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权并非他者

6月30日深夜11点,跟很多人一样,我在电脑上一行一行读完了港版《》全文。一边读,一边在脑中翻译那些强硬又模糊的词句——仿佛回到以前当记者做中国报导的日子,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之余,心中的荒谬与荒凉,难以言表。

15年前,我刚到香港,做记者写中国报导。最常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要去细究,那些在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做地震死难学生名单调查的人、做环保呼吁的人、帮弱势者打官司做律师的人、写文章写诗出书的人、组织家庭教会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被带走?在被带走和被审判之间,为何人间蒸发了那么多天,甚至会以年计?他们遭遇了什么,触犯了什么法律,什么罪名?那些罪名,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如何度过这些朝夕折磨的漫长时日?怎样抗辩?谁给他们辩护?还能在这样的司法框架内辩护吗?那些参与拘捕他们的人,又是谁?这些也有父母妻小的捕猎者,是怎样工作,什么心态?

面对被黑暗吞没的活生生的人,我有数不清的问题。

我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以至于不成问题:「中国」而已——两个字就说完了。

很记得以前在办公室,香港同事听着故事,眼里是同情,头却转去另一边:哎,中国就是这样的啦。是也没错。健康的人没有兴趣去探究疾病的机制,光亮里的人不必花时间凝视深渊。「中国」是一切的理由,躲得远远,就好了。就像父母从小教我们的,离坏人远一点,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变坏。

身处其中,你当然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恶是一整套的机制,无声运行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每个人的动作只要在这机制中适应一点点,或者扭曲一点点,卷入所有人的深渊就形成了。摆脱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高到远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离开,与这机制互动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体习惯上。而这时,从外看来,无论内里多少抵抗与挣扎,所有人已逐渐固化成同一个恶的符号。

难题在于,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身处其中」,什么时候可以「置身事外」。

在民主国家的人,可能觉得极权很遥远。但疫情之后、走向冷战的世界,民主国家的诸多应对决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潜藏其中。若把政治的场域缩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会,家庭、学校、职场、教会等各类大小组织中,暴政运作的因子,更是无处不在。

极权并非他者,它内生于我们之中。电影《浪潮》用一个1967年发生在美国加州中学的真实社会实验告诉我们:一旦外部环境嬗变,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离极权只有五天。」这句本是描述电影情节的话,在7月的香港,变成了现实。

国安法从颁布、生效、确认执法细则、任命执行负责人,再到驻港国安公署作为第四个中央直属机构在港落地,不过9天。中间的环节,密不透风,在政治上,直接穿透香港特区「自治」的边界;在法治上,与香港的基本法框架直接冲突,更威胁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在执行上,实质上架空港府,放权警察,令香港往「警察城市」再进一步。

极权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是一群名叫「」的坏人跨过边境,长驱直入,而是你身边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机构、熟悉的行为与生活,突然变了样子。

香港大学会从旧照片上自动抹去一个被判入监的年轻校友;公立图书馆会自觉开出黑名单、下架敏感人士的书;选举投票都会被官员或警察任意指控为违反国安法;媒体老板迅速换掉了对北京不够友好的内容主管;书展的举办方威胁书商们自我审查;在官方黑名单上数一数二号的人物,会在公开文章里直接指控旧相识的朋友是中共打手;社交网络上,改名隐身已成风潮,人们自动猜测「敏感词」并做替换;移民生意大排长龙⋯⋯

极权之所以能如癌症一样扩散,因为它成功策反的,是我们身体上健康的细胞。社会如人体,如果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不能各司其职,守住健康底线,那便是全面溃败。

也因此,当极权压顶,我们要对抗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他者,而是内生于我们自己的恐惧、猜疑、松懈、人云亦云。大国博弈,小城揽炒,利弊谋算,都代替不了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要度过的时间。在这时间里,不被极权改变,是我们能给它最大的回击。

Akira中的末日景象

二、拿回语言

恐惧袭来,首先退潮的,是语言。

2019年,我见过一次这样的大退潮,发生在无数同情香港的中国背景的朋友圈。他可能只是在脸书发一张和平游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说了一句含义不明的香港加油,甚至只是给黄之锋的IG点了赞,一旦被截图(多半还是被熟人),就进入公开举报、微博起底、公安登门、家人被胁……的黑洞。这个人,好像也就消失在了这样的黑洞里。社交帐户关闭、改名、清理及区分朋友、只看不说话、不再谈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在网络世界里,语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不过一年后,香港朋友们也开始这样做了。原本认识的名字变得陌生,原本塞满同温层河道的行动信息在脸书上很难再看见了,人们在清理过去的发文记录,连随便骂骂人的废文帖也想删掉。因为「国安法」的阴影,从传闻到落地,四十多天,从通过到公开,又过了十多小时。这样一条威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全局性法案,直到发布之前,都没人知道具体的法条是什么。起初,单单是关于「有多恐怖」的猜想,就已经让许多话到嘴边的声音,被咽了下去。等法条公开后,「原来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还要恐怖」的普遍观感,让此前犹疑的恐惧落了地,那些咽下去的话,再也不打算讲出来了。

