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你可以说她是一座宏伟的历史古都,也可以说她是一驾庞大的政治经济机器,但在许多青年人眼力,她也是一片灰蒙蒙的伤心之地。

也许你人生前十八年的努力,都是为了考上一个“XX大学”,然后在北京的望京、三里屯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接着租了一个十分边缘的小房间,最后跟父母打招呼时自豪又有些迷茫地说上一句:“我到北京工作了。”

奋斗、出人头地,这个时长有多久,不知道,但清楚的是,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部分北漂青年梦想率先破碎。

2020年开春,疫情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减产、破产、资金链断裂,截止至2月21日,已有750家企业在人民法院发布破产公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

随之,一大波失业北漂青年正在谋划逃离北京,并将所有个人物品挂在网上抛售。

1  北漂青年开始在闲鱼抛售家具了

在闲鱼上搜索“离开北京”,出来的结果让人心惊。

“贱卖”、“给钱就卖”、“无情甩卖”,这些关键词显示着一大波北漂者的生活在分崩离析。

从闲鱼给出的数据可以看出,这批用户大部分都是90后。

因为疫情导致裁员、收入降低,从一月份以来就入不敷出,可是房租照样得交、花呗照样得还,没有充裕的生活收入,却负担了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只好决定离开。

在这个刷不到尽头的抛售清单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仿佛一本怪诞的北漂人类学博物志。

搜索结果中最常见的,还是生活用品。

也有曾经的骑手低价处理“外卖神器”,骑手本来给爱车换了新排气,现在却突然着急离开北京。

有人在抛售压箱底的干吃面,一种在北京为数不多能给予他欢愉的物质。

有人在抛售压箱底的干吃面,一种在北京为数不多能给予他欢愉的物质。

也有人把自己出租屋的佛龛结缘转让,彻底割舍精神寄托。

甚至还有人出售起了陪伴自己许久的宠物貂。

当然了,还有很多年轻人闲置在房间的健身器材,没摸过几次,也开始售卖了起来。

青年们从不同的小城市汇聚到了巨大且陌生的北京机器中,都是带着企图来的。

一是图发展,二是谋生活,三则是提升自我,出租屋纵使再狭小,也必须成为自己的修炼场,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灵魂”。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青年们灵魂尚未有趣,就被北京干得七零八碎,最后挂上了一个tag“离开北京”,出售自己的一切提升道具。

名为《职场》的书,还没开封,自己就率先离开北京了。

“日语直通车”没上过几次,却率先坐上了返乡的列车。

私教课的卡转让得了,可塑造一个完美身材的梦却就此留在了北京。

各种平时并不多见的乐器,代表了主人千奇百怪的兴趣爱好,最终也在闲鱼低价转让。

离开北京,这句话是没什么修饰的、是十分平淡的,但也是十分匆忙的,北漂青年们匆忙甩卖的,除了带不走的一些物件,还有他们的猫。

搜索关键词“离开北京 猫”,大量有偿或无偿领养的宠物猫正在等待一场救赎。

平日里娇生惯养、常年称霸朋友圈的英短、美短们,因为主人回家没条件或路上不方便等诸多原因,只好被忍痛割爱,寄希望于马上就能找到一户家境富裕的好心人。

你能看到这些可爱的猫咪正在待售,说明这些猫咪还有希望,可能会找到下一个主人,但我也不敢想象,最后挑剩下的猫咪,它们的下一站,究竟是哪?

平时这些小年轻们,口中常挂着“断舍离”,外卖盒、饮料瓶却堆满桌子,但现在离开北京了,他们却割舍得一干二净。

一言以蔽之,在北京活着,太累。

“上班累了,坐在沙发上,家的感觉就出来了。因为北京真的很让人累!”

卖家甚至如此调侃自己的离开

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呈现持续负增长趋势,且降幅逐年增大,从每年减少6.1万人跃升至每年减少23.3万人。(《2019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

有多少人怀揣着一个梦想和一张身份证来到了陌生的北京,又有多少人两手空空地挥别了伤心的北京。

2 进入中产的新方式

北漂青年走了,他们的房间也空了出来。

此刻闲鱼上着急转手的房源,大部分都是距离城中心1-2小时通勤时间、跟别人合租的一个十几平的卧室,月租从1800到3000+不等。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2018年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北京租房者每月房租占月收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则占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此刻急着转租的房源,我们可以估算出,逃离北京的青年每月到手工资是在5k-8k这个水平。

中国新闻网前些年曾发博称:目前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场人士95%都希望月入一万以上,一半的人希望每月能有一万五。这条微博后来成为群嘲,网友纷纷讽刺现在的新人太傻太天真。

可这想法也没错,你想想,北京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工作压力,月薪一万不才能稍微活得体面一点儿吗?

在北京生活,很可能就是一个现实反复霸凌理想的过程。

初来乍到的北京,是块状的,工作日工作,休息日休息,有空就提升技能、陶冶情操,在大城市拼搏出一片天地。

但现实就是一片破碎,加班常态化,生活碎片化。

这些青年们的生活两点一线,不是在地铁上,就是在办公室里,回到家里除了休息还是休息,吉他、烤箱、书籍等一切提升自我技能的物品,最后都成了装饰品。

另外,青年们或许也会渐渐发现,向上的空间也几乎被封闭,阶层障碍难以跨越,普通人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在北京只够买1/5个厕所。

最后,他们成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观念中的无缘中产的无产中产阶级(Middle-classish Proletariat)。

无产中产,顾名思义,就是“像无产阶级一样没有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却积极用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要求自己的群体。”

当代青年若想升入中产阶级,在今天更可能的方式,是“像中产一样消费”,而不是“拥有中产收入”。

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年轻人唯一的拯救。

就这样,生活在北京,成了一种体验。

每一件售卖的闲置物品,都象征着卖家一个个期望被尘封,慢慢地成为了“”卖家们在这个城市“到此一游”的唯一凭证,转让给下一个抱有期望的人。

最后,当疫情等各种风险事件突然降临的时候,每个消费撑托起来的无产中产阶级,瞬间垮塌,成了一批开始在闲鱼售卖闲置物品的北漂卖家……

溃败北漂青年,空着手来,空着手走。

也许他们在故乡积攒了足够的能力与勇气之后,会卷土重来,又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