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芳
编辑:陶若谷
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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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洋洋死在22岁的冬天。医学上的鉴定是在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婆家安给她的“罪名”是没能怀孕,没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令她死前经历了殴打、饥饿和寒冷。从方家的女儿,变成张家的媳妇,再成为另一个素不相识人家的阴间“妻子”,她始终没能挣脱命运。

方家的女儿

“叔叔,你把我也带出去吧。” 十五六岁的方洋洋,第一次想为自己主动争取些什么。父亲的弟弟方天豹经常到北京、青岛打工,每年春节回家,方洋洋都会缠着他讲外面的故事。过完年,叔叔收拾行李准备外出,方洋洋就吵着说,想跟他一起出去打工。

那时方洋洋已将近1米7,且强壮力大。家里收小麦,用四五十公斤的粮食袋装好麦粒,父亲抱不动,她却能一把扛上肩头运回家。她也学会了骑三轮车,又稳又快,村里人说,骑得比那些小伙子还好。

方庄村的人看着她一天天长大,都喊她“洋洋”,喊一声,她“哎”一声,甜甜地应下,这个是“李家伯伯”,那个是“大姑妈”,从来不会弄错长辈们的称呼排序。一张圆圆的苹果脸很讨喜,爱笑,头发又黑又亮,结成辫子长长地垂在腰间。

鲁北平原冬季的村庄,如今麦种刚下,田间还是一幅萧索景象。方庄村位于山东德州平原县东南角,400多户居民,灰扑扑的平房挨挨挤挤,散落在村道四周。老人们没有别的消遣,终日坐在小卖部门前的木凳上唠家常。最近的话题就是她,方家的女儿。

少女时代的洋洋是个热情的孩子,谁家收玉米需要人手,她哧溜一声就跑过来,哪家要捎个口信,她哒哒地跑出去帮着找人。尘土弥漫的村道上,很多人都见过她开心地奔跑,有时跟着村里的大娘到村头的空地上跳广场舞,大娘走在前头,她主动提着沉甸甸的音箱跟在后头。而且长得又高又白,一米七多,一百六十多斤,“俊得很,在这一片都算俊的。”

只是村民都会替她惋惜,生在了“那样”一个家庭——父亲方天木是村里的老光棍,经济条件不好,45岁才讨上媳妇,这个媳妇还是弟弟方天豹年轻时外出打工,路过石家庄火车站捡回来的。

方天木家现在的房子空空荡荡,客厅随意垒着几袋粮食,一台冰箱和一架空调算得上最值钱的家具,房子是2016年靠政府补助盖起来的。家里只有几亩田地,初秋种小麦,来年夏天种玉米,方天木辛勤耕耘一年,只能赚上三四千块。现在剩下女主人杨兰,多数时候沉默如岩石,洋洋的几个表哥当面说她“迟钝”、“听不懂话”,她没有任何表情。

最近几天,家里的访客多了,一见生人,杨兰便主动把洋洋的照片递过来,“要看这个吗?” 她会问你饿不饿,冷不冷。拿同样的问题问她,她认真地摇头说不饿,不冷。再问更复杂一点的问题,脸上就是一副困惑的模样,又开始问客人,“你冷吗?”

方庄村的人更不曾费心去探究杨兰的沉默究竟是出于什么,她的身世村里没人说得清,也没人张罗寻亲。村里人说,“她看起来明显就是脑子有问题”,医学鉴定书给了她一个专有名词,“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方天豹领她回来目的很简单,为娶不上媳妇的哥哥找个老婆,为方家传宗接代。

一个女孩在杨兰到方家的第二年出生。那是1997年,比她年长二十来岁的表哥谢树山将她抱在怀里,取名“洋洋”,从母亲的姓氏而来,“叫杨不好听嘛,就用了海洋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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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洋洋爷爷、父亲方天木、母亲杨兰、洋洋。图源自澎湃新闻,翻拍/沈文迪。

“带我出去吧”

方洋洋有过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父亲稍微有点闲钱了,就给她买些瓜子、花生、苹果解馋。但或许因为没有女主人操持,洋洋一家在人印象中总穿得脏兮兮的,方天木很少给洋洋买新衣服,方天豹说“家里也不讲究这些”。没有多少同龄的孩子愿意跟她玩,她也不恼,就跟在伯伯、婶婶后面跑,或跟在别的更小的孩子后面玩。

她有一项技能,能记下五十多个电话号码,村里各户人家具体几口人,都能按辈分记得清清楚楚。邻居方婷知道她会用智能手机,偶尔在手机上玩贪吃蛇一类的小游戏,“不过还是能看出她跟正常人有区别,不太聪明,有些呆呆的。”

