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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丹•汗

接上期:【CDT连载】巴奴的救赎(23)

服务生端着托盘翩然而至,抓饭米粒金黄糯软,5串烤肉滋滋冒油,散发着令人垂涎欲滴的孜然香气,一碟胡萝卜丝凉菜酸辣爽口,酸奶就跟我多年前在二道桥喝过的一样醇正。我慢慢地享用眼前的佳肴,想到如果计划失败不得不进去,那这样的饭食只能在梦中出现,胃口不觉减了一半。我喝完了酸奶,让服务员把剩饭打包,然后悠悠地出了餐厅。

最后,我决定打的去南湖一家打印店,记得以前我在那里看到过他们有刻章业务。

在南湖车站下车后,我立刻想起了曾经去过的那家打印店就在对面第一个巷子里。果然,店面依旧,只是里面只有一个做作业的小女孩,她让我等一会儿,说妈妈上卫生间了。过了大约5分钟,一位40多岁的妇女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问我有什么事?我直接问她,你以前不是也刻章吗?还刻不?

女人摇头一笑,那早就不能干了。危险!

我失望地叹了口气。她看我了看我说:“你可以找别人做。胆子大的人也有呢。”

“我只记得你这里是有这个业务的。”

“你记个电话吧。”她边说边在电话簿上翻找。

那是一个章姓女人,我记下电话后回到南湖车站,坐下来打电话。女人建议互加微信,这样方便联系。我吃惊于她的不设防,难道警察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找到她吗?这种狗苟蝇营的生意应该偷偷摸摸才是。女人发了定位,在水泥厂附近,步行一个小时左右,公交车没有直达。天气炎热异常,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很不适合步行。出租车司机根据女人发来的定位图很顺利地找到了地方。那是一个修锁配钥匙的店铺,也有打字复印的业务。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很精明能干的样子,颇有几分姿色,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告诉她我需要刻一个公章。她说她刻的是电子印章,真假难辨,但是,我必须给她提供一个真实的印章图案。我一时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样式,她说你回去找找看,找到了发微信给我。确定要做了就转账,一个章子1300元。

我试图压低价格,她闷声在计算机上干活不再搭理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知道有刻章需求的一定是一件大事情,价值远远超过她的要价。我只好同意了。

回到家我立马上网搜索了协议范本,X大学的公章也赫然在上。我将文件下载后发给小章并给她转了700元。然后我开始按照网上的协议模板格式起草协议。

早上起床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社区,找张警官出具“情况说明”。这是我几乎一夜未眠作出的决定:假协议能不用就不用,省得惹火烧身。我发短信给章姓女人,我暂时不需要那个公章了,先留在你那里吧。

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那天我一早去参加了升旗仪式,唱了歌,喊了口号,还听了社区书记的训话。回去吃过早饭返回时社区干部刚刚开完例会,办公室里除了工作人员没有别人。他们正在商量中午在哪里吃饭,我站在门口默默地等了一会儿。终于,张警官注意到我,咧嘴一笑,说:“你又来了?”

“我跟挂靠单位的高书记谈过了,他说学校可以担保,但是对于我被管控的原因还不是很了解,需要派出所出一份情况说明。”我没有提合同的事情。

“这个我们不能出。”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什么?”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原因。”她开始不耐烦起来。

“您是我的责任民警,你最了解我。现在所有的情况都查清楚了,请您出一个说明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也不想再对她唯唯诺诺的了。

“这个我一个人做不了决定,得请示派出所领导,领导同意的话我们社区还要开会讨论这个说明怎么写。”她的语气有点缓和下来了。

“那您请示好了。我可以等。”

我从社区办公室出来,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有点茫然,走着走着不觉已经来到了北京路派出所。我给自己打气说,你一直都是积极主动,讲求实际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你的内心才能保持平衡,不要害怕,他们都是像你一样的人。我坚定地按响了门外的对讲器,告诉里面的人我要见派出所的袁所长。“卡塔”一声门开了,我径直上楼,找到了派出所所长的办公室。计算机前的男人40出头的样子,圆脑袋、光头,穿着一身清凉的夏装。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用问询的目光望了望我,示意我进来。

我进去后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挺直身板,伸出修长的双腿,摆出了一副要长谈的样子。

我谎称X大学派出所的李所长给了我您的电话号码,说你们是哥们,你也许可以帮到我。他的表情变得松弛了,客气地问道:“李耒阳吗?嗯,你有什么事?”

