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时隔两年，埃及人民又回到了广场上。在那里，他们曾经呼喊过民主、自由，并要求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两年后，口号没变，反对对象变成了他们选出的、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统穆尔西。一周多来，这场原本被理解为政权和平交接的“二次革命”，在事后的清算和暴力流血冲突中有了一丝“政变”的味道。如何理解此次革命？这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吗？埃及的民主转型去向何方？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埃及的两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的过程复杂，我们综合纽约时报、路透社、BBC以及维基百科的内容制作了两次革命的时间轴，梳理了这两年来埃及政界的大事件，试图展现埃及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埃及语境，我们也加注了对事件相关方的背景介绍。自由派、军方、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美国等国际援助……革命后的埃及并非一面倒的民主改革，更多是各方势力反复博弈微妙的过程。
包修平博士在《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一文中简明扼要地指出，革命的再次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执政表现不尽人意，反对派的操作以及军方的介入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场革命并不是当下民主转型中的埃及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而非子弹”。托马斯·弗里德曼则认为，在目前慢慢变得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实现民主化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政府，包括军方在内的主要政治参与者都要达成民主共识，仅有让现任总统下台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学者何清涟则从民选政府执政表现的角度入手谈了埃及革命对中国的启发，她认为“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解决经济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要分清民主化之能与不能”，不能因为埃及民主化的挫折就否定这一政治制度。
在军事、宗教等势力之前，站在广场上呐喊的都是谁呢？广场革命我们并不陌生，但如何完成社会失序之后的过渡转型呢？记者陈婉容认为，“永远的广场起义智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另一名记者张洁平曾到访一次革命后的埃及，收集人们口中的解放广场，和一个个个体的革命故事，她说“埃及是一个世界，Tahrir（解放广场）是另一个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努力，是把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公民社会缺失”这一论断成为我们在反思广场革命时屡屡提及的词，而这一带着强烈西方烙印的词，在文化、宗教完全不同的非洲国家埃及，是否适用呢？对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议题，王林聪研究员的《埃及公民社会刍议》做了切实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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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状】
9-1 埃及政权交接：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
【析】
9-2 包修平：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
9-3 托马斯·L·弗里德曼：埃及的“二次革命”
9-4 何清涟： 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评】
9-5 陈婉容：民主路长：埃及政变——不断重复的广场革命
9-6 张洁平：埃及：“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
9-7 王林聪：埃及公民社会刍议
【思】
9-8 张翠容：私有化的迷思——-从戴卓尔夫人逝世说起
9-9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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