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你的菠萝蜜，
嚼你的松鸡，
你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马雅科夫斯基
杨波
基于报复性的经济发展及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正处于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股堪称“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也要义无反顾”的浪潮的裹挟下，不要说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即便乡镇和农村，乃至一切野外也将其发展方向孤注一掷地指向了一线城市。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呢，则更快、更高、更强地指向了纽约，指向了巴黎，指向了骇客帝国。
任何一场歇斯底里的社会运动的首要基础皆须为万众一心，那么，如此热火朝天的城市化，可不能指望像老子、梭罗这般不上进的人民来完成。换句话说，若非绝大多数的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市民，即便镇民和农民，乃至野人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地向往成为一线城市乃至骇客帝国的一员的话，当前的城市化就摆不出如此庞然而鼎沸的阵势。
由此，既然所有人都觉得大城市好，这几日腾讯大家的几位作者所争吵的，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这个课题就实在有些师出无名。大家都是卖西瓜的，为什么要讨论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还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还是西瓜比冬瓜好吃呢？
由压倒性的消费、生产和技术发展所制造的极权跟政治上的极权同样恐怖，何况现在供你享用的是二合一。这种协作式控制令个人失去了对其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的选择权。社会慷慨地赋予你选择自由的前提是，只摆出一样东西供你去选。
所以，大家上的讨论令个人看似有选择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自由，其本质却是，基于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大城市，他实际上生活在哪里，或者说，他实际上只能生活在哪里。然后才是对此抱持的各种莫须有的态度，造作、硬撑、栽赃、炫耀、妒忌……
我仔细看了这些基本都是由居住在大城市的作者写的文章，自然，这些文章中的多数都不惜从贬低小城市的角度来赞赏大城市。而另外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文章则至多借神秘的人性，装神弄鬼地摆出生活在哪里都一样的消极态度，却不敢牙嘣半个咬定小城市就是比大城市好的字来，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
更多反对的声音则来自文章评论中，或是乡镇居民的破口大骂里，但其姿态亦不是“我比你好”，而是奉劝作者，在吃糠的人的面前，一位吃肉的如此得意洋洋、翻来覆去地声明、论证、实验肉就是比糠好吃的道理，多少有些没礼貌。
另外，从站在小城市那一边的论调里，我隐隐地瞧出陶渊明式的，对小城市乃至乡村隐逸生活的梦想来。这不是梦想，是妄想。诸位，此时此地，中国的乡镇生活已不具备其确实曾经一度且不久前仍旧具备的诗意，而余以屎意。无论从自然坏境还是生活传统上来看，乡镇已尽为遗迹和废墟，变成城市的排泄物。以一线城市为首的城市们像抗日影视作品中毫无人性的鬼子一样，对这些乡镇反复实施着三光政策，甚至向井里下毒。村里家庭破碎，只剩下老少妇孺，这些老少妇孺们皆惶惶如丧家之犬，其中一些过于惶惶的，甚至招安于鬼子们用以收买民心的慈善组织。
记得大家某篇文章中写到一个赴沪打拼的大龄单身女郎，大龄而单身地抵抗着恶俗的小城市生活，自由而高尚地在新天地喝了杯咖啡什么的。其为文口气有笑有泪，豪气干云，颇具江姐的味道。她或许也清楚，为了实现其以大龄单身为标识之一的大城市主义所牺牲的，至少要包括被其遗落在小城市里的老少妇孺的惶惶的心。我不是暗示她家庭观念淡漠，城市化在中国所推动的，人类史上任何逃难皆无此规模的人口迁徙令这种淡漠和那种惶惶成为势必，但以此为傲是不是有些蹬鼻子上脸呢？
所谓恶俗，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庸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贫穷不是罪过，但赤贫是。对仗一下：庸俗不是罪过，但恶俗是。追名逐利是庸俗，甚至作淡泊名利状的追名逐利也可以算作庸俗，而损人利己乃至伤天害理的追名逐利则是恶俗。大众道德自文革即已崩溃，杀鸡取卵的经济发展更将其挫骨扬灰。如今来看，化善恶为利害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俗。就此，一线城市要比其下恶俗一千倍一万倍。某场交易、某条决策、某纸合同在被制订和签署时其环境愈富贵别致、其过程愈温文有序、其签署者愈含笑有礼，反愈加剧其不以为害反以为利的恶俗程度。
