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

-鲁迅《过客》
“ 7.21事件”一周前夕,他去观察元朗的变化,然后写了“特区内的赤化禁区”一文。“即将离开香港的港大亚洲环球金融学院客席副教授加藤嘉一,最近去了两次元朗。”加藤嘉一以「知识分子」自居,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有三项基本功课:阅读,交流,行走。所以,他每着墨,必先前往。
1984年出生的加藤嘉一,来自渡边淳一笔下的日本静冈县伊豆市。然而他是个不普通的日本人,令他名声大吵闹的,是中国文坛。自2004年开始,加藤嘉一这个名字便出现了在中文媒体。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他的作品超越立场,见诸左右两派的报刊。他的代表作《爱国贼》,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之一。在港两年,他对香港有何观察?他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国际标准,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特约记者:许骥

作为日本人,希望中国好
加藤嘉一永远记得,2003年的秋天,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生平第一次看见黄色的天空-那是沙尘暴,当时北京最严重的空气问题。后来,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沙尘暴得到治理。但不久之后,雾霾又变成新的问题。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后10年,是中国最欣欣向荣的岁月,年均GDP在10%以上,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维持至今。百病缠身”之下,中国逐渐从落后贫瘠走向到“大国崛起”,从改革开放走到“定于一尊”。加藤嘉一,始终注视中国。
加藤嘉一出身贫寒,在自传中他回忆,自己3岁开始种地,13岁开始每天凌晨3点半送报纸,16岁开始做翻译养家。19岁,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北京大学。 2009年6月4日,六四20周年。在校期间,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亲赴险境,跟随游行,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种种反日言行。 。加藤嘉一在北大三角地待了一整天时间,发现根本没人来纪念。他把这些观察记录下来,一边给日本媒体供稿,一边给中国媒体供稿。名声越来越大,也身陷舆论漩涡。
因为加藤嘉一同时给左右两派媒体供稿,《南方周末》也写,《环球时报》也写,还经常参加两边的聚会,于是招来非议。有人指摘,加藤嘉一站立两边讨好。但他却认为,中国的言论环境根本不到应该分开立场的地步。左右两派应该合力领导中国的言论自由,然后才有资格谈立场。不过,他的这一观点至今没能实现,左右之争更近似越演越烈。
有人说:「加藤不是把中文写得最好的外国人,但他是对中文写作尺度拿捏得最好的。」这是长期在中国舆论环境中浸染出来的,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加藤嘉一记得在北大时,给《环球时报》供稿,编辑和他商量主题的时候说:“我给你提供思路。”他觉得非常奇怪:“你可以不登,但为什么要给我『提供思路』呢?”然而这种含蓄的表达亦荡然无存,现在是直接下指令给作者。
2012年,加藤嘉一离开中国,负笈美利坚,后又回到中国-从北京大学,到美国哈佛,到上海复旦,到辽宁大学,到香港大学。在此期间,他从未停下观察中国的志业。他认为,所有一切经历,对研究中国都有价值。可是改为中国报道更多收紧,就像其他众多国内外作者一样,加藤嘉一的著作现在也很难在内地出版,这是他最难过的。他说:“作为写作的人,最大的遗憾是用心血写成的文字无法发表。”
加藤嘉一自诩为「爱国者」,作为日本人,他爱的当然是日本。但他突出:「不是因为是日本人,就爱日本,不爱国并不违反宪法。」他自己的「爱国心”,是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他从小生活在日本,第一次发觉日本的好,是在走出国门的时候。他说:“没有出过国,没有对比,哪有资格爱国?”多年来,他经历了中国,美国,香港,现在他才有自信地说“爱国”。基于爱国的基础,他希望中国好:“如果中国能够健康,稳定,自由,开放地发展,这对日本是有好处的。如果中国有波动,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导致『爱国贼』泛滥,打击外企,这样的话中日没办法做生意。
「港版国安法」存在巨大争议
2018年,加藤嘉一应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之邀,来香港大学担任亚洲环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收到邀请的加藤嘉一视此为难能可贵的机会,因为他认为香港对研究中国问题非常重要。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来港,他居然亲历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期间,加藤嘉一时而在前线,时而在书房,观察,访问,研究。他采访了超过350位香港各界人士,询问港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你怎么根据他的统计,98.5%以上的回答者认为:“只有自由,香港才能稳定;只有民主,香港才能发展”。加藤嘉一由此得出结论-这证明香港与信仰「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区,「一国两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加藤嘉一称赞赞扬香港年轻人优秀,不过他认为这并非基因决定的,而是制度造就的。他说:「台湾,内地,澳门都是华人,为什么香港人如此特别?」答案是:「制度— —不是香港人多优秀,而不是香港的制度优越,香港人应该感谢制度环境。」香港人的法治,廉洁,高效,自律,等级感,都让加藤嘉一印象深刻。在国际视野,英文水准上,他觉得香港人比日本人更胜一筹。
