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废墟上的民主梦——基层政权赈灾重建的追踪观察与忧思
题记：《治小县若统大国》一文发出之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少君兄相约再写续篇。因媒体多言悲情故事，名流好发“含泪”辞章；更有无良文吏在代鬼称谢。然而大地人心的疮痍却依旧醒目；灾区官民的危机和困境，实非短期应对即能纾解。既然机缘凑泊获得“在场”的身份，如实记录便是不贷之责；于是决定自续前文。观察原型则仍以“纹江区”为主，所有人事仍无虚构，藉此客观探讨灾区重建的可能愿景。再次感谢依旧关注灾区灾民的善良人士。
一
风云际会的三国年代，有两位一时并称的人中龙凤，那就是著名谋士——卧龙诸葛亮和雏凤庞士元。庞士元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三计策蜀”的典故。正是因为刘备采纳了他直取成都的这一计，他乘白马奋勇当前，不幸在落凤坡被蜀将张任射倒尘埃。今天他的墓祠仍在纹江区的白马关上，配享着百姓香火。而他的宿敌张任将军的墓室，也依旧在纹江城关的云盖山，恰好和他遥遥对峙着。
尘世间的恩怨情仇，最终都归于尘土。同一方大地包容了这两个攻蜀据蜀的政敌，万户千家的有情众生，依旧不论是非地传颂着他们各自的英雄传奇。四川盆地始终都像一个俊杰奇士出没的巨大舞台，在历史的烽烟战尘之中，穿梭着那些层出不穷的脊梁和背影。只有那至今还辙痕深刻的金牛古道，似乎还见证着他们奔波救蜀治蜀的千古艰辛。
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清初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如此膏腴之地却十室九空，不得不号召“湖广填四川”。正因此，这里形成了多元的移民文化，使得此地人民颇具包容之心，且惯能穿州过府走南闯北；故有“无川不成镇”一说。
四川的历史，在青简记载之外，自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那格外璀璨的远古文明，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美轮美奂，都显得神秘而高贵。尤其是那来去无踪惊鸿一现般的突兀，在一个以史传著称的国家，竟然是无迹可寻。其预设的伟大悬念，使我在数千年之后还能感到某种彻骨的荒凉。
仿佛在某个遥远的年代，这里就曾经浩劫，一个几近成熟的文明被骤然终结。那时的领袖不得不带着他的人民，匆匆掩埋下他们的各种稀世之珍，然后踏上异乡或者世外。一个族群带着他们曾经的创造、发现和文明程度，远远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剩下一片肥沃盆地，像一个被遗落的金盏，等待着无数兴亡往来的南渡衣冠。
二
纹江有史以来似乎就是一个疏世独立的驿站。尽管早在西晋即设县治，也许因为太靠近德阳绵阳这两座重镇，不得不在以后的年代历尽兴废。仅仅在有清一代，便废立三次。在新中国，也大抵如此。最近的一次由镇复区，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事。
一个只有4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长期以来，平静发展，自然难为外人所闻。但是自从“5.12”汶川地震以来，它却因为周边这些迅速名震遐迩的悲惨地名，而终于渐为人知了。因为在这个怵目惊心的日子里，它也同样遭遇惨祸。目前在国家的地震灾难排行榜上位居第26名。就这样，原本一个天府福地，由于地处震带之冲，不免也要同担天灾之害。骤然之间大地呻吟，好好的锦绣温柔之乡，却突然窝棚遍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免顿生沧桑之慨。似乎人间歌吹犹闻，却已然万般繁华如梦了。
清朝乾隆年间，这里曾有一个书香名门，诞生过一个西蜀名士李调元。他们“一门四进士，叔侄三翰林”，这在一个穷乡僻壤，自然是誉满闾里的荣耀。即使今天，调元镇的命名依旧还在纪念着一代文星，而故居“醒园”的留存，仍然提示着读书进取的后辈来者。
李调元在乾嘉盛世，也算是个敢于强项的谏臣。后来为和?打击排挤，不免也曾流放新疆——这在中国的多数时代，几乎也是耿介文士的宿命。好在故园山水，尚能兼容逃客，但凡归去来兮，多能找到退路。高蹈还山的李调元，未能成为名臣，却意外地成为了川菜川剧的记录整理和传承者。当然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民间出版家和诗人。一个与朝廷不和谐的官，最后被逼成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许于他本身而言，并非理想人生，但是对于今日犹耽于口耳之乐的川人来说，却实在是一件幸事。
