,后来因为一系列变故,导致我没有参加毕业那年正规的退户口手续,虽然我的户籍也遣返了,但这张北京地址的身份证一直没有被收回去。所以我现在有两张身份证,并且两张都有效。

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到了小区门口,那个负责检查身份证的志愿者不认识42,他看了一眼我身份证上的北京地址,就放我出去了。到了检查站,警察拿着我的身份证扫了一下,就放行了,我就这样进了北京。我一下子就恍惚了,有点不敢相信,我就在通州买了点菜,又回到了燕郊。

后来我就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说近期政府正在细化政策,过两天会出一个针对湖北人的专属通行证。

但我还是不放心,我觉得政策一会儿一变,一次没被拦下来并不能说明什么。燕郊和北京之间只隔着一条潮白河,而检查站是潮白河上的一座桥。一开始我想的是,实在不行就从潮白河游过去。因为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汉人都会游泳,水性很好,不会游泳的人我们叫他“旱鸭子”。从小我爸就跟我炫耀,说他之前游长江、游东湖什么的,我的高中老师也是,有点像是原始部落的成人礼,只有游过长江、游过东湖,你才算是一个有勇有谋、心智成熟、身体素质过硬的武汉人,才有资格自称武汉人。我想潮白河这么窄,游过去才像个湖北人吧。

一开始我想从家里找个盆,把行李精简一下,放在盆里,拖着盆游过去。但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当时河面上还有冰没化,水温肯定是接近零度的,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些和冬泳有关的注意事项,比如在多少度的水中只能游多长时间之类的,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会休克甚至有生命危险。我还研究了地图,选了一段潮白河最窄的河段,大概有160米宽。综合评估了一下,我觉得自己拖着行李在零度的水里游过去,还是有点困难。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个小时候洗澡的那种大澡盆,连人带行李一起划过去。但超市和京东都没有卖这么大的盆的。于是我就顺带在京东搜了一下皮划艇,发现还真的有一个第二天能到货的皮划艇,能够承重将近200公斤,我和行李都放上去也没问题,就赶紧下单了,还给它取好了名字,就叫“42冲锋舟”。

直到我出发去机场的那天(3月2日),我也没等来居委会承诺的湖北人专属通行证。我的飞机是下午五点钟的,我一大清早就出门了,想着如果在检查站被拦下来了,就执行我的备用计划,回家去取皮划艇。

我坐着顺风车到了检查站,果不其然,政策变严了。我在车上把身份证递给警察,他一刷,那个警报器就开始尖叫,我当时心里想,完了完了。然后警察就把我叫下车,医务人员递给我一个水银温度计,夹在腋下的那种,让我测体温。

我说警察同志我去坐飞机,你为什么拦我。他说谁拦你了,我们这是在做调查。然后他就问我坐飞机去哪儿,我说去泰国。他就把我的机票什么的用执法记录仪拍了下来,就放我走了。我再一次懵了,我的皮划艇白买了,没派上用场。

武汉是北京的过去,北京是武汉的未来

201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叫《东湖站》。我把北京913路公交车东湖站的站牌拆了下来,装在了武汉的东湖中央。

东湖这个地名,在北京指的是一个叫“东湖渠”的地方,在望京北小河公园附近,再往北一点就是来广营。那里并没有任何水域,是一片高层住宅区。我猜它曾经是一片湖,后来被填掉了。

北京东湖

我隐约感觉到,北京的东湖可能就是武汉东湖未来的命运。对于武汉来说,北京是未来;而对于北京来说,武汉是它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城市发展阶段。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它的地理环境不断变化,空间不断被蚕食的一个过程。

葛宇路作品《东湖站》

武汉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武汉的味道被一点点抹掉的过程。我家住在中南路,在长途客运站附近,离现在的武昌火车站也不远。按照我们老武汉的标准来说,这已经属于比较偏的地方了。小时候我家楼下有很多街头大排档和卖吃的的小推车,我没事儿就在楼下溜达,找个大排档坐一坐。这些地方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有些脏乱差,因为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是光着膀子的,像个混混一样,还有人身上纹着龙什么的,讲话也很大声,有时候打打闹闹、骂脏话,什么都有。

汉口有一条很有名的街叫吉庆街,因为整条街上都是大排档,路面上黏了一层油,如果你穿了一双胶底鞋,走在上面会一粘一粘的。吉庆街两边常年坐满了吃饭的人,街头艺人会在其中穿插表演,有吹拉弹唱的,也有演相声小品的。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剧场和餐厅的界限,这就是所谓的“浸入式戏剧”吧,吃着吃着饭,忽然跳出一个人,就在你桌子旁边演起来了。

后来吉庆街重新修了很多西式的建筑,特别洋气,但市井文化却消失了。它再也复活不了了。现在去吉庆街,甚至会觉得有点冷清,整条街的风格也在土和洋之间捉摸不定,漂亮的洋房里面买的是热干面,牛肉粉的隔壁是冰雪皇后,就完全不搭噶。

对于城市更新,我不能说我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但是我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我是伴随着武汉的城市更新长大的一代人,小学一毕业,小学就搬到新校区了;初中一毕业,初中就搬到新校区了;高中读了一半,高中也换新校区了;大学一入学,去的就是刚落成的新校区,校园里的路还都没修好,一片土路中间竖了一栋房子,是我们的宿舍。

我读本科的时候,正是武汉大拆大建的高潮。从我出生的90年代初到现在,武汉最大的变化,就是公共空间的萎靡,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其实就是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和可能性正在逐渐被规训和压缩。

我小时候,住在我爷爷奶奶家,一到夏天家里就热得不行,也买不起空调,晚上大家就把床都搬到马路上去,街两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行军床、竹床、凉席。家里所有人全都上街去,摇着扇子,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困了,大家就一起在街上睡觉。今天睡我旁边的可能是隔壁的邻居,明天就是楼下的谁谁,后天又换人了。我们小孩可开心了,因为床和床之间的距离特别近,小孩可以脚不沾地地从街的一头蹦到另一头。

葛宇路小时候,“那么小就秃了”

今天当然大家家里都有空调了,街道也变得越来越宽,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从行人的街道变成了车的街道,现在我再回到我爷爷奶奶家那条街,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停车场。

包括后来,武汉一直在争创精神文明城市,不符合精神文明准则的东西都要被取缔,像随地吐痰啊、闯红绿灯啊,还有穿睡衣上街,都是不允许的。过去对于武汉人来说,男的穿个短裤上街,女的穿个睡衣上街,都是很正常的,不会有人觉得有伤风化,或者是耍流氓什么的。大家都很坦然地打招呼,摇着扇子聊天,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很文明。

现在我每次回武汉的时候,刚到的几天,都会有点漂着的感觉。不是我变了,是武汉变了。但再待一阵子又会发现,其实武汉的精气神一直在,只不过藏在剧变的城市景观下面。

武汉一直在我的血液里,我说话带着武汉口音,有时会被北京的朋友调侃,我也会跟着笑,而且非常得意和自豪。武汉教会我的“不服周”(武汉方言里不信邪的意思),会让我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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