加藤嘉一认为,香港「反共基地」的基调是历史遗留产生的,因为一代在中国内地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南来香港,导致香港人对公权力有天然的批判意识。谈及去年的社运,加藤嘉一说:「任何社会的青年都热血,容易冲动,为理想不择手段。香港抗争者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很敬佩。」但是,他也提醒香港年轻人要对现实,前景有独立思考,尤其是激进的抗争者要接受一个事实:“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为『一国两制』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抗争的同时,作为成年人要准备好为违法付出代价。”他说:「内地与香港,港府与市民,建制与泛民,未来会持续博弈,但我最担心的是连博弈都消失,那香港就完蛋了-我希望香港保持健康的博弈。”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有神秘人物「提醒」加藤嘉一:「不要以为这法律和你没有关系。」那么,对这部和他「有关系」的法律,加藤嘉一是怎么看的呢?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都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安全很重要,他并不反对这个结果。但他补充,既然有“两制”,“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必须按照香港的立法程序,而不应该由全国人大立法然后在香港实施,甚至由全国人大来立法,在纠正和通过之前,逐步经历香港特区政府和广泛市民之间的充分讨论和博弈,否则这部法律必将带来无限的生命力和可行性,在中央和特区之间,港府和港人之间一定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磨擦和对立。
加藤嘉一提到,全国人大取代「港版国安法」前夕,今年5月,亲北京的智库「紫荆研究院」曾做过一个面向全港市民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全国人大依法做出决定,授权国民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法律”,有57.7%的利益主体实施决定表示理解。加藤嘉一指出,意味着至少有四成左右香港市民“不理解”《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也「不支持」《国安法》的成立结果,这与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内部的部份人士提出的「取代港人支持『港版国安法』」并不相符,代表香港市民对《国安法》的立法过程存在巨大分歧。
他说:加藤嘉一更留意到,现在已经把「反对《国安法》」作为DQ(取消资格)参选立法会的理由。在加藤嘉一看来,这已反映“立法会已死”。 「违反《国安法》的人不能参选可以理解,但连反对「港版国安法」都不可以参选,是不合理的。」加藤嘉一认为,既然中国以「大国」自居,中国便要主动,有权力,有权力,有枪的人要首先退让,中央政府要主动和反对者接触。而他也指出,特首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央和港人之间相互干涉。港府官员首先要对港人负责,而不是对中央政府负责。但是,现在港府官员赤裸裸扮演中央代理人。
加藤嘉一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香港是中国领土,国际标准。」港府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国际间制造平衡,而不是制造对立。 ,特首居然说:「既然本人并不向往到这个国家,看来也可主动发起(签证)了。」加藤嘉一问:「这句话会伤害多少投资者的信心?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在换言之,若摧毁香港,就是间接伤害中国。他痛心疾首称为:“港府不能成为『傀儡政权』。」香港,是因为信任香港-信任,是中国最弱的。
「中共不务实了」
加藤嘉一指出「中共不务实了」,不愿意实事求是承认香港「反共」,以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或铁腕打击即可令香港人噤声。中共没有了弹性,连毛泽东对港政策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没有了。中共也没了从前的自信,邓小平曾说:“可以骂公众,我们不怕他们骂,有人是骂不倒的。”加藤嘉一甚至说:“中共不爱党了!」他认为,「河水不犯井水」仍然是对中港彼此最好的,「想要把香港变成『爱国爱党』,一千年也不可能。」
他说,从去年国徽被玷污之后,中央就忍不住了。他说:“中央觉得,在国家安全面前,香港算什么?在全世界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声音中,人大还要硬通过。脸是保不住了,但他们觉得命保住了。有些人甚至幸灾乐祸看『香港之死』,觉得上海有机会取代香港。所以香港毁了,就算中国经济遇到了问题,他们也不会扶香港。」
加老一辈希望努力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令中国变成香港这样。但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内地不可能改变,只有内地改变香港的可能,而香港年轻人也失去了改变中国的兴趣。除非北京发生“变天”,否则这个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更何况加藤嘉一作为日本人,用中文向华语世界表达,他早已不指望被所有人理解。长期以来,他涉足两边的指摘。中国有人说他「潜伏在中国”搞“和平演变”,日本有人说他是“被中宣部培养”的。回看十几年在舆论论证中的历程,加藤嘉一自嘲:表达成熟了,但影响力小了很多。当年在中国媒体写作的时候,一呼百应,现在文章的「发力」远不及过去。
加藤嘉一不喜欢被贴上「媒体人」,「学者」,「左派」,「右派」一类的标签,他以「知识分子」自期。他说:「上学一阵子,读书一辈子,我在所谓“读书人”,不管在任何行业,任何地方,都要保持求知,求真,求证的态度。他认为,「读书人」必须完成三项工作:阅读,交流,行走。他说:「读书是很奢侈的浪费,不把它当吃亏的,才能成为『读书人』。成为『读书人』,是『知识分子』的本质。知识分子比读书人要多做一步,即表达-表达可以是写作,可以是教书,总之要影响他人。并且,表达必须是独立的。

现在被迫离开,也不知道将来能否入境中国。隔着一层观察中国,不能近距离观察中国,他认为并不遗憾,因为每段时间有不同的经历。他无奈笑道:「被迫离开,又是一种体验。我只是过客,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回日本后,未来半年他会闭关,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专著,以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