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这里的“1”也就是100%，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文革或红卫兵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1946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1990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countermeme）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停止打字。
2）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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