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中国大陆女权主义活动家吕频于2020年6月20日在Zoom所举行“见证女权二十年”讲座的精华内容摘录，整理本文的原因是原稿过长，不方便传播。完整讲座文稿请移步本人上一篇文章。本文发布已取得讲者授权，务请谨慎打赏）
1.关于个人经历：
- 在报社工作也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氛围，因为我想寻求如何改善社会，但是在体制内的报社工作却让我感觉到失望和倦怠。所以我选择到最贫困的农村。在县政府工作的那一年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所以那是很艰苦的一年，当然也非常的不愉快。当快离开的时候，有一天，在最寒冷的季节，在甘肃，我们去探访青藏高原边上的扫盲班。那时山上是无穷无尽的寒冷，我的感受就是，寒冷像鞭子一样让你在山上无处躲藏。当我走进扫盲班的教室的时候，那里面，那些中年妇女她们在一起唱歌，这是我所目睹的一幕。她们唱的歌是我从不看的电视剧里面的流行歌曲，唱什么不重要，但她们那种一起放声歌唱的，一起，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告别体制工作的最后时刻，我可能得到了一个隐约的启示：力量可能要从妇女群体当中去寻找，而不是体制之内。
- 可是我选择了放弃（体制内的生活），所以可能在我的同龄人看来，我是一个失败者。对。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得到了什么，不是说，我指的不是说我可以奉献给女权主义，不是这个。我觉得我得到的，我最重要、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得到了自由，我得到自由。当我从报社辞职的时候，别人都是，别人都觉得你损失太大了，如果你在报社呆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报社的领导，我知道，会。但是我辞职以后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自由，我得到了我写作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我的文字和我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或者内在的自白再也不会受到，不会受到审查了，你知道这就是最可贵的。而且我觉得这跟女权主义有关，这跟我能够去进一步的在运动当中探讨女权主义是有关系的。
2.关于社会运动的体验：
- 社会运动是很残酷的。参与社会运动对它的组织者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体验。因为每一个组织者实际上投入其中的首先是你的肉身，每个人的身体所能够承受的痛苦都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运动，并带有对抗性的社会运动，对于组织者来说，注定是残酷和不断的考验，和注定要考验你的身体性的承载能力。
- 运动所造成的，在运动当中造成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伤害，它不是一种只是发生在你的头脑和你的理念里面，它是有人用肉身来去承受的，包括言论审查所造成的伤害，它是有直接的一个受害者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后知后觉，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幸存者，和那些遭受其它的、我所一直都希望能够帮助的、其它的性别暴力、各种各样的暴力受害者一样，我也是一个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我是国家的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意味着我放弃。我自己再看。相反就是，我把我对运动的参与、运动的投入，跟我自己要去摆脱我这种受害的这种经历联系在一起。
- 以我的经历，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中国的女权运动当中没有利益。 【笑】中国的女权运动无法供给你的生存，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实，这是一个长期来说很遗憾的事实。所以就是说，执着于女权运动的，执着于这种在场，唯一的原因，这是因为你对那种理想主义的承诺。
- 所以我从这个阶段（女权行动派阶段）里面我学到了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尽可能的直接行动，而不是来去等待无限推延的所谓的制度性的建设改进。第二个就是要关心运动的策略的问题，或者说运动的效能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在一时一地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尽可能快的达到社会改变的目标，这是运动的组织者必须要关心的。必须要关心，必须要去觉察的。第三个要去做女权主义的思想的自我历练，不断的追求进一步的女权主义。
3.关于国家机器与女权运动的关系
- 至少就我亲历的而言，中国女权运动的合法性或者是革命性，其实它是由我们国家来框定。女权运动的能量，它是在跟国家的关系，在跟它所回应它所映照的女性和国家的关系当中，国家其实始终是主导，所以也就是国家，我们的政权的性质来划定了女权主义的边界、女权运动的边界，到目前为止来说仍然是这样。
- 而当我不断的去推进、在我的关于女权主义的写作当中去推进我关于女权主义的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不断的遇到妇女和国家的问题，我就不断的意识到，我必须要进一步的把国家不单是作为权力者，不单单是作为权力者的身份，以及它作为责任者，就是始作俑者，这问题的制造者，以及问题的制造者…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意识到我对女权主义的批判性的理解，已经让我越来越远的离开了一个早期的，我那些，我饱含尊重的资深的学者越来越远了，而对ta们来说，国家的父权属性，国家作为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属性是被讳言的。
