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幹，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聖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地說：“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對面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景明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象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幹凈。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象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的臉色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的老實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並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和人物事件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高華父親的好友殷毅為他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夥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由於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了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他的經歷幾乎就是電影《潛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電影還電影。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是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代正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作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認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12歲。這是自己的父親，他是共產黨功臣，對“自己人”如此殘酷的肅整殘害，入迷於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在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傑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他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範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和主流影響告別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期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和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是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青年，如他父親一樣，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註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他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為什麽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於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於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選擇。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範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記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並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於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這個“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湧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就曾經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於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鬥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期間“打擊矛頭”就已經可以“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並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於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於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於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於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 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於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範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肅整不斷操練、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人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了解、對這套“觀念和範式”的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們， 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人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釋：噩夢只是起於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89年，文革結束十三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於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於延安聖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已經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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