政治的陷落,是从语言的陷落开始的。

当你无法诚实、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础就消失了。当表达退回私人领域,交流、争辩的基础会流失,思想、判断的品质也会萎靡。更进一步,若每个人都从公共隐身,组织与连结无处可依,共同体也会趋于溃散。

最要紧地,放弃了语言的你,还可能不自觉地,成为极权体制的一部分。

极权要求人们在谎言中生活。你也许不愿说谎,但接受了「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正是这些谎言中的正常生活,巩固、充实、构成了这制度,以至于它们就是制度本身。

这便是哈维尔提出,每个人坚持「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才是对抗极权的最重要支点的道理。他说:「那个自然而然就会将人非人化,将人变得没有面貌、没有个性的权力结构,是那个自动机制的特殊产物,它已成为体制的根本。正是这套自动机制的强制要求,选择那些缺乏个人意志的人来跻身权力结构⋯⋯令只有空谈的人才能掌握权力,以保证制度的自动机制可以继续运转。」(《无权者的权力》,罗永生译版)

当我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已经成为了「非人化」机制的一部分。要抵抗这种机制,首先就是抵抗这种机制在我们自己身上运作的可能,反制恐惧,拿回自己的语言。

语言只在方寸之间,却是最小单位的自由。

不论是从气势汹汹的暴力机器手中拿回,还是从同辈中人排队坐监的歉疚感中找回,又或者是,从千篇一律的文宣口号中讲出一句自己的话,都非常不容易。

在香港,每个人都还记得,自由言谈的感觉。延续这感觉,在讲每一句话时,记得问自己,国安法之前会怎么讲,为什么变了,能否不变?如果必须要变,那就问一问:在激情口号之外,你真的想要讲什么?试着把那个换自己的语言,重新讲出来。

在自己身上实践自由,并不是全无或者全有的选择,正来自这样,每一步都比下一步多一个支点,一点一点的练习。

三、直视深渊

硕士班的内地学生写信给我:「我才来香港不到2年,就这么亲眼见证它被摧残吗?曾经我们的课堂、还有我心目中的香港是那么美好。现在,我和朋友们都觉得,难以接受这一切。太难接受了。」

我想了很久,回覆她:我们能做的确实不多,但至少,不要因为太辛苦而扭过头去。盯着它,体会它,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共担的痛苦。

坏的时代,没有一剂良药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抵御捷径的诱惑。捷径往往是虚假的,是最远的道路,也是不归路,急着寻求简单解药,反而会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机者的陷阱。我们或许都要学着接受,恐惧无法排解,内疚难以愈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后所带来的种种情绪,不会轻易消除。就像阿伦特点评茨威格写于二战时的《昨日的世界》时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我们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一点。

与朋友开玩笑时,我说记得小时候在中国,是生活在一种已达熟成期的「不自由」极权体制里,所以我们常自嘲:我们还没长大就老了。成年后到了香港,虽然熟成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见的人都单纯,规则都透明清楚,社会总相信有公义。

万万没想到,我们会在香港,见证一个社会从自由迅速坠入不自由的境地,会见到极权从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纠缠、,就视为时代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吧。

许多人谈移民。但移民与否,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本地大可以浑浑噩噩,做个帮凶,在他乡自由之地,亦可以承担香港,持续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无论身在何处,能否坚持做个「见证人」,面对深渊时,接受深渊带来的痛苦,也不要闭起眼睛。

直视深渊,却不被它扭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练习方式。作为记者的我,练习的方式是观察:仔细地观察深渊,并观察它如何与自己互动,借着观察,分离出现实、现实给我带来的情绪,与真正的自我。由此,不要让自我被它们扭曲,但也不要躲开它们。

观察深渊的形成与运作,会摆脱自我中心的视角,会令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所遭逢的时代,自有其历史性的脉络,极权也非他者。因此,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惨,才遇见这些,甚至反过来,往往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好时光与周围世界相比,太过幸运。

1997年以来,香港从一个最去政治化的商业城市,变成全球抗争之都、一切事情都政治化的城市,驱动她的核心焦虑只有一个词:自治。面对崛起扩张的中国大陆,面对人治之下政治氛围不确定的中共政体,怎样保住「一国两制」这一脆弱框架下的自治?

