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生于长春市,1985年迁居深圳。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月光》《出门种葵花》,随笔集《世界何以辽阔》《派什么人去受难》,小说集《1966年》《方圆四十里》,非虚构《中国腹地行》《》《2》等。获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美国安高诗歌奖等奖项。

2005年,诗人王小妮来到海南大学任职。在成为老师的过程中,王小妮为年轻人身上的干净和纯洁而感动。她会去倾听学生,引导学生,以理想和诗意来抵御生活的庸常,从不断悬空下坠的生命状态中觉醒。

她也会感叹,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过,一个选择成为教师的人,总是怀着希望的种子的。王小妮所坚守的希望是这样的:“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如果这个世界还会变好,那么一定是从青年始。而改变青年的力量,就在每一位教师手中。

上课记

文|王小妮

 

2005年末,第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海岛上短促的寒冷季节,看学生们穿得厚厚的,排长队买回家的车票。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吗?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密麻麻的人名后面是四个月来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能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能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鲜活和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从2006年开始,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学期结束后,整理成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它只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没想过这个题目可以持续写。新学期再开始,生动有趣的事情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随手记录。

现在,我有了从2006至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也是审视反省自己的过程,从一节课的准备开始到一个学期的终止,不断地自我调整修正,从一个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这变化丝毫没有被动性,我想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一个今天意义下的好老师。

比如考试作弊,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对这类事的态度越来越软化了。我不觉得有软化,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身处污秽遍地的泥塘中,强求随风飘零的小荷叶们独自保持洁净是需要强劲说服力和自我约束的。我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的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我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只是表述上有差异而已。

生活都是庸常的,而日常的才最本质,才水注石穿。一个人跳了楼,能震动一时,人们叹息十分钟后,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你长久以来多适应它。

同时,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自领责任,该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二年义务教育中被忽略一带而过的事件人物;还有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事新闻,使他们不至于和学校大墙外面完全隔离。这些都比填空格背课本和考证书重要得多。

在高校做了六年老师,上了六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而去上课更是个学习和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过程。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些年轻人,并得到他们单纯又热烈的友情,我也因此而偏得,更多发现和感慨这些新生命身上天然的干净和纯洁。能连续写出“上课记”必须感谢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被这些新生命的琐细触动中,才发现自己看到和记录了这么多。

渐渐知道了,其实这远不是他们的全部,比起前辈,今天的年轻人可复杂多了。他们不是中国古人在诗词里空泛赞颂的莲花,没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身上不沾污秽,但是,发现了再微小的纯净,也一定要说出来,说给他自己和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在今天尤其重要。

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很多很多年来,从正被捧得火热的所谓“80 年代”起,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对现实的“建设”中,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有很多时候,我和他们很一致,我们之间的差异都被掩盖着。在共同抨击嘲讽揭穿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同步很痛快很酣畅淋漓,我们变成了一体,对立的是某个第三者。可理想主义真正实施起来千难万难,对我对他们都有长久的难度。

我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在我是过来者,我的失望比他们更真切更深厚,但我要说希望还在。可庆幸的是,很多温情的纯真的瞬间总是自然地冒出来,细细观察同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一年级时候和四年级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已经变了好几个来回了。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出判断力,谁也不比谁高明,现实才是最高级的教授,是讲述希望的唯一导师。

很多次离开教室,和学生们结束闲谈分手在岔路口,变成我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上来,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他们不避讳我,当我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派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一般我不会直接说我的意见,满心的意见。一个人暂时保留自己的看法不一定难,但是,当一个人用了心力,滔滔宣讲两小时刚下来,听者想的说的做的,恰恰和刚刚宣讲者的“布道”背道而驰,甚至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两者间该有什么关联和冲突。

上课时候说得多了,喉咙还在发紧发燥,听了他们口无遮拦的只言片语,心里复杂,滋味很不好受,悲哀哦悲哀。我知道,我没一丝一毫的力量“顶”得住这些孩子,让他们在眼下和未来里,不害怕,不趋功利,不计个人得失。

激情敏锐引领潮流——中国的大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人群中的翘楚,是精神的尖顶锋刃,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死死地套进了现今的大学这人生游戏的重要一环。

世人看他们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其实仔细分辨每一个,都复杂,又幻想这样又幻想那样,都本能地渴望快速成功,而成功难上加难,超出他们负担能力太多,真实地留给他们的只剩了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者还敢质疑和执拗,遇到大事情,就忍耐顺从,违心地接受,长久地积郁在心。

能抗争的总是少数人,2010 年毕业离校,现在已经漂在北京的自由影人邓伯超在大学毕业的班级聚会上,冲上台骂了一句巨脏的脏话。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

谁也没能力选择后人,唯一的真理是未来的方可只能把握在他们手中。

希望这些琐碎的记录,不仅是某人某校某年度的记录,也许它能启动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又一代。至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东西,我完全没能力没心情去涉及,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办学记”“保研记”“晋升记”“考核记”“评估记”“申报课题记”“论文辅导记” 。写写这些被习惯的常态,不会比走近学生更难。

每一个做老师的都能写他的“上课记”,自由的书写本来就没有界限和门槛。不是我的课讲得多好,只是我对一项工作投入了情感和价值观,这样做的老师很多,无意中稍加留心就能发现他们,默默地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圣徒般的持守者是有的,只是他们自己没记录,也没被别人记录。

像2010年“上课记”中徐飞同学记在我本子上的他的中学教师: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元通中学吕淑英老师,她不知觉中散发出对诗的热爱,熏陶影响着她身边的小孩子们,这和什么绩效工资升学率争先进完全无关,完全超越了生存的层面,外人可以不理解他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

更多的时候,人们在各种媒介和网络上听到的是批评,老师、学生间互相的指责控诉抱怨。以人们的一般认识,教师是个终生职业,但首先它是个饭碗。很多人三十年宣讲同一本教材,重复同一类结论,专注所谓的知识传授,下课铃响转身就走,他完成了两个课时的活儿。

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现实正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我们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过自私大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和错的评判和应有的坚持,疲惫懈怠容身于现状,主动地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是最悲哀。

六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 么做,太耗神,而这样做下来得到的内心回应常常是,越加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太不切实际,一丝一毫的改变都是妄想,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比如这几天,已经准备好了两个新的本子,封面上分别写了“2011 年诗歌课”和“2011 年记录”,准备秋天一开学就推荐给学生的书,已经备齐。

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节选自王小妮《上课记·前言》,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