- 在中国，如果说当然可能在其它社会也是一样，如果你具有一个相应的条件，如果你具有一定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资本，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和条件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容易被社会体制，其实你是非常容易跟它达成某一种妥协的，你是非常容易成为一个既得利益团体的一部分。
- （在当下中国）在国家仍然强有力的来划定女权主义的边界的时候，妇女对国家的态度要比以往更，妇女对国家的态度却比以往更负面，而妇女和国家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在我看来，从运动的角度看，当然就是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这也是女权主义它可以存续的原因，也是女权主义为什么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国家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指的是什么？当一切都被压制，当好像不和谐的声音都在被消灭的时候，女权主义它却在维持着一个另类的社会批评的一个空间。这多么重要，不单对女权主义重要，对整个国家也非常重要，对整个国家也是，对整个国家也非常重要。
- 我指的是，国家无法拿出，不会拿出令我们满意的资源来去赎买女性的愤怒，这也就意味着女权主义的辩论，女权主义的抗争，不管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即使在一种会被百般迫害的形态下，它仍然会长期的存在，因为它有它的土壤。
4.关于“西方”与“中国”概念的辩证关系
- 我不认为存在着西方女权理论和中国本土女权理论区别，我以为女权主义是普世的，我指的是，我指的是知识是属于最早期的知识，知识是输入的，思想是共通的，分析的方法是共通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践的经验，而且今天我们的实践的结果，而且我必须说，随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我们的实践正在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行动性的知识，只不过这些行动性的知识还没有被非常好的留存和记录和研究。
- 我觉得“中国特色”这个话很可怕，中国例外论，中国例外论最大的效应就是庇护中国的人权迫害。所以就这么【笑】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寻找借口。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要警惕、抵制中国例外论，而且中国例外本身这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想，我指的是从建构论的角度来说，（例外论）这个不属于女权主义，这跟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本身是抵触的。
5.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去中心化
- 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去中心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是一个不得已的后果，而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这样做，人们不得不假装跟其它的运动参与者没有联系，人们不得不假装自带干粮来去参与，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带干粮来去维持、来去参与运动，因为第一运动没有资源，第二运动不允许公开的组织，公开的有号召力的组织者的存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造成的。
6.关于青年、个人生活与女权运动
-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曾经非常认真的搞过一个，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加入我们的运动？现在想来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运动是否曾有给予青年人的主体的位置。
- 为什么是年轻人是行动主体是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年轻人有未被体制所收编的能量，没有被家庭职业和家庭和职业体制所收编的能量，ta们才是社会变革的真实拥趸和参与者，可靠和真实或者可持续的拥趸和参与者。
- 另外而且，未被体制收编在我看来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从2002年开始，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其它的年轻人，其实ta们和我一样，都是在逃离，有的人从大学退学，有的人是跨性别，当然有的人是同性恋，在ta们的个人生活，在ta们的个人生活，ta们逃离ta们原来的这个人生活的这种桎梏的时候，其实也是逃离父权制对年轻人，尤其对女性和性别异见者的束缚或者规训。但是寻找个人生活的自由的时候，ta们的身体和ta们思想的…ta们的身体和ta们思想的奔走，让ta们寻找到了女权主义。
