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鹿大萌  来源:人间theLivings
1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我顺手在网上查了杨院长的文章,发现他前几年还在一些重磅期刊发表过几篇文章,近些年没新的大作,就问身边上的一个老编辑:“这种教授写的书,问题应该不大吧?”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2
一周后,周姐突然又把我叫到会议室,焦急地问:“你知道有哪些比较靠谱的‘查重软件’吗?”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周姐立刻联系书稿的负责人王秘书——许多教授出书都是只管交稿,后续的事都交给自己的学生或秘书对接处理——听到“抄袭”两个字,王秘书立刻就炸了毛,张口就说我们“诬陷杨院长、质疑杨院长的人品与学品”,态度十分蛮横,“你们不就是个卖书号的嘛?!”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3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那是我导师。”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事后,我问老高熟不熟悉杨院长,他回了我一句:“那个官迷啊?”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他自己也不看吗?”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4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接着,张博士发了好多愤怒和菜刀的表情:“每次都是你把项目资料往我这一发,然后就不管不问了,要你这个秘书干嘛使的?你也是个博士,干嘛不自己写?哦,对了,谁让你是个水货呢!当初要是没有我帮你,你能不能把你的毕业论文写完还不知道呢!”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私下问赵炎:“张博士今天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
“当然,你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才毕业吗?”
“你不是说他没写出想要的论文……”
“他那么高的水平,顶级刊物都发了好几篇文章,论文能写不出来?你想啊,要是毕业了,老杨以后这些项目谁去做呢?这么好的学生,不得多发挥发挥价值吗?”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5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半年后,老高突然发微信问我:“杨校长那本书是你做的?”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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