2003年反对23条立法、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2019年反对逃犯送中,目标都是保护香港的自治空间,不受大陆模式渗透。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争取民主运动,目标也是落实基本法写明的普选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从胡温时代,再到习时代,中国的内政及外交均从温和走向强硬。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超过20年高歌猛进,在各国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开始逐渐爆发。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香港,在两边都各自内卷的紧张关系中,香港自身的边界,也张力满满。

在如此氛围中,香港争民主的议程,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以失败告终,北京的回应是发布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自治的议程,则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被全面压制,北京的回应是绕过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国人大推出《国安法》,在港执行。

港版《国安法》并非突如其来,但在香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显然也非终点。只是,模糊且充满人治空间的中国式法条,对执行部门的充分放权,辅以机器般高效执行的港式官僚系统,令这法律带来的,压制自由的即时效果,比预期更加强烈。但高压之下,依然有数万人不断上街,超过六十万人以民间投票表态。「暴政」所引发香港体制里原本「非人化」的部分,与香港公民社会中人性化的坚持之冲撞,值得细究。

过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观察恐惧的形状。

它很具体,作用在写作时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闻时对自己的联想上,作用在夜晚的梦境里。它让人很不舒服,但也时时令我好奇:原来在恐惧中的我,会做这些反应,而冷静下来,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觉察与回推中,我学着寻找,可以对抗它的支点。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惧绑架了自我的生命议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担的极限,凡是没有到这条极限的,照做不误,不用被时时出现吓唬人的消息影响。到了极限,再根据具体环境评估,是否要调整极限本身,或是调整动作。

恐惧的形状

四、不要猜疑

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前几日,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作的某专栏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网红夫妇」的说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狮子头」对他们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威胁,暗指「狮子头」是中共打手。然而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核心当事人均以绰号出现,惹人猜疑。多数人猜出「狮子头」是谁,「网红夫妇」亦有各种传闻,但没有一个核心当事人出言证实或证伪,很快,这成为一宗绘声绘影的城中迷案。几十年来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广泛的「狮子头」的友人们均窃窃私语,暗自打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能不能相信这个人?

这样的「捉鬼」场面,在历次社会运动到了冲突最激烈、方向最摇摆的时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当人人蒙起面来,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对家的卧底。带头冲击的那个人,是勇武抗争,还是对家派来抹黑栽赃?这个问号只要你想,永远都在。而只要这个问号浮起,行动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坏,弱势者团结一致的动力也会涣散。

纪录片《理大围城》,带观众重返香港理工大学那黑暗的十几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强力包围,「全部暴动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间人不断来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学生,掀起留守者之间严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们无法连结、组织、协商,心理防线也几乎彻底被击垮。

秘密政治一旦发挥作用,朋友圈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对谁说话才能放心?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若我不相信别人,那我自己还会被别人相信吗?

我们知道,猜疑的循环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议程,建立信任与连结。但不猜疑,并不是不做判断,盲目信任。情报收集、秘密调查的秘密政治是现实,罔顾现实同样是不智,严重时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过度猜疑,这中间的现实平衡该如何拿捏?

在中国做采访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

该相信什么人?

就像看新闻一样,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朋友间怎么说话才安全,不会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媒体、私下或公开都讲一样的话。不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公众都不要讲。

如何让自己被信任?

很简单,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见人心。

以上是我给自己的小小原则。宗旨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划定安全底线,其它一切,都尽量摊开在阳光下。对抗秘密的,从来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达与言说。

恐惧消灭行动,猜疑消灭组织

五、志业与爱

任何一个对生命有追求的人,都会在面临陡然失去自由的环境时,心怀强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协,不想要自我审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擦边球、琢磨能说不能说的游戏里,我不想要自己无法再讨论真正具有创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类议题,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着敌人什么时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远航。

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撑我们抵抗的动力。

然而,在个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阴影,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需要持续不断地练习,也需要持久的能量。这些辛苦背后的持久动力,很难是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么」,而必然是「要什么」。

国安法之后,香港街头的口号,从「反抗」、「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钟意香港」。尽管这是躲避审查的策略,但人们潜意识里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时候,愈要爱,因为只有爱是持久的动力。

爱不是抽象的。以香港为例,我们爱的香港,需要有更具体的想像。我们想要追求的、或者守护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想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追寻这条路上的角色?怎样把这角色与自己的志业与兴趣结合?说到底,你活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也是哈维尔说,他讨厌自己被标签为「异见者」,因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并不是被「与政权声音不一致」所定义的。说到底,政权又算老几?「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有生命目标,有放不下手的兴趣,有愿意为之付出实践的信念感,才会有与暴政「斗长命」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可能是医生﹑厨师、飞机师、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个人都树立,并且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才能迫使政治冲破极权的目标,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足点:个体的人。

我们一直在谈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拥有自由是为了什么?自由的目的,是让个人拥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们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去过,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才是去捍卫自由的最大动力。

我们抵抗恐惧、破解猜疑、开口说话、不做极权的帮凶,都并不知道是否真能改变世事。但凡此种种,最终是为了做回一个完整的人——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让生命在抵抗中,依旧有目标,能创造。

大时代,写给自己,也与朋友们共勉。

见字

本文亦发表在《天下》杂志: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