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成为
一个女权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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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微信公号新锐评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把行李背上,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看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

那天,我正好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霎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

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象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

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 “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

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五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

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

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做妻子和母亲。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

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

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

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就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

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

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

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

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道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

艾华大笑, 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了后那晚,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我可怎么从来没想过呢?

我那时已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柯。

对女权主义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

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念理论的脑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大概感情丰富,理性不足。那时,丈夫多次对我说:“你是哲学的天敌,永远也不会理解理论。”

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论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论。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已经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么?艾华对我说的,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他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

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

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

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 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1993年春艾华又来了,说她的书已经基本写好了,再来核实资料。我还是不太清楚艾华到底写了什么书。1997年艾华的书《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出来后,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一个下午就把她的书读完了,我才知道她来中国到底是做什么来的!

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二十一世纪》杂志于2005年2月号专门刊登了书评介绍这本书。而我那个下午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书放下,一个人抿嘴微笑,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么长的一条路才到达艾华的书。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岁的儿子留在国内,一个人向美国飞去,去留学。第一个学期我选的课全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阅读”。妇女研究系的主任问:“你为什么要学女权主义?”我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性的工作权利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

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但是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己的种种受压迫。”

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

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个体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和结构,意识形态的各种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

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

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

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

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

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

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勒冈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二十多位本科生、六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四十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算了。

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

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

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的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从来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三十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

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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