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杜洺君估计,整个社会的心理康复,至少需要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找到与创伤共处的方法。如今,一些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出口,一些人还在幽深的黑暗里摸索。

进入 12 月,武汉的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天阴沉沉的,断断续续地下着雨。大多数武汉人对这样的天气习以为常,有一部分人却绷紧了神经——冬天来了,新冠病毒眼看着卷土重来。过去一年,这一笼罩他们心头的阴云还未来得及消散。

52 岁的祝婕隐约感觉,家里氛围不一样了。

去年冬天,她和妹妹、妈妈相继感染新冠肺炎,罹患癌症的爸爸在家中去世。祝婕的老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那之后,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男人像是得了强迫症,出门必戴口罩和手套,快递要在门口放 24 小时才能进门。入冬后,他的防护措施继续升级——所有进出家门的物品得仔细喷洒一遍酒精,冷链食品基本上不碰,“就是觉得怕”。

祝婕妹妹的情况也差不多。康复后,她便很少出门。最近降温后,她更“宅”了,天天躺在家里看小说、玩手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她经常在家人群发大段大段的文字信息,说病毒很可怕,或是担心复阳。最近,各地频繁报出新增病例的新闻,妹妹都在第一时间转发到群里,“你们晓不晓得这个病几嚇人叻,都莫出门!(武汉方言: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病有多吓人,都别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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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底的武汉。图/王丹妮

一条条新闻像投进水潭里的石子,家人群里的气氛被轻微地搅动起来。

年关将至,眼看妈妈面临第一个没有老伴的春节,祝婕三番五次地给她“打预防针”——“今年过年不一样,爸爸不在了啊。亲戚们可能也很少会来拜年。就算来了,你也别留人家吃饭啊,用一次性杯子喝点茶就够了。”

“晓得了,晓得了。”妈妈很快回应,随即又陷入沉默。

祝婕知道,妈妈心里还是难过。她甚至不敢想,今年春节家里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对大部分武汉人来说,这场疫情结束在城市解封的 4 月 8 日,仿佛一夕之间,这座拥有千万级人口的江城重新加速运转起来,之前停滞的 76天 随江水流逝。但对祝婕这样的亲历者来说,痛苦远未结束。过去一年,看不见的心理创伤,仍如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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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这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嘞”

对祝婕来说,2020 年是想要抹去的一年。

康复出院后,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家里,调养身体,时间过得飞快。

祝婕夫妻俩合作经营一家汽车配件零售店。疫情过后,老公劝她别去店铺,“先好好休息”。母亲想念去世的老伴,祝婕打算带她去墓地祭拜,后来又作罢,“过段时间再看吧。”春节临近,她打算一切从简,减少串门拜年的频率,“明年再说吧。”

似乎每个人都想按下快进键,跳过这难熬的一年。康复者徐薇也是如此。

二月初,她的母亲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她和父亲随后也感染,在隔离酒店、医院、康复驿站折腾了近两个月才回家。刚开始那段时间,徐薇一闭上眼睛,眼泪就止不住地从眼角往外冒,整夜睡不着觉。随着武汉解封,公司复工,小孩开学,她强迫自己忘掉那几个月的经历,把注意力放到活着的人身上。

“怎么办嘞,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女人了。”徐薇咧着嘴角笑了一下,她别无选择。

白天上班,下班后回家做饭,晚上辅导刚读初中的孩子做功课,周末去看望独居的父亲……徐薇似乎赶上了往日生活的节奏,但在日常的缝隙里,在一些睡不着的夜晚,那些她竭力忘记的经历和感受,如沉渣泛起。

最难忘记的是死亡的气息。1 月 23 日到 2 月 2 日,母亲持续发烧咳嗽,徐薇整天在医院里帮母亲排队挂号。病人和家属呈环形排着队,一圈圈地绕出来,把候诊大厅塞得满满当当。七八个小时的等待时间里,她几次看到有人突然倒地,横在脚边,两三个小时没人处理。队伍继续缓慢地向前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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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在医院候诊的人们。图/王丹妮

在自己和父亲相继确诊入院后,徐薇感觉,离死亡更近了一些。隔壁的病人戴着氧气罩,持续地发出“呼——呼——”的声音,突然,声音停了,人走了。晚上,她起床去开水房打水,不小心撞到一个硬物,低头一看,一具尸体被白布裹着,搁在楼道的地上。“以前没看到过的,那段时间全看完了”,一年过去,徐薇仍心有余悸。