很少有人听洋洋主动争取过什么。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她就辍学了。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到隔壁村上小学一二年级,读到三年级,要跑到更远的村庄,上初中、高中,那就得去镇上或县里。她智力偏低,读书确实费劲,考试总排倒数。方天豹知道大哥的想法,再读下去也是白耗钱,就让她退学回家了。

村里比她大上六七岁的90后女孩,大致分为两拨,有些人成绩好,一路读到了大专或本科,从此搬离了村庄,到德州或济南市里结婚安家。辍学的也大多跟着亲戚外出打工,然后嫁到县城里,或是在镇上,很少回到村庄。

邻居方婷在镇上读到初一就不读了,15岁去青岛打工,20岁被家里人喊回来相亲,就跟厂里辞职,在媒人介绍的几个对象里,相中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在方庄村安家。如今方婷30岁,和丈夫一起在镇上的化工厂工作,每天穿着整洁的制服上下班,在村里算得上生活水平良好。

三年级就退学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方天豹说,洋洋也没有能力思考,“只能接受。” 她依旧乐呵呵的,见人就叫伯伯、婶婶。只是一年又一年,每年方天豹离家时,洋洋就会求他,“也带我出去打工吧。”

但方天豹没答应,“她一个女孩,带出去出点事,我没法跟我哥交待”。如果家里是个男孩,不等自己提,方天豹会早早地带出去见世面,“就算他可能笨点,我也会好好教他,把一身本领都教给他。”

村里同龄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离开村庄,有些到县里读高中了,有些跟着亲戚去青岛、济南,或是北京打工。村庄太小了,每个孩子都在寻找更好的出路。只有洋洋,一个人孤独地在村道上奔跑,钻进地里扒玉米,又跑到附近的小河边看人捕鱼。

每年春节她都会提外出打工的念头,但叔叔没有一次同意。到什么时候不再提了?方天豹说,大约是在2016年,洋洋19岁了,方天豹年纪大了,又生了病,回到方庄村养老,不再外出打工。67岁的方天豹至今未婚,住在大哥方天木的老屋,和杨兰分住两间。

方家一直想要个男孩。方洋洋出生后没多久,杨兰又怀孕了,但正值计划生育严控期,杨兰被拉去做了引产。当时已经能看出孩子成了型,方天豹听大哥说是个男孩。他至今懊恼,没保下方家的儿子,“要早知道是个小男孩,不管罚多少钱,我肯定凑齐了交上去的!”

对洋洋这个女儿,方家没有太高的期望,挣大钱、给家里争光,在他们的观念里本就不是一个女孩该做的事。“女孩肯定是要嫁人,生孩子的。” 方天豹说。他们只希望,洋洋到了结婚的年纪,安安稳稳地找一门亲事,成为别人的妻子,生两个孩子。或许像她的母亲杨兰一样,在另一个村庄静默地度过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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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洋洋与爷爷、母亲的合影。图源自澎湃新闻,翻拍/沈文迪。

一桩交易

19岁那年,一个常来方庄村收粮食的人,给洋洋说了门亲事,对方是隔壁禹城市张庄村的人,两个村相隔只十几公里,男方比洋洋大七岁。

张庄村看上去比方庄村富裕,道路宽阔,不少村民临街开起店铺,卖童装、童鞋、杂货。张丙家也开过童装店,家里三间平房,一间做店铺,另两间是住所。但生意不行,邻居说,和洋洋谈婚论嫁时,店里已经在清库存。

二十六岁才结婚的张丙在村里属于大龄青年。在村里开了七年店铺的陈秋丽说,一般到22岁,够结婚条件的就结了。上了大学的二十五六岁结婚也正常,到二十七八就不好找对象了,如果又没上大学,就很难了。

在附近村庄,婚嫁考究的是男方的经济条件。做过媒人的方华强说,“要么是家里有能耐出得起彩礼,要么是自己有能耐,在外面认识个闺女,人家闺女就喜欢他,不要彩礼也愿意嫁。” 十几万彩礼算平均水平,高点的会出到二十几万。前段时间有户人家,为了给儿子挣足脸面,定亲时先给了6万彩礼,婚后又给了24万。如果加上买楼、买车,彩礼钱更高,“楼还不能是村里的,不值钱,得到镇上或者是县里买。” 还有户人家花了40多万娶媳妇,原因是女孩年轻,比男方小了十几岁。

而方洋洋的夫家,恰恰是村里经济条件最不好的那一类。张丙初中学历,以打工谋生。方家表哥谢树山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张丙的印象,“黑黑的,很瘦,1米7够呛,戴着眼镜,长得不是很好看。”

张丙的邻居记得媒人曾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对象,但女方都要求在禹城市里买房,还要有车。张家无力满足,直到2016年,方洋洋出现,他们才借遍亲戚熟人,凑了13万彩礼钱——这是张家在法庭上供述的钱数,但村民陈秋丽觉得没有给那么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这街上的人都说对方只要了8万,什么时候给人13万了?”