- 我深有感触，我们的社会其实不允许另类的生活，非常不允许另类的生活，不允许另类的表达，极度缺乏个性，或者说你只能在被允许的程度上假装有个性，买一买什么特别的装饰物什么的。那么这些另类的人们，不管是ta们因为ta们的性，ta们的性别，因为ta们的政治观点，因为对ta们的社会观点不一样的人们，是被孤立的，被主流社会排斥排挤出去的或者被压抑的，ta们的思想是无处可去的，ta们的思想和身体都是无处可去的，所以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 越发是随着对政治环境的紧缩，我越发的认识到，就是个人生活的女权主义化是非常重要的。我比以往更关心我的个人生活，我从来都很关心，而且我比以往更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如何能够进一步的奉献给女权主义，这不是指的是我的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遵循女权主义，不是这样的，而是指的是我无时无刻的不在用女权主义来去审查我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我其实是一个很严格的并且充满道德感的人。我很清楚就是说，绝对不是所有的人，可能几乎没有个人像我这样实践。甚至我对一些曾经跟我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年轻人，我也曾经非常遗憾的感叹，就是ta们不会追寻，ta们可以和我一起工作，但不会执行我的生活方式。我被迫理解、被迫接受这个事实。
7.对运动现阶段的观察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 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女权主义的未来，为什么关心女权主义的未来？恰恰就是我们的未来极不确定，而且不由我们所主宰。基于我们作为运动中人和关心妇女权利的，妇女权利的关注者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感和缺乏自主性，我们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运动的未来是无法被我们所把握的。
- 所以，然后在这个阶段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主体。再用刚才讲到的几个指标来看，刚才我已经谈到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大框架没有改变，但是内在的紧张在增强，内在的紧张在增强。然后主体变成是青年人，但是一个更泛女权的社群，它的规模比以往更大，而不像早期人们相互都认识的那样一个小圈子。但是如果你要说在这个阶段它有什么策略，我觉得也很难在一个共识性的层面上去讨论。这个运动本身也变得没有共识，然后甚至运动本身，女权主义者本身是否成为还能够称之为共同体，其实也越来越存疑。目前的我的想法就是说，我接受这种状况，我理解【笑】这是社群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达到这样的规模，达到这样的人数聚集，达到这样的程度是必然发生的一种状况。一个共同体的急剧的扩大，其实可能就意味着共同体的不复自我支撑。
我接受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一个没有leader的年代里面，我觉得我还是关心的是怎么做一个领导性的策略性的行动家，我觉得这仍然有意义。这也回应了刚才就说的女权主义去组织化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运动广泛的已经广泛的和去中心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状况下，组织者仍然非常的重要，仍然非常的重要。只不过组织者不能够再组织所有的人，但就组织者,ta们组织者所通过ta们的策略，通过ta们的策略，通过ta们的倡议，对社群内和外所发出的这样一种号召，我认为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指的是即使今天行动主义的女权主义，在整个女权社群的当中的比例在下降，我仍然认为行动主义是女权主义，在女权主义，中国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女权主义等至关重要的一脉。
- 就是这个运动，我深深的感到，就这个运动的周边，它是被恐惧、失望和愤怒所围困，我体会到这一点。即使是那些跟女权主义的观点，跟我不同的人，和我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这些情绪，并且都分担这些情绪。这就是这个显示这就是做在中国做女权主义的所要面对的这种生存的境遇。
但是我指的是，在这种愤怒和失望和恐惧的这种围困之下，围困这种现实的境遇之下，我们还怎么走下去？其实我刚才就是说了我的答案，那不是个答案，我刚才的答案就是说， 就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搏斗 ，我觉得这就是我对未来的看法。我接受，我接受这是一个…这是一种充满、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一个不被承诺的斗争。我接受它是一个没有预期、可预见的结果的一个斗争，但是我觉得，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而且我相信人们一定会创造出，我们一定会创造出非常，很新的社会财富。
最后想说一点，今天就不管我们讲多少困难，今天我们不管我们看到多少困难，让女权主义组织起来的，让女权运动组织起来的那些条件，其实现在是最好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作为一个运动的组织者，就是我，我可能是不允许我的言论里面出现任何消极和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