更抹不掉的记忆,是母亲的离去。

2 月 6 日,徐薇和父亲正在酒店隔离,医院打电话通知他们,说母亲去世了。“明明昨天还说有好转,怎么今天人就没了呢?”徐薇整个人都懵了,她和酒店志愿者争执了很久,最后得以和父亲开车赶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

隔离病区的铁门缓缓打开一条缝,医生伸手递出母亲的遗物,一部手机和一箱没来及用的免疫球蛋白,催促徐薇赶紧离开。她不愿意,跟父亲站在住院楼外,迎着冷风等了很久。过了一段时间,殡仪馆的人抬出两具用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徐薇在心里默默道别,她猜,其中一个应该是母亲。后来,那团白色的影子——母亲最后的模样——成了她脑海里散不去的阴影。

同样的阴影也存留在50岁的张杨心里——今年一月,她失去了她的亲弟弟。

最近的天气和去年冬天很像,张杨骑车在街上闲逛,突然开始自责,“当时虽然封城了,我怎么没想到骑车去医院照顾他呢”;碰上晴天,她在公园晒着太阳,又暗自神伤,“天气那么好,不知道弟弟生前有没有这样享受过呢?”

有朋友劝她别想了,她不愿意,“不想这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嘞?”

这一年,张杨几乎没有打理手头的生意,任自己陷在对弟弟的回忆里。日子单调得像是停滞了——夜里失眠,中午头疼着醒来,抱着手机往沙发上一躺,一天就过去了。短袖连衣裙换成了双层羽绒服,沙发边的电风扇换成了暖气片,躺着躺着,一年就过去了。

张杨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用来记录与弟弟有关的事,有时一天发一条,有时一天发三条。12月17日,小侄子过生日,往年总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庆祝,但今年什么也没有。张杨坐在家里,点开微博发愣。她不知道小朋友能否理解,他的舅舅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

除了陷在回忆里,张杨还爱上了看社会新闻,关注那些悲惨的事。“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有时候,她担心自己是不是心理扭曲了,但转念又不在乎。毕竟,这些惨剧能刺痛她,让她记住弟弟。而她也从中获得一种怪异的安慰——原来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唯一的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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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搞,家都散了哦”

对祝婕来说,比起去年的疫情,更让她感到困扰的,是对病毒的未知,以及随之产生的恐惧、猜疑和排斥。

到现在,祝婕还跟老公分开睡,复式楼,一个睡楼上,一个睡楼下。家里也一直备着口罩、酒精和一次性碗筷,使用公筷也成了今年的新习惯。老公跟她说过好多次,没事的,医生朋友也说康复者没有传染性。但祝婕还是很谨慎,“谁知道呢?毕竟现在也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说真的完全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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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图/王丹妮

太多的事情都还没搞清楚。祝婕搞不懂当初是怎么感染的,病毒是如何传播的,现在还有没有潜在风险。这一年,她前前后后做了 14 次核酸检测,每次拿到结果,才能暂时安心一点。她当时的好几个病友到现在还定期往医院跑,又做核酸检测,又做身体检查。

祝婕的一个朋友,康复回家后经常被老公猜忌。只要有一点咳嗽和流鼻涕,老公就疑神疑鬼,责怪她把病毒带回了家。还有一位社区工作者,年初染上轻症,从方舱医院回来后检查了很多次,都显示已经痊愈。她把检查报告拿给认识了几十年的闺蜜看,想约着一起去恩施散心。闺蜜直接拒绝,“跟你出去玩?那我不敢。鬼晓得你还有冇得传染性!”

这样的情况是付阿姨始料未及的。一月底,婆婆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65岁的付阿姨和老伴相继感染,三月底痊愈出院。从隔离点回家那天,她偷偷撕掉了墙上写有“发热门栋”字样的红色告示,残余的红色很快脱落。她想着,很快就能重新开始了吧。

回家后,付阿姨从不避讳谈这件事,有时还感叹一两句说隔离点的伙食不错。但后来,她发现有些不对劲。每次出门买菜,从邻居家门口经过时,她总觉得旁边的人要么躲进屋子里,要么斜着眼看她,“像看耗子一样”。

付阿姨在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保洁员。今年四月,她想回去上班,物业公司主管提出要解除合约,“我也不想这样,主要是怕别的商户害怕这个(病毒)。”没几天,付阿姨就接到通知,让尽快清走她的私人物品。所有东西被一张褪色的粉色床单包裹着放在路边,付阿姨远远地跟主管打了个招呼,就转身回家。床单包裹拖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一颠一颠的。

“他们就是看不起人。”老伴听说了这件事,气得不行,转过头,他又骂付阿姨傻,“这种事怎么能跟人说呢!”付阿姨想过去找主管理论,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算了,“我确实是得了那个病啊”。