“我是你们辖区的居民,我以前在塔里木语言培训中心工作时把户口落在了你们派出所。我这几年一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文化大学工作,是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主任。这是我的工作表现鉴定。”我从随身带着的文件里抽出那份鉴定译文让他看。

他浏览了一下,饶有兴致地说:“他们对你的评价挺高的嘛,你做了很多文化推广工作。你这是不是就相当于孔子学院啊?”

“您说的没错,相当于孔子学院的工作。您听说过孔子学院啊?”我装出一副十分钦佩的样子。

“听说过。国内有不少人说咱们有那么多孩子上不起学,花那么多钱搞孔子学院还让外国人拿高额奖学金来中国学习,是崇洋媚外,还叫什么,那个那个……大撒币。”

我笑了,用标准答案回答了他的困惑:“我倒不认为是崇洋媚外。这个问题吧你得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看。我们国家不是强大了嘛,可是国外媒体总是抹黑我们,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讲好中国故事。现在有了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培养的学生,还有从中国留学回去的奖学金生,他们将来大都会成为我们的代理人,会为中国的利益发声。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有远见的。”

袁所长若有所悟的“嗷”了一声,“老师你叫什么名字?我这记性不好,一会儿就忘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

“我叫巴奴。我来是想给您汇报一下自己在国外的工作,然后就是希望派出所和社区领导能够为我出一个情况说明。我的派出单位需要根据这个来决定给不给我做担保。”

“汇报什么呢,这不都写得很清楚嘛。”

“那就拜托您啦。”

“我了解一下情况吧。现在都是靠计算机提供的大数据,都是计算机指挥人。计算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它可以预测你会不会犯罪,对国家稳定有没有危险。还可以,”他转了转眼睛有点想不出词儿了。

“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是不是?”我接过话茬说道。

“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从他的赞叹中我感觉到了一种共鸣,那就是,我们都认为缺乏思想和被计算机操纵是不可接受的。

我不想在这里被张警官碰见,连忙向袁所告辞。临走前他还主动提出有事可以找他。我用自己温润低沉的声音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谢。

从派出所出来后我很兴奋,觉得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张警官们要出具的情况说明充满了期待。在等绿灯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有一条微信消息,是烤肉串发来的。他留言说这两天他们的同事会联系我,跟我谈。

回家路上经过社区,遇见张警官正从里面出来,挎了个黑包一副出门打扮。我停住脚步笑吟吟地望着她,她说了句还没请示所领导呢就从我身边疾步走过。我依然微笑着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酷热的夏天都快要结束了,鲤鱼山上的树叶也已透出金色。张警官总算在一个升旗的早上告诉我,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来取那个“情况说明”。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即便我被洗白,像新生的婴孩一样干净,X大学也不可能给我做担保,因为他们连突然失踪的5名教授的下落都不敢去打听。高书记才调来不久,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以为我原本就是这所大学的外派老师。所以,我的机会还在烤肉串和他的同志们那里。

张警官给了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盖了一个公章,收信人是X大学校领导。我把它放进包里带回了家。这封信就像决定我命运的一道符咒,我把它翻过来覆过去仔细地琢磨了一番。一旦我把它交给校领导,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自己的命运要看别人是否愿意恩赐,那就再没有什么言辞、什么恳请能够补救,能够帮上忙了。我烧了一壶开水,把信封的封口处对着茶壶嘴里冒出的蒸汽,不停地移动让它均匀受热,几秒钟后信封像鱼嘴一样张开了口,为了保险起见,我找到一枚针小心地挑开封口。怀揣小兔一般心脏怦怦乱跳,我深深地吐了口气,取出信瓤开始阅读。一共两页,第一页写的是我因为什么原因成为重点人员,第二页写了他们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读了一遍,我确定自己没有看错,白纸黑字写着:经区国保大队马凯大队长缜密侦查,巴奴·巴布尔确有资恐嫌疑。并且警告如果为巴奴·巴布尔提供担保X大学将承担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最后一句明显是多余的提醒。都他妈的“资恐”了,大学还敢担保吗?

