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方的攻击并无新意,无非“造谣”、“负面”、“递刀”等说法。作为新现象出现的,其实是舆论容忍尺度的极速收缩。承受大量责难的《武汉日记》,内容可谓相当克制,不仅时时体恤基层公务员的辛苦,被医护人员感动,夸赞年轻志愿者,为新增病例的减少而开心,甚至被全民指责的前武汉市市长也在日记中得到理解。

一场新旧之争,同时也是代际战争围绕方方日记而起,成为疫情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撕裂。一方是职业网评员带领的年轻世代,另一方则是仍然希望澄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的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强调“启蒙常识”的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说明“文学是良心的事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等人,都已经过了人生中途。

光怪陆离之处在于,新的世代承接的话语体系比上一辈人更为陈旧,更接近1950、60年代的中国,但是从全世界民粹崭露头角的潮流看,他们毫无疑问又是新的。而被当局打散的“公知”时代残留的启蒙话语碎片,和改革开放后体制内的开明派余音,相对于年轻世代的“保守”,这些声音却更加“进步”。新旧交战,究竟孰新孰旧,难以辨认。

在最近一场网络研讨会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钱永祥、刘擎、周濂、周保松四人就对当下排他性的“”表示了担忧,并认为危险之处在于这种话语背后的垄断性。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推理,当“”被一种论述所垄断,那么其他所有的异议都将有可能承担“叛国”的指责。

理查德·J. 埃文斯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重现了这个战争来临之前的年代:失落的德国人渴望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带领他们通过民族复兴运动,恢复往日的德意志强国,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他探究了纳粹党活跃青年的使命感来源于何处,答案是为了德国的民族团结,德意志文化的繁荣,对一战中德国战败的创伤记忆,以及绝对的爱国理想。

这也是曾经的“公知”群体的无力感所在——刘擎在谈论当下的爱国主义情绪时是沮丧的:“忿忿不平的情绪一定要长大,否则会把国家带向灾难,比如德国从一战后被欺压到全民想要报复。”周濂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现在是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偏爱、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爱、忠、孝,而以理性、客观、中正为耻。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群人,怎么办?”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