张丙的父亲在街上口碑不佳,陈秋丽认为张家没钱主要是他太懒,“村里就算60多岁的人,只要干得动活,谁不是天天早起打个零工,或者到工地上搬砖,那老汉就是天天待在家,喝酒、抽烟。” 张老汉的姐姐更是亲口向她抱怨过,老汉脾气暴躁,对自家老人也时常打骂,不好好照顾。陈秋丽撇撇嘴,“那种人,谁跟他走动?”

然而张庄村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张丙家出钱娶媳妇,要求生孩子的逻辑毫无道理。有人能理解张家的怒气,只是把人打死太过分了,“你提离婚嘛,拿回彩礼,你再找一个。” 同在一条街上开店的张丙的叔叔沉默许久,还是忍不住为侄子一家辩护,“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媳妇不能生孩子,谁能不气?”

方家具体收了多少彩礼,洋洋的父亲已经去世,无人知晓。方天豹至今还在念叨,他特地花了七八千买了一辆四轮车和12床新被子,给洋洋当嫁妆,想着将来她回娘家,路上风大,有辆四轮车怎么也能暖和点。而如今这些物件,“全落在张家手里!”

洋洋喜不喜欢这个未来的丈夫?没人知道。如今方庄村民围着聊天,还在有一搭没一搭评价着13万彩礼,“这个价格不高。” 至于女方家的经济条件,“谁看女方家呢?” 村民们笑了,一个男人吐出烟圈,沟壑纵横的脸掩在烟雾中,提高了声音补充,“男方出钱,要的就是这个人,女方出个人就行了。”

在方庄村人眼里,张家虽然可恨可气,但他们要求方洋洋生孩子,并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哪家娶媳妇不生孩子的?” 婚事从一开始就是一桩交易,但理解不了这一切的方洋洋却成为主角。

出嫁那天方庄村热闹极了,鞭炮响个不停,张丙家租了6、7辆宝马接亲,在村道上排成一列。为洋洋送亲的是她一个关系不太熟的堂哥,堂哥又喊了两个自己的同学充数,才凑够了送亲人手,将洋洋送到了张庄村。平日相对更熟络的表哥没有参加,谢树山说,只能“院中人”去,就是叔伯兄弟那一支才能参加,“我们属于外姓人。” 他的母亲是洋洋的姑姑,因此不能参加。

这个婚嫁习俗直到今天依旧存在,村里外出读书的孩子回来办婚礼,学校的同学都可以参加婚礼,但亲戚间,不是“院中人”就不能参加婚礼。谢树山比洋洋大了二十来岁,洋洋长大期间,他也在为攒娶媳妇的彩礼四处打工,和洋洋每年见面的机会,渐渐地只剩过年。串门那几天,大家围坐在烧热的炕上,擦亮餐桌,从午饭吃到晚饭,磕着瓜子花生打牌、打麻将,互送红包,再聚时就是第二年。

出嫁时是2016年11月,温度已经到了零下,洋洋穿着白色婚纱,外面又套了件红色羽绒服,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盘起,化着淡妆,圆圆的脸上满是笑意。“可漂亮了。”邻居说,“她平时就漂亮,哎呦那天打扮一下,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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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洋洋出嫁当天的视频。受访者供图。

铁门里的媳妇

嫁到张庄村的头一年,村里的人还能见到这个新媳妇。张家带着洋洋串门见人,告诉她谁是大伯,谁是大娘,洋洋从没喊错过。有人在2017年的夏天见过她和婆婆在街上遛弯。也有人看见婆媳两人在村里跳广场舞,“挺漂亮的,个也高”。方家的邻居也记得那年洋洋还常回娘家,衣服挺新,不像没出嫁前,还有点脏脏的。

但是,和她稍微打过一些交道的张庄村民也看得出来,这个媳妇智力偏低。这个弱点在张丙家里一再被拿出来强调。新京报报道,婚后方洋洋曾告诉过方庄村的一个朋友,婆婆说以后有了孩子也不会让方洋洋带,也不让她给喂奶,因为怕她脑子有问题,把小孩脑子喂坏。法庭供述记录也显示,张家母子对这个媳妇也没有表达出任何尊重,“吃得多”、“不会干活”、“犯病不听话”都是常出现的词句。

