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大午相识于2003年。那年春天李慎之去世,我和几位朋友一起编《怀念李慎之》文集,孙大午也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并给我寄来1000元,支持文集的印刷。不料,文集还没印出,孙大午便去失去了自由。当时,杜润生等前辈都很关心孙大午的命运,为他呼吁。数月后,孙大午总算有惊无险,重回人间,他办的企业也保住了。不久,我把为他保存的50套《怀念李慎之》交给他,由此和他相识。

以后17年间,我和孙大午有过多次交往。他几次来北京参加《炎黄春秋》的活动,我们都见了面。他还和我一起看望宗凤鸣先生。我也应邀去过几次大午庄园,参加学术研讨。我感到,他在农民企业家中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爱读书,喜欢思考问题,喜欢和知识界人士来往,是个理想主义者。二是热心公益事业,他办的学校、医院,都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做好事,做善事。三是办企业不是为了富自家,而是富大家,富一方。四是拒绝潜规则,不搞政商勾兑。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我也为他担心,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在当下的环境里,能不能长久生存。

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孙志刚、孙大午、孙中界是中国公民的权利的三面镜子。大学生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制度。孙中界18岁那年,到上海打工,给某公司开车。在路上,有人说打不上出租车,要求搭车,他心一软,同意了,没想到上来的人是个“钩子”。执法部门滥用公权,诬陷好人,伤害公德,把他欺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宁愿失去手指头,也要讨还清白。他无意之中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人物。他能不能讨还清白,已经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了。各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参与进来,声援他。最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政府承认了执法不当。钓鱼执法从此成为过街老鼠。孙中界讨回了清白。

三个人中,我认识的只有孙大午。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每次看到大午公司的广告,我都想到他。但愿他和他的企业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