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丹•汗

第一章 自投罗网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去了。每次回国从机场开始的盘问会持续到伊犁老家,不同的部门询问同样的问题,答案已经烂熟于心。据说今年回去的人都是从机场直接到再教育中心。我也知道2017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家乡传来的消息是那么的令人震惊,一个个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一夜之间失去踪影,没有公开的审判,人们在窃窃私语中传递着各种消息。我对自己在这边看到的报导和传言将信将疑。给母亲打电话是想打听那边的情况,可是母亲避而不答对时局的探寻,告诉我她生病了,住在重症监护室已经三天了,我起初心里一沉,但是听到她丝绒般温暖的嗓音,话语间令人安心的语气,随即猜到她又像过去一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生起“病”来了。可是,究竟为了什么呢?母亲不愿意直接回答,她的闪烁其词更增加了我的疑虑。作为女儿听到母亲说自己住进了ICU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我问母亲,您希望我回去看您吗?你不觉得应该回来看看我吗?妈妈反问了一句。我和妈妈的关系并不亲密,我们之间的牵挂比应该有的要少得多。我很清楚妈妈她想要的是儿女环绕病榻前的满足感。嫂子是医生,应该向她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实际上自己潜意识里就是想弄清楚家乡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回去看望母亲是作为女儿的一种姿态。打电话给马修,告诉他自己要回中国了。马修并没有特别阻拦,只是让我再慎重考虑一下,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不是我胆子大,我相信凡事都有一个因,我用 “人走正道,不怕皇帝抓”的维吾尔老话自我安慰,相信没有越过政府的红线,就没有什么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危。马修知道我决定了的事情定是要做的,于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随便你怎样”便不再谈论此事。我向大学人事处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买了往返机票。

经过九个小时充满忧思的飞行,飞机安全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停机坪。凌晨5点多走出飞机通道,打着哈欠尾随着奔向海关的人们缓缓移步,并没有特别的担心,因为每次只有在乌鲁木齐入境时才会被带到小屋里去单独问话,我一直都觉得北京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情况不妙,立刻从机场出发飞往其他国家。

在通往边防检查站的路上我拐进卫生间,站在梳妆镜前对自己说,镇定,你不会有事的,你只是回家而已。我从洗漱袋里翻出牙刷牙膏,忽然间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我身后,心一惊,牙刷掉落在地,捡起来后再一回头那人已无踪影。我深吸一口气竭力镇定下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刷牙洗脸,抹了点口红。我望着镜子,镜中人表情古怪:她是在苦笑,还是在微笑?我甩了甩头发,推着小巧的行李箱加入了涌向海关通道的人流。

前方不远处边防检查站的武警身后站着几位身穿便衣的人,似乎翘首望向这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冲着我来的。递上护照时,边防武警迅速翻看了几页抬头问了句:“什么民族?”这个问题触碰到了我最敏感的神经,我翻了翻白眼一字一顿地大声回答说:“维-吾-尔!”他惊愕地抬头眨巴了几下眼睛,不敢相信有人竟敢如此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面带愠怒转身将护照递给了等在一旁的女警,咕哝了一句:“你跟她走。”

我默默地跟在女警官身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人在等着我了,他们开始翻看我的双肩包,手提箱,拿走了手机。时间在流逝,想到在机场外面接我的侄女,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开始变得烦躁,对盘查我的女武警说:“告诉我,我可以出去跟家人说句话吗?”

“不行!”一名男武警简短地回答。

“那我打个电话吧,叫接机的人别等我了。”

“可以。但是要说中文。”说着把手机还给了我。

打完电话我问他们检查完我可以走吧?

周围的人仔细翻看我的笔记和随身携带的书籍,没有人理会我的问题。

我沉默了。这是每次出入境时都会遇到的例行检查,任何抗议和争辩都将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糟糕。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他们把护照还给了我,把我带出海关交给两名持枪武警。他们押着我来到一楼大厅。这通常是我出机场时的最后一道关口,右边挂着白色门帘的门楣写着卫生室,进去后是一个走廊,两边是各种名目的处置室,我被带进一间写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的大房间,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和几张靠墙摆放的办公桌。我被告知要在这里等待来自乌鲁木齐相关部门的人,不能自己回乌鲁木齐。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没出什么事,凡是从国外回来的新疆人都要这样。听了这话我放松下来了,根据以往的经历深信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阵势不会对像自己这样的人造成太大的损害,于是站起来想要倒杯水喝,可是警惕地望着我的那名武警战士立刻喝令坐下并且阴着脸从抽屉里取出一副手铐走过来麻利地把我的双手拷在了一起。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种里,我一时难以接受,大喊:“你们这是干嘛呀?怎么能这么对待我,我做了什么?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武警战士大声呵斥道:“再说就给你上脚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