到了2018年,张丙家的邻居们渐渐发现,洋洋不怎么出门了。有邻居在晚上见过她两次,都是静悄悄地打开铁门,提着垃圾桶出来倒垃圾。一墙之隔的邻居说,自己没听见过任何哭声或求救。更多的事发生在门后。

真正的矛盾就在孩子的问题上。婚后张家发现洋洋不太正常,“但为让她生个孩子,其一家人对方洋洋都挺好。” 据张丙一家供述,洋洋迟迟未能怀孕,2017年冬天,张家通过就医检查和在方庄村打听情况得知,洋洋之前流过产,因此不能怀孕,非常生气。

腊月二十六,表哥谢树雷见到张丙提着两袋啤酒找到方家,跟方天木提起洋洋怀不上孩子的事,双方吵了一架。谢树雷不信张丙的话,“他们是给洋洋泼脏水!” 可以作证的还有,方庄村人都说从未见过洋洋和哪个男人来往甚密,张家也从未出示过诊断报告。

那是表哥记忆中洋洋最后一次回娘家,那个春节,也是方庄村的人最后一次见到她。

邻居孙林华在2018年大年初四最后一次见到洋洋,“那时就穿得不怎么好了,过年也没穿新衣服,鞋子还破了个口。” 那天,张丙和方家又起了争执,张丙当着邻居的面在方家门口就扇了洋洋两耳光,扇完扯着洋洋的胳膊往外走,1米7高的洋洋比之前瘦了很多,像小鸡仔一样被张丙塞进车里。

有邻居上前喝斥张丙。方天木和方天豹则没有反应,方天豹解释说,一家都是亲戚,将来还要相处,不能闹得太僵。洋洋从此再没能回到方庄村。

接下来的半年,张丙外出打工,方洋洋留在家里,很少出门。张庄村的邻居陈秋丽说,她见过洋洋的父亲,带着母亲杨兰寻到张庄村,沿路问邻居,哪户是女婿张丙家。

但方天木一直没能见到女儿。他带回来的消息是,张家提出要见洋洋,得还5万块彩礼钱,给洋洋治疗怀不上孩子的毛病。警方后来提取的张家母子微信记录也证实这一点,他们商量,不给钱就以方洋洋在外打工为由,不让父女见面。

方天豹曾经让哥哥还5万块的彩礼,“能见着闺女不比5万块值?” 但到底有没有还,方天豹也不清楚。谢树雷说,方天木每次从张家回来,就开始喝闷酒,2018年夏天病倒了,住进平原县医院。据张丙在法庭上的供述,他曾到医院看望方天木,被打。方天豹予以否认,他说,自己和张丙是在医院吵了一架,但只为了洋洋长期不能回娘家的事,没有动手。方洋洋的厄运却从此开始。

那是一场漫长、残酷的折磨。张丙在医院生了气,回家后扇了方洋洋几巴掌,公婆也开始限制她吃饭,一天只让她吃两顿,甚至一顿。婆婆打过方洋洋太多次,具体次数也记不清了。脸上有抓伤,是她掐的。还有伤口,是她用中间折开的木头棍子捅的,棍子头上有刺。天气变冷后,洋洋时常被罚站在小院里,有时穿单鞋,有时穿半棉的鞋,隔三差五罚一次,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洋洋的脚就这样被冻得乌黑。

她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暴力的距离。“刚开始会反抗,后来害怕了,看到我们就有意躲着”,“从来没有打过骂过人,摔东西砸东西”,张家人在供述里说,只是“犯病”时自言自语,唠唠叨叨的。

方家长期见不着洋洋,也曾报过一次警。警察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方家。谢树雷记得,照片上洋洋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瘦了一些。警察告诉他,方洋洋和张丙是合法夫妻,有问题只能协调。

关在张家铁门里的方洋洋并不知道,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几个月,那年阴历七月二十六去世了。邻居孙林华帮方家送孝衣到张家,开门的是刘兰英,很平淡地说,“知道了”。微信上她和儿子说,“方洋洋父亲死亡送信了,给对方说方洋洋不在家”。洋洋也就没有出现在葬礼上。

方天木死后,方家再没上张家要过人。方天豹说,“洋洋只是我侄女,她嫁到别人家了,我不是她亲爸爸,我还有什么立场去?” 表哥们也说,“我是外姓人啊,我上门去用什么理由管这事?”

