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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咖啡厅不同,从名字上就知道,这些都是花钱来上自习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字里都带个「梦」字——筑梦自习室、逐梦自习室、梦呓自习室……只不过,梦想和现实经常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兄弟。在这个鼓励竞争、企业奉行拼搏文化的年代,大量新开的付费自习室,意味更多人需要为提高竞争力充电。

某种意义上,他们想通过自主学习,让自己不确定的生活,变得更确定一点。

文|易方兴 米书里

编辑|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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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摆在了陈志斌的面前。

「机会只有一次。」第一天考研结束,陈志斌没吃晚饭就去了付费自习室,准备第二天的专业课考试。他在这里自习3个月。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我见到他时已是晚上9点,不知是因为考前紧张还是自习室热,他一头汗。

之所以说机会只有一次,是因为北漂的他已经28岁,「考不上我只能继续找工作」。他之前做java编程,3个月前辞职,养家和抚养1岁儿子的压力全落在妻子头上。妻子收入同样不高,这次支持他考研。

今年考研人数多达377万,往届生比例明显上升,甚至在一些大学里占据六成。像他这样毕业后工作7年再回头去考研的,也不少见。

这家付费自习室季卡2800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孩子出生在去年此时。那之前,他和妻子挤在一间房里,房租2000多元。孩子即将出生时,他换了60多平米的一居,「不想他睁开眼的时候看见一个非常窄小的房子」,尽管为此房租要涨3倍。与儿子同处一屋,专注学习简直不可能,他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学习场所。接连尝试各种咖啡厅后,3个月前,他找到付费自习室。

看过韩剧《请回答1988》的人应该知道付费自习室的样子。陈志斌选的自习室在一栋写字楼的6层,到晚上整栋写字楼是黑的,就自习室这间屋子亮着。自习室的磨砂玻璃门上写着5个字——「专业自习室」。但衡量一个付费自习室专不专业实在是件难办的事,因为从2019年这个小众行业兴起以来,并没有统一标准。

这家自习室主打暗室自习,突出一个「暗」字。一推开门,就跟钻进黑暗隧道差不多。只在有人学习的地方会亮起一盏黄色的灯,像是隧道尽头的亮光。

这一点亮光隐喻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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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兴 摄

2020年有多难,这届年轻人就有多拼。类似的付费自习室,如今数量正成倍增长。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知岛自习室」创始人樊颖之做过统计,「6个月前我查到全国付费自习室是1400家,现在是2900多家。」

与传统的咖啡厅不同,从名字上就知道,这些都是花钱来上自习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字里都带个「梦」字——筑梦自习室、逐梦自习室、梦呓自习室……只不过,梦想和现实经常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兄弟。在这个鼓励竞争、企业奉行拼搏文化的年代,大量新开的付费自习室,意味更多人需要为提高竞争力充电。

某种意义上,人们是想通过自主学习,让自己不确定的生活,变得更确定一点。

学习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概念。往细了说,有为考研、考证学习,也有人为出国考雅思、托福,或者冲刺期末考试……任何东西仿佛只要沾了「考」这个字,就非得去学不可。

26日夜里9点,除了陈志斌,还有4人奋斗在这间自习室里。一个是思考课题的北航博士,一个是准备考托福的中学女生,一个是在刷「学而思培优」的男生,还有一个女生在准备互联网公司的面试。这天夜里,5个陌生人聚在同一间自习室里挑灯夜读,成为激励彼此的同伴。他们会一直学到自习室晚上10点半关门再走。

为了抓住这唯一一次的机会,从今年377万人的考研大军中竞争而出,陈志斌拼了。3个月里,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在密密麻麻的笔记缝隙中,他写了两个字「涅槃」。尤其在今年,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将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淘汰。如果失败,对他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生活和之前一样」。

之前的生活有多少危机感,驱动他学习的力量就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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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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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习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感受到外界的挤压。

「我来北京3年,投过一两千份简历。」陈志斌剪个寸头,戴黑框眼镜,说话语气平静。他可能已经麻木。按照这个量,3年里他平均每天要投一两封简历。在北京,基本上叫得上名字的互联网公司都收到过他的简历,只不过都把他拒绝。

「努力是不一定有回报的。」他总结。

他第一次试图改变命运是考专升本,选了非全日制本科。教训很惨痛——因为面对非全日制本科学历,很多用人单位可能都不会看一眼。有一回,好不容易过了简历初筛,通过4轮面试,他都把笔握着准备签合同了,HR才说,「你的学历不符合要求」。既然不符合要求,为什么之前面试的时候不说?他本来想去理论,但觉得也没什么用。

「毕竟你不符合别人的标准。」他说。

考研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26号这天晚上,我还见到另一个找了一年工作的女生,她来付费自习室是为自学java,转型去互联网公司。她之前读了二本学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找到的工作都是销售一类。来北京快一年,她并没有听说过后厂村。后厂村的百度、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厂,她都没投过简历,「我的学历不行的」。

那天晚上,她正在准备一个20人规模小公司的面试,直到深夜也不愿意回去。她的合租室友喜欢网购,每天都有10多个快递送到家。无业待在家里,她有一种「被生活摧毁的感觉」,室友上班,她得一遍一遍地开门、收快递,说谢谢、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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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像这样沮丧。身处竞争的漩涡中,人们渴望出人头地的愿望是一致的。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去付费自习室上自习的还有未成年人,比如刚从一所北京顶级重点中学毕业的程莎。

那是去年,她上高三。在那所中学的国际部,每个学生都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她们下午4点放学,「能够拉开差距的只有放学后这段时间」。她试过在家学习,房间墙壁是粉色的,桌子对面就是床,「总想躺到床上去」。床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100天计划表,纸背的胶水干了,脱落下来,象征着在家里学习的失败。此后,她也成为付费自习室的常客。