打了几个月零工后,付阿姨又找到一份新的保洁工作。她不敢跟人提起感染的事,也很少和同事、邻居来往。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待着。等天黑下来,夫妻俩偶尔会去人少的地方散散步——那是他们这一年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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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后疫情时期的武汉市民生活。图/视觉中国

而当这种嫌隙侵入到家庭内部,更让她难以接受。

这一整年,没有一个亲戚到她家里探望过。婆婆在疫情期间去世,付阿姨一直想为她补办一场丧葬酒席,没有亲戚响应。“都是没良心的东西。”老伴想起来就骂一句。春节临近,他又开始频繁地跟付阿姨念叨,“这么一搞,家都散了哦。”

祝婕则发现,妹妹像变了一个人,“搅得家里鸡犬不宁”,经常为一些小事跟家人吵架。不管起因是什么,最后总是能扯到疫情上。

前些天,祝婕帮妹妹找了个维修师傅修水管,搞了半天没修好,妹妹打电话来责怪她。祝婕忍着气听她说了几分钟,后来因为要去拿快递,就把电话挂掉了。这件小事成了导火索——妹妹怀疑,姐姐和姐夫不愿意管她的事,就像当初不愿意管爸爸的后事一样。

2 月 3 日爸爸去世那天,祝婕和妈妈在医院,祝婕的老公困在封闭的小区里,只有妹妹和妹夫守在那边。祝婕说,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打电话,一边安抚妹妹的情绪,一边联系殡仪馆的人来处理尸体,通知防疫相关部门的人上门消毒。直到凌晨三点多,她才放下手机,强制自己闭上眼睛。

但她没想到,这件事在妹妹的记忆里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今年,妹妹跟好几个亲戚抱怨,说姐夫怕感染,连爸爸的后事都不愿意管。亲戚们怎么解释劝说都没用,妹妹始终带着怨气,有时候还在家人群里直接开骂。

有时,妹妹甚至将自己的感染怪在家人身上。有一次跟妈妈吵架事,她甚至怪妈妈“害了她”。妈妈气得说不出话,不停地抹眼泪。祝婕赶紧把两个人隔开,尽量不让她们单独相处。

祝婕能理解,妹妹的心理创伤还没恢复,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她嘴上说着,“把一切交给时间”,但其实心里没底,到底还要等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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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下的孤岛

没有人能够回答祝婕这个问题。当社会关系一层层断裂,最亲近的亲人朋友也不能给予理解时,这些拼尽全力穿越过黑暗的人,纷纷选择沉默,躲进更幽深的黑暗里。

疫情过后,张杨逐渐习惯了一个人。或者说,是她主动选择了这种生活。

看到有人在朋友圈“秀幸福”,张杨觉得他们不懂人间疾苦,直接拉黑或删除。在同学群,她经常习惯性地提起弟弟去世的事,有人嫌她“传递负能量”,她一生气,退了群。

就这样,张杨一个个剔除了那些不能理解她痛苦的人,圈子越来越窄,最后只剩自己。

这和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杜洺君了解的情况大抵相同。这一年,她接触过不少疫情亲历者,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跟人提起那段经历,做回访时,很多人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从 1 月 23 日封城当天开始,杜洺君和一群心理咨询师维护着一条心理热线,每天 24 小时值守,持续近一年,免费为受疫情影响的人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从一月底到十月,这条心理热线总共为 11472 人次提供过帮助,但其中 90% 的人都属于健康人群。

“这只是冰山一角”,杜洺君认为,更多不愿意求助、不知道如何求助的人,藏在冰山之下。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肖劲松教授曾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做过预估,在这次疫情中,至少有 5% 的人面临着比较严重、难以自愈的心理创伤。武汉市的人口超过 1100 万,相当于至少有 50 万人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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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开设了国内首个“抗疫”心理康复门诊。图/视觉中国

祝婕觉得,自己和所有认识的病友,似乎都属于冰山之下的那部分。

之前跟她同病房的一位大姐总觉得自己病没好,隔三差五地跑去医院做检查,还时不时地怀疑家人嫌弃自己。她把这些情绪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才会跟病友打电话聊两句。祝婕劝她去看看心理医生,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又没什么用,还会被人看不起。”

病友之间的倾诉反倒成了更容易、更普遍的选择。

在康复驿站隔离时,祝婕和同楼层的 16 个病友建了一个微信群,到现在还很活跃。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自己感觉到的各种身体不适。“总觉得自己不会好,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长个结节都跟新冠扯上关系。”祝婕觉得,很多人得的都是心病, 但现在,只能抱团取暖。

