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的上午，喜欢晚睡晚起的溥仪在养心殿的床上被太监叫起，告知冯玉祥派人逼宫，限清室全体人员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溥仪一听大惊失色，一面派人周旋拖延时间，一面匆忙收拾物品。
图为溥仪离开时乱成一团的床榻
图为鹿钟麟（中）由清室代表引导查看永寿宫。鹿钟麟，字瑞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1924年“北京政变”中率兵入城，奉命驱逐溥仪出宫。
在出宫之前，溥仪发给每个太监大洋10元，每个宫女大洋8元，作为遣散费。当时有太监470多个，宫女100多个，场面一片混乱，哭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图为要求增加遣散费的太监们在衙门前集H抗Y。
被遣散出宫的太监、宫女。冯玉祥的军队下令让太监和宫女们自谋出路。这些人大多自幼进宫，毫无生存能力，出宫意味着受冻挨饿，宫女倒还好，随便找户人家就能落脚。最倒霉的是那些太监，想到自己出宫以后，从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突然悲从心来，有的一下子跳进了4米深的护城河。
寿康宫的宫女们走出神武门外，打开包裹接受守卫人员的检查。部队有令，凡是宫中之物一律不准带出宫外。
婉容出宫时，储秀宫南窗旁桌子上的饼干匣和未吃完的半个苹果。
婉容出宫时，储秀宫内婉容卧室床上的未收拾带走的绣花枕头。可以看到储秀宫里的床褥都没有带走。
婉容出宫时，她在储秀宫南窗下的炕床。
抬着行李出宫的太监们对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这件事，在当时褒贬不一。在溥仪出宫的第二天，段祺瑞即致电冯玉祥，说冯发动北京政变后的一切做法，他都以为很对，唯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
冯接电后，立即亲自拟一电稿答复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冯玉祥的这一记流氓拳将中国人的诚信打成了一地鸡毛。
苏俄为了充分搞乱中国，唆使冯玉祥派兵公然将前朝皇族赶出紫禁城。这种毫无道理的野蛮行为对中华民国的后世国运走衰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因为大清王朝是在国际社会和华夏举国关注下签下退位诏书，将大清原有版图的所有领土完整转让给新生的中华民国。并且特别写明了是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的共和制中华民国，并因此而享受保有紫禁城为大清皇族固有家园的特别优特。上述条款的承诺方是新生的中华民国。
这份《优待皇室条件》与《清帝逊位诏书》等于是《中华民国出生证》的正反两面。说得再通俗一点，就好比爱新觉罗家族将一块拥有了近三佰年的巨大地产，其中包括从朱明王朝夺取的土地、列祖列宗开疆拓土获得的土地、蒙古亲戚参股的土地、受自己保护的西藏高原、自己起家的满州原始股本，等等，合计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过户给共和制下的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新的业主中华民国除了将紫禁城给其居住外，每年只是另付400万元的年金。并且过户手续完备，两方诚实守信无欺。全世界驻华公使见证背书。
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前朝，用签订条约的方式将统治权转让给后一个时代的统治者。这种方式在近几百年的西方国家早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开天辟地的创举。这也是大清在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后在政治实操上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巅峰之作。满清皇族和新国家的当事方所有参与者都是这个大事件卓越的参与者。
1912年2月12日，大清隆裕太后携6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
这张中华民国的出生证是获得国际社会公认的，也有世界各国全体驻大清国外交使团的背书。在这样的全球支持下，中华民国在出生的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可。因为爱新觉罗·溥仪并非只有汉人的皇帝一种身份，他同时还是蒙古族的大罕，是满族八旗的首领，更是西藏高原的保护人，等等。总之，他是当时多民族的象征。有他的存在，对各民族的团结与共存是有巨大说服力的。
然而，冯玉祥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一份国家契约公然撕毁。这等于是推翻了之前与大清的所有承诺，也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耍流氓，从而彻底打碎了中华民国的国家信用。也等于是一举否定了中华民国作为五族共和国家的合法性。
隆裕太后(右一)、溥仪(中)与众宫嫔
如此一来，天下大乱，中华民国各族分裂，自立国家就有了充分的借口。当中华民国自己防范苏俄对远东的渗透逐渐无以为力之时，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由对抗苏俄的配角变成不得不跑上前台充当抗俄主角是符合逻辑的。
所以，才会有日本人大力支持溥仪回到东北重建满州国的历史。这样一来，也就为日本强硬派在中国大陆施展他们的泛亚洲主义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和借口。同时也为苏俄染指中国提供了足够的机会。
没有契约精神，就没有良善的国民，也不可能有良善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