李调元一家的巨幅浮雕，至今仍矗立于罗纹江畔的危崖上。但是他读书的??寺，却在此次的浩劫之中，毁于一旦。而故居醒园，也在两百多年的风雨之后，飘摇颓唐了。
三
之所以要用上述史话破题，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物风俗典章文化，必将隐隐断续传承在它的前世今生之中。地域如人，法统的改变恍若家族血统的变换，往往可能导致其道统的式微。也就是说，横亘在川陕驿路上的纹江，曾经是无数文士墨客游宦逐臣往来驻足的要津。在并不遥远的年代，它也曾经文风沛然民俗淳朴。随意翻检清代再四编刻的《县志》，不难发现这里曾是一个斯文敦厚之乡。
然而，“汶川大地震”以来，这里陡然凸现的各种乡村矛盾吏民冲突，却会使多数的知闻者和施政者备感疑惑——难道这就是曾经路不拾遗的仙乡吗？我们的人民何时开始变得锱铢必究寸纱不让的？甚至一言不合就非要睚眦相向。我们看见地质学的余震未消，社会学的余震却开始萌动；一场大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显然非仅一般意义上的环保疫情之类可以完全概括。肯定有某种危情，正在或即将侵蚀不少民众的精神。
果然，第一例非地震死亡事件很快就出现了。
鑫福镇位于纹江区东南角，与邻县接壤。五月底“双抢”已毕，农事稍闲。家家户户的麦子入仓，即使灾年，实无断顿之虞了。然而对国家救助钱粮的仰望已久，因为种种纷争，一直尚未落实名额下发到户。但是社会捐赠的各种物资，则已开始频繁分流到这个僻壤了。看似整车整车的各种饮食和妇孺用品，真正发放到乡镇一级，就已经是五花八门多寡不一。乡镇再平均搭配分发到村，村再基本搭配分发到组，那就必然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足够均分到每户了。
每组只有一个拿财政补贴【每月30-100元不等】的头儿，老百姓按习惯还是称为“队长”。队长一般要管四五十户人家，级别类似于民国年间的甲长。取消农业税之后，多数组是没有公积金办公费的，现在每天要接收各级下发的赈灾物资，仅仅只说领取装卸再运回一事，便要不胜其烦。更不要说搬回之后还要及时组织分发——而如何基本公平的分发，那就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琐事。而村里到镇上的领取分发，过程也基本一样。
虽然上级政府要求的是轻灾救重灾，物资分配向确实困难者倾斜。但事实上，面对每天要领要发的七短八长的各种零碎什物，在基层根本无法做到这种“道义上的公正”。因此，在保证不私分多占的前提下，干部只能追求一种简单的“权利上的公平”。因为只有这样，全队才基本不会吵架，赈灾才能顺利进行。只要老百姓不闹事上访，上级也只能在这种非原则的救助问题上，不深究深责其中可笑的绝对平均主义。
鸿兴村此前领到的各种东西，各组下发时，采取的是按大致平等的估价搭配分堆，50户人就分50堆，编号抽签，各凭手气取回。即使光棍抽到了卫生巾，寡妇抽到了男T恤，因这种办法简单便捷，百姓也基本无怨。但某天分来的只有15瓶可乐加15盒酸奶，连分堆也不够，村民的智慧竟然也想出了绝对看似合情合理的方式——把可乐兑酸奶，每人拿杯子来领取。这其中隐含的人世况味，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有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公平”却凉薄的世态人心，酿就了此后的人命伏笔。
四
在叙述这件还将较长时间困扰基层政权的人命官司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结构。因为任何看似偶然突发的事件，必与其所处背景暗暗相关。
中国的郡县制度自秦而始，然而县治以下，自古是皇权不到的。但为了征兵募役之便，秦汉两朝在县以下设乡、亭、里三级，魏晋隋改设邻长、里长和党长。唐代人口增多，在邻长【管四户】之上，改设保正、里正和乡正【500户】。到宋朝王安石变法，初创保甲制取代乡里制；而明朝采取里甲制并增设老人制，用乡绅贤长自治管理。清代多次变革，保甲里甲并用；一直到清末新政变法，首次提出《城镇乡自治章程》，但是随着袁氏窃国，立即宣布取消省县自治，首设区村两级。区成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各种地方行政。这是把自古地方绅士牵头的民间自治组织纳入官僚体制，并把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侵入的开始。
孙中山所再造的国民党，本质上和后来的中共一样，皆是“师俄”学得的一套集权体系。蒋介石首倡“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并仿苏式体制设立党政军三个系统，实乃中国“党天下”的始作俑者。其党部一直延伸到乡镇，形成与各级行政系统并行运作的双重衙门。而乡村，国民党依旧采行保甲制，彼时的保甲长也多是党员，也兼秘密警察之任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由王朝到党国的滥觞；国民党主持的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应该说直到马英九时代才算完成。
