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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上旬时,就买好了4月3日深圳北到许昌东的高铁票。按我当时的估计,进入4月国内的疫情就会放松许多了,而且官府急于启动经济,一定会放松交通的管制,所以我应该能够成行,回家给爹娘扫帚墓。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官府居然可以是这样一个放松法:交通管制是放松了,但是你必须有所谓“健康码”才能出行。官府不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健康码”或“绿码”的吗?这些人的出行权利就这样一句话就被剥夺了吗?

3月底,我四处打听,除了健康码,可不可以办个“健康证”之类的上高铁住酒店之类。果然,可以去社康中心或医院去办健康证。我就兴冲冲地去社康中心,结果人告诉我说:扫码才能办健康证。靠,我要是能扫码,还需要办健康证吗?人家说,你不扫码,我们怎么知道你过去14天有没有去过疫区,怎么证明你是健康的?我靠,这就是个死循环嘛。

当时我儿子还在武汉,通电话时儿子说,“你就先下个微信或支付宝,不用来支付或社交,只用来出行证明,等回来销了不就行了?”我说,“不行,坚决不用微信或支付宝,坚持不开移动支付,这是我的道德原则,不能因为一趟出行,就给打破了”。

于是只好取消了高铁票。对爹娘的在天之灵说,我七月十五再回家拜你们。泪。

  2

  从2019年5月开始,就弃用微信了,至今整整一年,颇有点感慨。

去年5月的一天,早上醒来,第一时间摸到手机,一看,傻了眼:微信不能登陆了。随后就不停地通知:你的微信帐号已经被永封,如果帐号里有钱,请赶快取出。大意如此。

愣了半天。为什么封我的微信?人家企鹅公司牛摆,不告诉你原因,要你自己反省。我就反省:过去一个多月时间,我只在朋友圈里说过一次话,只是报告了一下自己在南京的行程:受聘成为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刘志彪教授的合影,之类。没有理由封啊?想啊想啊,唯一的可能是:前天晚上在“长江产经智库”的群里,和一群经济学教授们聊瓷米毛衣战,我对当时凌羞将要去日本参加G20峰会见特没谱,估计会谈毛衣战的事情。我对此表达了一种相对“悲观”(或者叫“乐观”)的观点。也没法问一问企鹅: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陆亚明老师听说我也被封号了,开心得合不拢嘴,因为我刚刚前几天还讥笑过他,被封了两次号了,还是太嫩啊,看看老江湖是怎么混微信的。然后就轮到我了。

很多老师被封号之后,都会呼天抢地喊冤:我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啊,怎么就封了?我倒不会这样,没啥冤不冤的。有老师说了,国家判刑也还要讲个法律呢,还有个审判过程呢,企鹅倒好,二话不说,就把你头砍了,还不给任何理由。你要说我说的话有罪,那你列明条例啊,哪些话不能说,说了就砍头,那么我们不说这些话就是了。你们不明订条例,说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对此清醒得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明规则?一则,明规则订出来,就是在国际上自证其丑。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二则,倘若订了明规则,就会有太多人绕过你的明规则,结果只能是不断扩大规则,然而防不胜防,除非你规定所有人都不许说话,不许用汉字,否则堵不胜堵,要累死企鹅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则,只要有明规则,就必须有审判体系,就打不完的官司。

所以,不能有明规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砍你的头,你还求告无门。不信你试试去法院起诉企鹅不让你说话,看你会不会被立案,看你能不能告赢。如果连这个制度自信都没有,企鹅敢这样搞?另外,没有明规则,你们每个人就只好加强自律,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就必然会尽可能地龟缩在“绿区”的核心区,以策安全。你们最好不说话,就最安全了,然后企鹅自己就安全了,然后国家的安全也就有保障了。不止是安全,大家都降低了成本了。

好几个朋友劝我想办法再开个微信号。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如果我再开个号,我能忍住嘴巴,像徐庶进曹营那样一言不发吗?仔细想了想,我做不到,我太了解自己了;做不到,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次次地被封号,一次次地重开,微信号就像男人的男根一样,成了“烦恼根”。烦恼伤身又伤心,而且还增添了企鹅和CAC的监管成本,虚耗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财政资源,于个人于国家,完全是“多输”格局嘛。何必为了自己嘴巴爽,就让自己心里不爽呢?何必让自己和CAC“相看两厌厌”呢?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那么不如不见。