愤怒的情绪像风暴一样很快过去了,我镇静下来仔细研究了这封信。这封信有社区居委会的落款和公章,显然是经过研究后定的调。我极力想出一些词儿来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卑鄙、无耻、邪恶。我在屋里来回踱步,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走。显然张警官们是想以“资恐”罪名置我于死地的,否则不会堂而皇之地写在公函里面,因为既然我有“资恐”嫌疑,那这个罪名就背定了,还没有听说过那个嫌疑犯被无罪释放的呢。我还能在自己床上舒舒服服地睡多久呢?险恶的处境反倒激发了我的勇气,我决定采取主动。

我拨通了马凯的电话,我要让这位正义之士为我说话。私自拆开公函即便有理由也是错误的,这个绝对不能说。我既要告诉他这件事又不能让他觉得我胆大妄为,我说:“马队长,我今天无意中听到张警官对办公室的同志说,巴奴·巴布尔资恐罪名成立,这是经过马大队长调查核实得出的结论。看来给我们学校的情况说明也是这样写的。我很害怕,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被判刑了?”我开始哭泣起来,用最能引起男人同情心的轻轻的啜泣为我讲的话增添效果。

“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给她打过电话说得清清楚楚。你不要慌,我现在就给王主任打电话,向他汇报这件事情。”

放下电话,我小心地把信恢复原状放进包里。这封信我不能送到X大学领导的手里。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早早起床后走到阳台迎着朝霞做拉伸运动。这是一个绿叶荫浓,风光渐老的普通夏日,但是对于我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沐浴、吃早饭,然后换上朴素简单的白衬衣、套上牛仔裤,尽量打扮得中性一点,挎上海蓝色的帆布包,里面装上每天都带在身边的证件和资料出门了。

当我来到区政法委所在的楼层,看到公务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巧的是,在楼道里我遇到了王主任,他似乎马上就认出了我,停下脚步等我走近。我紧赶两步向他问好,并要求向他反映新的情况。他神情严肃地点点头,我跟随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位清洁女工在拖地,他威严地挥了挥手让她出去了。

我依然像第一次那样站在办公室中央对他讲了X大学需要社区出一份“情况说明”,而张警官却在对X大学说经过马凯大队长的调查证明巴奴·巴布尔有资恐嫌疑。“这不仅仅是冤枉我,也是给马凯大队长抹黑呀。因为马凯大队长花了一个星期调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也打电话告诉过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看到王主任的眉头拧得更紧了,眼里闪着炯炯的怒意。看得出来这事儿马凯是向他汇报过的。我本打算说张警官这是公器私用,因为她现在的丈夫是我的导师和朋友,但是转念一想,这种私人恩怨令人厌恶,而且你怎么就可以断定她出于嫉妒要加害于你呢?于是,我就像对老熟人一样很放松地微笑着侃侃而谈:“我跟X大学的高书记电话沟通过为我提供担保的事情,他说当初跟你签的派遣合同还没有到期,那个时候做的担保还是有效的。如果我们不信任你就不会派你出去的,你在那边的工作表现我们都是了解的。”我从自己真诚的谎言中得到了安慰,毫不担心他会费神去核实,“您看,我的挂靠单位是信任我的。何况,有关部门的同志也希望我能回去在情报工作方面发挥作用。所以,我希望领导能成全我回到工作岗位的心愿。”我诚恳地请求道。

王主任认真地听我说完,黑色的眼睛细长灵动,流露出洞察一切的威严气质,像个将军一样果断地说道:“如果是这样,我今天就召集有关各方来开会,让大家都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我按捺住内心的狂喜,不露神色地说了句:“那太好了。我回去等消息。”上前一步伸出了右手,并且连声道谢。他只是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指尖,我觉得他的手冰凉、无力。

走出办公大楼,我给张警官打电话,问她是否想要收回给我的那封信。她说没必要,然后又马上追问了一句,你还没有把信交给X大学的领导吗?我说,我在X大学,领导不在,我在等。我问她:“您确定信里没有需要修改的措辞吗?” 她以惯有的坚定语气回答说:“没有。”既然这样那我当然不能把这封信就这么交出去,得等他们开会研判的结果。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乌鲁木齐时间8点35分,如果现在就召集会议最快也得到下午才能得到消息吧?

直觉告诉我,这个王主任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我对人的判断很少出错。但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天,直到晚上下班也没有任何动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是不是出现了失误。最后打电话询问政法委办公室的窦晓霞主任关于巴奴·巴布尔的研判会是否已经开过了。女人还记得我,马上清晰地回答:“今天上午就开过了。”我不屈不挠地坚持:“对不起,我想冒昧地问一句,会议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不清楚。 您的责任民警会联系您。”窦主任的回答无懈可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