梳理这样漫长的乡村治理结构史，不言而喻，是为了找出今日基层权利机制的母本。在当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衍生出的人民公社这种怪胎，已被历史证明其误国伤农之后；目前政府选择的这种“镇村组”三级模式以及治理方式，大抵与民国的“乡保甲”体制名异实同。历史转了一个怪圈，还是被忽悠回到了老祖宗的起点上。
但是过去的乡村自治之所以能基本保证民间秩序礼法，是因为朝廷建立的乃宗法国家。皇权主要依靠家族组织和乡绅为中介而行使，并由此负责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而共产党执政以来，为了实现政府公权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接管和控制，首先粉碎的就是代理私权的宗法体制。乡绅阶层被整体打压，家族宗祠被彻底摧毁，乡规民约等各种自然法、民间法和习惯法，都被各种空洞不实的“王法”所取代。于是，以后就必将出现“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的悲剧时代。
当执政者走到廿一世纪，终于明白此理，将国家权力收缩回乡镇一级，重新再提“以人为本，村民自治”之时，却忽然失去了民间管理的完美替身。宗法组织不再存在，乡绅贤长尚未发育，村组干部已非吏员，且非完全实质的民选民治；于是基层政权顿时出现部分治理真空，每临大事骤起，必然凸现乱象——村组两级实无真正的约束力。
于是非正常死亡之事，就必然接连发生；且总有可能某次，将酿成大祸——近日的瓮安事件——不过其一而已。
五
村组干部都是农民身份，村支书由上级组织部门在该村党员之中选定，是村级行政的实际老大。村委会主任配合支书工作，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采取海选方式诞生的。但是多数时候，象征性差额竞选，也演讲PK，实质则还是内定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文书负责各种内勤，和支书主任一样，可以拿到财政津贴的80%——每月400元左右。还有一个第四职——妇女主任，拿一半的津贴。以上四人构成今日乡村的权利核心，一般管理十到二十几个小组，一千多户散居的农家。
至于村民小组【民国的甲，以前的小队】的组长，多数地方已经失去诱惑力，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追求去担任。加上现在的青壮农民，基本出门打工，留在村组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因此确实很难选拔。于是在基层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村干部在组里看中谁还有一些“话份”和魄力，就请他喝酒，求他帮忙分担几年。老百姓一般不会对这种指定有意见，如果该人过分自私和霸道，他们才会结队向上级抱怨要求替换。
免除皇粮之后，农民和干部基本没有冲突；在太平时期，百姓自耕自足自娱自乐，完全可以遗忘干部的存在。但是当天灾骤起之后，这部国家机器的末端链条，就要飞速运转并将发挥重要作用了。
地震之初，通讯不畅之际，纹江区的村级干部基本都能自觉危机时刻的责任，跨上坐骑【摩托，这是村官普遍的交通工具】巡查去了。在救死扶伤之后，马上就要面对上级各部门发来的各种十万火急的表格，而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尚未完成之时，又要开始每天领发各种救灾物资了。他们只有四个人，自己的家也受灾，田里的双抢也迫在眉睫，每天不得不操劳到凌晨。当然还有一些突发的烦心事，比如用“火三轮”拖回的捐赠衣服，走到三组就被抢光了，后面四五六组就会来骂人，会怀疑干部私分。
每天那么多沉重的水米物资要搬运分发，必须要请义工。在过去的“双提双统”时代，农民还有出义工的任务。取消皇粮时，“两工”的劳役也一起取消了。平时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塘堰干渠坏了，要想请农民出工自己维修，多数时候村里得付工钱才能解决。现在是救灾，关系到每家都能获得的利益，村官也总有几个能够随时使唤的小弟，因此找义工不算太难。但是义工既无报酬，也不能趁机多拿几件物资【这种时刻每种物资皆有清单，兼之众目睽睽】，却要每天为全村那些不出力的人劳累，内心多少也有怨言。今日中国多数地区农民的觉悟，至少不如从前【何以至此，我将另文专述，责不在民】。因此大灾当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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