于是就下决心弃用微信。“相见争如不见,无情却是有情”。

  3

  最开始一个月确实感觉像少了点啥:一次次早晨醒来摸起手机,点一下微信,不能上。叹一声。再睡一会儿。许多朋友就联系不上了,尤其是那些在国外认识的加了微信的朋友,就此永别。许多微信转的文章就看不到了,许多朋友的观点也看不到了。以前还可以在微信上跟心仪的美女玩玩暧昧,现在这个管道彻底失去了。总之就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当然正所谓,“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失必有一得”。失去了很多,想想也收获了许多。之前每天浪费在微信上的时间太多,每天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高达9个小时,弃用微信之后,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降低到了2个多小时(当然自今年2月底下载了一个学英语的APP后,每天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就增加了两三个小时,这是后话,不题),于是就节约出了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由于不用微信,许多临时在微信上凑的饭局就叫不到我,又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以这一年时间,我读书的效率真是提高了许多。

当然更主要是省却了烦恼与忧心。每当听说又一个朋友被封了微信号时,我就开心得不得了——这就像听说某男被女朋友甩了一样的开心——瞧我,举刀自宫做了太监之后,就再也不用烦恼小弟弟得不到满足了,连五姑娘都不用了——当然也不用像来福那样被迫做反割命通奸犯了——我连鸡鸡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跟张敏大美女通奸呢?阿,米豆腐!六根清净,无欲无求,无欲则刚,由静入定,由定生慧。施主,你果然有慧根。错了!我有慧,没有根。

这世界果然静下来了。别人不来打扰我,我也不去打扰别人。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我由此以鲁翁自拟,隐居在西三条胡同21号,钞我的古碑,偶尔期待老朋友“金心异”过来,把皮箱放在几上,因为害怕狗,心脏还在扑通通地跳。好吧,现在是金心异先生在钞古碑,期待周豫才先生来访。

还好我不用工作,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所有工作生活都依赖微信,被封了号如丧考妣。朋友会说,你不用微信,联系你太不方便了!我就说:如果你真要联系我,就一定能联系到我——手机号码还在嘛;如果你真的联系不到我,那说明你并不想真的见我——你不知道地球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5个中间人联系起来吗?——再发挥一下:在不用微信之后,还能跟你有联系的朋友,才是真心的朋友;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都只能说是“伪朋友”。

当然我不否认,许多人的朋友圈是做生意的平台,至少是机会的来源之一。我可以弃用微信,一说明我不再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人,二说明社会也不需要我了。这话也没错。

  4

  所有被女朋友抛弃了的男人,都假装是自己抛弃了那个女人。我的弃用微信,其实也不过如此。那些被社会抛弃了的人,也都假装是自己抛弃了社会。古佛青灯,就是失败者的证明。

但我的假装抛弃社会,并不是自微信始。过去几年里,我一直抗拒使用所有最新的技术工具,包括移动支付,包括快递,包括红包,包括刷手机坐地铁。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标榜自己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表明自己抗拒被技术挟裹不同流俗、不同凡响。

然而你抛弃社会,就像一只蚂蚁离开了高山,不减山之伟岸,而社会抛弃你,就可以像一个石块、一个河沟挡住蚂蚁的去路,让你徒叹奈何。我慢慢体会出这句话的味道来了。

很多地方,已经基本不收现金了。最可恨的是深圳供电局盐田营业部,居然拒收现金了,搞得我没法缴电费,我威胁要起诉他们违反《人民币法》也无济于事。去食肆吃饭,必须扫码点餐,那就让别人点;吃了饭开发票也要扫码,这最可恶,只好让别人帮我扫,扫完了找地方打印。还有,不少高档楼宇的地下停车场也没有人工收费了,必须扫码缴停车费,我常常只好假装要车送某人,而让他替我缴停车费。

这些都是社会抛弃你的方式。直到这次疫情来临,官府猛然发现手机盯人如此好用,所以就发明了这个绿码什么的。这就成了伟大祖国抗疫领先全球的法宝。然而,官府才不管那些不用微信和支付宝的人怎么办,这也是伟大祖国之所以伟大。它可以不考虑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怎么办,但技术上不允许那些自我脱离社会秩序的人存在。而社会秩序是由数字化的它来定义的。大数据里,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没有喜怒哀乐的数字。

好吧。

  5

  就这样,我的人生又过去了一年。

还剩下多少年?

我会在什么时间跟这个世界妥协,重开一个微信号,回到你们的社会中去?

又或者,我是否应该去一个没有微信、没有CAC的世界里生活?

救救我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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