除了在微信群聊天,祝婕还经常跟病友打电话,有时会约着出来唱歌喝茶。跟祝婕同病房的大姐之前经常来找她开导,前段时间,她搬回了荆门老家,状态开始慢慢恢复,“整个人都长好了嘞”。祝婕计划着,等出院一周年,要再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聊一聊。

张杨也加过几个新冠逝者家属群,后来她自己还建了个新群,对她来说,这里像是一个避风港。她经常往群里发消息,在这里,起码没有人嫌她“传播负能量”。

和群友聊起疫情时,张杨几次坦然承认,她不想谅解别人,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太幸福。之前,在其他朋友面前表达类似观点时,她总是显得扭捏,怕别人觉得她是神经病。但那天,有个群友@她,回复说,“我们很相似”,后面还加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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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伤共处

时间走到一年的节点时,杜洺君仍然守在心理热线前,但她感觉到,求助者少了很多。

1 月 23 日,热线刚开通时,电话几乎没有停过。一次咨询的时间是 30 分钟,杜洺君刚接完一通电话,手机上就多出几十通未接来电。前八天,求助电话高达 374 通,二月份来电数量升至 1121 个,三月份仍有 872 通咨询电话。但现在,每个月的来电数量都维持在 100 多通,而且大部分是关于家庭关系,直接跟疫情相关的很少。

“这些来电都是因疫情产生的,当实质性事件得到缓解,整个社会的心理状况就会舒缓很多。”杜洺君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只是更难被看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光靠心理咨询师,要有媒体、政府等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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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9日,武汉楚河汉街上逛街的市民。图/视觉中国

祝婕明白这个道理。她觉得,想要心理创伤尽快痊愈,应该要有更多人发声,亲历过疫情的人也要讲出自己的感受,让真实情况被更多人看见。接到第一家媒体的采访请求时,祝婕在微信群里发消息,号召其他病友一起接受采访,但没有人愿意。还有人嘲讽,“现在都已经不得了了,还跑出去亮相额!”

犹豫再三后,祝婕还是瞒着老公,偷偷接受了采访。报道出来后,她没跟家人说,也没有把链接分享到病友群里。她理解其他人的心情,也尊重他们的选择。

在杜洺君看来,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康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地震等短时自然灾害后的心理重建不同,疫情对人心理的伤害是正在进行的、长期的。不同的时间节点、场景或事件,都可能再次触发亲历者的创伤。

她估计,整个社会的心理康复,至少需要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找到与创伤共处的方法。如今,一些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出口,一些人还在幽深的黑暗里摸索。

期末考试临近,徐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想起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对她来说,替母亲照顾好家人,是最有效的疗愈方式。但这个方法对徐薇的同学没用——今年2月,她同学的妈妈也因为新冠肺炎去世。这个同学因此变得喜怒无常,唯一能让她获得快乐的事,就是逛网购直播间。前几个月,她疯狂地买翡翠,后来换成蔷薇辉石,最近又开始买玛瑙。这些都是便宜货,看到实物后她也不一定喜欢,但就是忍不住“剁手”,“在下单的那刻,好像能忘记所有痛苦“。

这些方法对张杨来说都没用,她也不想尝试。一位逝者家属劝她学佛,借助宗教的力量平复自己的内心。张杨不信这些,但佛教的生死观打动了她。按照佛家说法,去世的人没有死,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她慢慢开始烧香拜佛,闭眼念经时,感觉到弟弟似乎没有离开。

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张杨有了一套固定的行程:上午去寺庙供奉祭拜,中午在门口的素菜馆吃碗面或几个包子,下午在附近的店铺买些纸钱,晚上再去江边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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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张杨给弟弟烧纸的日子。图/王丹妮

今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同一天,大部分人沉浸在亲人团聚的喜悦中,但对张杨而言,这只是又一个要去烧纸的日子。早上起床后,她在逝者家属群里发了一条信息,“中秋快乐”,十分钟后又改口,“我们的中秋,没有快乐”。有人回了句“同感”,有人接着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张杨慢慢刷看群里零星的消息,心里好受了一点,收拾东西去寺庙,开始她的固定行程。

天暗下来,黄鹤楼、长江大桥和两岸的大楼依次亮起五颜六色的灯光,张杨走到江堤的一个角落,用粉笔在地上画三个圆圈,点燃一把纸钱。火苗“噌“地亮起,在浓黑里辟出一团暖黄,明明灭灭的火光下,张杨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平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头图来自王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