如果资源总量有限,那么身处其中的竞争者们,会无可避免陷入白热化竞争。同学之间也是竞争关系,谁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要对另一个人保密,「不然自己就失去竞争力了,因为这些要写到申请材料里」。这在留学生圈里被称为「黑活动」。无法猜测同学参加的活动,所以造成的后果是,每个人都得尽可能多地参加活动。

她「卷」入其中,身不由己。

与「黑活动」相似的,还有「黑标化」,指的是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需要对其他人隐瞒,比如托福成绩。为了考到理想的托福成绩,她考了4次,还有的同学考了6次。由于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考了多少分,所以每个人反复去考,就像是参加一场看不见对方赛道的跑步比赛。最后第4次,程莎考了112分(满分120分),分数高到可以申请美国前5名的学校,才终于放心。

她说,这要感谢在付费自习室里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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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争,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话想说。付费上自习室的这批人,态度出奇一致:找工作是不确定的,学习可能是唯一能确定的事。

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莫过于学校和职场。这就意味着,付费自习室通常会开在大学附近和写字楼密集地区。北京的中关村是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二者兼得,所以生长出北京最多的付费自习室。以中关村地铁站为圆心,2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至少有7家自习室。

「知岛自习」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在一些创业者心中,这条街可以说是「圣地」。《北京日报》曾报道,这里5年孵化了3451家创业团队。24岁的樊颖之是这条街上最早开付费自习室的创业者。除了北京,上海、西安的付费自习室数量都突破80家,而沈阳以137家为全国最多。

两年前,他还在北京工商大学读大四,联合几个大学同学在创业大街上开了家叫「十月」的24小时书店。好几次,看到有人在书店里通宵学习,他跑过去问,对方不是说在考证,就是说在考研。外部竞争作用在一个人身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努力提高学历,考各种证书,唯恐落后。尤其到了2019年,投资人收紧钱袋,互联网大厂陆续裁员,「寒冬」的冷意传递开来,来这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书店座位不够坐了。

樊颖之一拍大腿,何不开个付费自习室?

从北大走路到创业大街,需要5分钟。樊颖之的团队调查过附近大学里的自习室和图书馆:一是没有插座,二是抢不到位置。校内的图书馆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抢到还要靠继承,「看到师姐快毕业了,就赶紧去问师姐,能不能把座位继承给她」。

某种意义上,这条街也是时代的缩影。在创业大街上,车库咖啡是个地标,人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聊项目」。有人钱包里1毛钱也没有,也过来逐梦。等到2017年,创业热度减弱,到大街上来,味道就有些变了,街上能看见小广告一样的横幅——帮人找投资,收取服务费。再到2019年,找投资更难了,连横幅都不见了。

2020年12月26号是周六,下午3点,创业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与整条街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颖之的付费自习室里坐满了人。

每个抢不到图书馆座位的人、被寝室室友吵到的人、工作之后再考研的人、自习时需要用电脑的人……过去他们分散于咖啡馆、麦当劳,如今可以去付费自习室。

「我希望这是一座岛,人们来到这里学习,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樊颖之说,这是他把付费自习室取名为「知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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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岛。易方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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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竞争残酷,但人和人之间还有温情一面。

大众点评上,基本上看不到低于4分的自习室。人们对自习室能有什么高要求呢?有桌子和椅子,别太脏乱,不吵闹,就行。有个男生发现付费自习室的时候,跟发现新大陆似的,「终于找到了一个闻不到咖啡味的地方」。

无论自习室装修得多么豪华,人们真正需要的还是陪伴。哪怕在一张桌上一起学了一天的人,相互之间不认识,也可能从对方那里获得鼓舞。知岛的自习室里有留言本,一个笔名为「兔子」的女生留言:「隔壁的同学你好,抱歉在你的纸条上留言了,写完后才想起来不应该这样……共勉呀!」一天后,兔子收到回复:「兔子童鞋你好呀,很抱歉这么晚才看到你的回复,加油!」署名孙坨坨。

付费自习室各有特色,但挨个逛下来,留言墙都是必不可少的。站在留言墙下,看着密密麻麻的心愿和励志的话,会感觉巨大的冲击,每个字迹背后都是一段不那么轻松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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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兴 摄

今年疫情,许多人的命运或许发生转变。张冲,116°39° Frat自习室的策划者之一,是留学生,本来现在应该正在国外上大学,结果因为疫情出不去。微信群里一问,大家都出不去,都在上网课,也没地方学习。张冲在留学生群体中建立了一个自习室,收取一定的费用,用来交房租,「但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

这些留学生在自习室里除了学习,更多的时候是为抱团取暖。

陈志斌有过好几次后悔的选择。他出生在高考大省河南,农民出身的父母总觉得他应该早点出去打工赚钱,「上大学也是赚几千块钱,不上大学也能赚几千块钱,有什么区别?」

当初非全日制专升本,也是父母的主意,为的是一边工作一边拿学历,结果两头不能兼顾。如今他28岁,再过两年就30岁,这次他决定瞒着父母拼一次。来北京后,他学到不少新词,比如内卷。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体会竞争的过程,「我感觉自己被卷来卷去」。

对他来说,最难的事情不是被卷,而是明知被卷,也要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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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城市,任何地方都能看见竞争的痕迹,甚至无关年龄。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12月27日,在我们约访的新中关星巴克里,一对父母坐我旁边,围攻似地质问他们5岁的儿子:「你好好想一下,为什么你上次没有别的小朋友考得好?」

5岁的小男孩有些不服气,翻开一本全英文书读了起来,声音稚嫩。

(应访问对象要求,文中陈志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