邻居孙林华曾向方天豹建议,要强硬点,带上几个表哥,把方天木直接抬到张家要人,“还怕张家不放人吗?洋洋的死,他们要背责任的!” 说完,孙林华又降低音量,“这话不能在她叔叔面前说,一说就要生气。”

张丙家的平房,方洋洋最后两年在这里生活。摄影/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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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最后一次机会

2019年1月31日,晚上,洋洋的死讯传到方庄村。张庄村的村支书受张丙家之托传口信,说她得病死了。

方家人不相信,连夜赶到张家,被张庄村的村民拦在门口。方天豹说,那天他气极了,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砸碎了张家的窗户玻璃。这是他第一次为侄女做出过激的举动。有人报了警。洋洋被蒙着白布,从张家抬出来。去世时,1米7的洋洋只剩六七十斤,而且是冬天,应该穿得厚一些,但邻居看着白布的形态,估计她穿的衣服也不多。

活着的最后一天,婆家让她刷锅、宰鱼、洗衣服,修理插座让她递东西,她都没应。没人知道这是她对迄今为止的生活进行抗议,还是因为惨遭打击后丧失了行动能力。结果就是张丙的父亲张吉林拿方洋洋的头撞墙,警方后来发现北墙上有一块40x16cm范围的血迹。

曾经又黑又亮的头发,也被张吉林拿着剪子剪了。据他妻子供述,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喝了不少酒,自那年秋天开始,张吉林在家里打方洋洋次数最多,喝完酒喜欢发泄,就打方洋洋。

而张吉林却供述称,是妻子刘兰英打得最多,儿子没有打。这与母子两人的说法显然有出入,张丙自称,2018年10月不出去打工后,就在家里经常打方洋洋,有时候一个星期打一次,有时打两次。张丙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

相对死亡来说,这些事情看起来有点微不足道。今年1月22日,禹城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张吉林、刘兰英、张丙虐待罪,鉴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且具有悔罪表现,决定从轻处罚,分别判有期徒刑三年、二年二个月和二年,其中张丙犯罪情节较轻,获缓刑三年。被告人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37562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42562元。

方洋洋的表哥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另请律师,上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讨回公道。今年11月27日,案件在禹城市人民法院开庭重审。

又是一个冬日。村里天黑得快,方庄村的老人们赶在太阳彻底落山前回家做饭,佝偻的身影隐没在暮色里。这一切已跟方洋洋无关。她死后没有埋进方家的祖坟,而是配了一门阴婚。表哥谢树雷说,担心洋洋一个人太孤单。

这是平原县一直流行的风俗,当地居民说,死去的单身男孩不能单独下葬,会影响家里的风水,因此每家都会给孩子配一门阴婚,“出得起钱的就找真的去世的人,出不起钱的就扎个纸娃娃,陪着下葬。”

配婚对象离方庄村很远,洋洋的骨灰葬在了另一个陌生的村庄。方天豹没去看过洋洋的坟,几个外甥怕他太过伤心,不告诉他地点。从方家的女儿,变成张家的媳妇,再成为另一个素不相识人家的阴间“妻子”,方洋洋始终没能挣脱命运。

最后一次争取活着的机会,大约是在2019年1月初。

在方庄村送煤气的老杜在那个冬天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一个女孩托他给自家叔叔捎个信,让叔叔买部手机送过来。老杜从听筒里辨认出声音,是方庄村的洋洋。他认得这女孩,每次开着车到村里送煤气,洋洋总会跟在他车后开心地喊“伯伯”,脸蛋红扑扑的。他有点疑惑地问:你不是有手机了吗?洋洋说,这是我对象的手机。

三四天后,洋洋给他打了第二次电话,说自己在医院,问是否转达了口信。匆匆两句,电话很快挂断。张庄村有人知道,那段时间,张丙摔折了胳膊,在家养伤,他们猜测,洋洋或许是在医院陪着换药,趁丈夫不注意打出了第二个电话。

叔叔方天豹收到了老杜的口信,但他没送手机过去,“人都见不到,我送手机过去送给谁?白白送给张家那个畜生吗?”

去世前半个月,方洋洋给老杜打了第三次电话,是夜里12点多拨出的,老杜没接。他后来回忆之前接过的两次电话,洋洋并没有奇怪之处,语气也很正常,也就没觉得有多要紧的事。

方庄村没人记得老杜的电话,也不需要记,这个号码印在村庄的各个角落,谁家需要煤气了,出门到旁边墙壁上一找就有。只有那个“呆呆的”、“不太聪明的”洋洋记得这个号码,发出了三次求救信号,又在寒冷的冬夜里徐徐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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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庄村的街道。摄影/李晓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秋丽、方婷、方华强、孙林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