你是不是很难相信终年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是世上唯一将原子弹实用于战争的国家？还有，这个一直将人权挂在嘴上的国家是靠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来建国并以对非裔黑人的绑架和奴役来发展的？由此，美国的人道、自由和民主算不算一种恶俗？不要以为罪恶会随着犯罪的结束而结束，不要奇怪你手上为何会沾着你看似并未参与其中的杀戮的血。请永远不要忘记新天地的一杯咖啡是用什么换来的。在城市化进程自高而下对中国城镇的洗劫和虐杀之下，你在新天地喝一杯父老的血，这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允许一部分饭店要有龙虾卖，一部分澡堂要改建为夜总会，一部分房子要变成别墅，一部分城市要进化为一线城市，否则，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到哪里去消费其富呢？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变富的方法，及被其商业成功学所颠覆的大众价值观，先后从客观和主观上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尽管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已不再在中国城市使用其富了，却更为殚精竭虑地借中国城市来增长其富。直截了当地说，城市化更多是为这帮富人服务的，一个自诩白领的打工妹上班八个小时路上四个小时之外还抽空去新天地喝杯咖啡即借此造就“这一切都值了”的美妙虚荣，正是这服务的核心部件。
我迄今遇到过的最恶俗的一段话出自我的一位前同事，广州，其所就职的公司刚参与了一项政府项目并赚了钱，他满脸喜色地慨叹道：“现在想单干些什么真是太难了，一定要设法傍一些大户——如这一单，政府吃肉，我们仅在一边喝些溅出来的汤，即已盆满钵满。”此话没错。若将一线城市喻为一缸肉，二线城市就是一盆饭，三线城市就是一碗菜，以此类推，到农村就成了一碟糠，而无论肉还是糠都首先由“先富起来的那帮人”来享用，且要有意无意地要溅出些汤来让懂得和谐和投机的人“盆满钵满”，以令其吃这碗东西变得合法而服众。
不用说，你在一大缸肉旁边和一小碟糠旁边各自混到的那几滴汤的营养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谁不想过上好日子？
如今中国的小城市和乡镇只生活着两类人：一类是须待在原地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者身份的人（即使他在北京或东京有房产）：一类是想去但去不了大城市的人（这两类中后者更乐于乔扮成业已不存在的所谓从容、无压的乡镇生活方式的捍卫者）。
以我家为例。我的故乡太原算二线吧。我妈有退休金有房，吃不惯太原之外的几乎所有食物；她几年前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几乎在我的强迫下去上海成功做了手术，但她依旧抱怨说在太原本就能不麻烦更便宜地解决此事，直到一位跟她相仿年龄和病情的邻居在太原做手术后半身不遂，她才逢人就劝“大病还是要去大城市看”。我妹夫在机关工作，我妹则打理一个小店，两人有房有车，他们节假日最爱驱车去北京待几天，为太原到北京不断缩短的车程感到高兴，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跟北京人的区别仅是那几小时车程而已。
这里提一下从大城市逆流迁居乡镇的人，我亦将之分为两类：一是逃犯，不解释；二是艺术家，他们迁居的乡镇皆为旅游点，如大理，号称想借此找灵感，但我相信即便从未被灵感造访过的俗人也不介意长居久安于此——这些艺术家多为歌手，以在为一线城市而来的游客服务的酒吧里演出来生存；还有靠卖画或拍电影发了财的，他们不算迁居，洱海边造价昂贵的别墅不过其行宫；还有个别稿费收入已可提供舒适生活的写手，而其稿费和写作内容则皆来自大城市。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些迁居乡镇的艺术家只是换了一条实现其大城市生活的途径而已。看来一辈子也买不起楼了的文艺青年们啊，千万别学这些为虎作伥的家伙。
事到如今，这世上已找不到比“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更为反动的思想。我们现在住在地球村里——所有的城镇混成一谈，所有的街道和房子混成一谈，所有的人混成一谈，所有的生活混成一谈。而所有生活都是对“一线生活”的模仿，所有人都是对“一线人”的模仿，所有城镇都是对一线城市的模仿——随其单位越小、级别越低其模仿也就越拙劣，再僻远的农村也心朝京沪广，将飞舞着苍蝇的烧饼店命名为啃的鸡。连京沪广也在模仿，却并非在模仿纽约，纽约已不被它们放在眼里，其所模仿的终极榜样由人们业已失控的欲望所锻造，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索多玛，但确定它一定不会是乌托邦。
城市化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放眼四处，对民众或明或暗的各种城市化怂恿如水银泻地一般。多数相关当下的主流影视剧都是充斥着对都市生活的赤裸赞美。选秀节目中诸多乡镇选手声称要去实现的明星梦想当然不可能在其故乡达成。《爸爸去哪儿》所选择的乡镇和住所，为何总在强调其破败和混乱，落后于都市的一面？将这帮优越感鲜明的时尚富人布置在脏乱差的乡下背景之上，这种反差是如何提升收视率的？
《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布尔乔亚化的《乡村爱情故事》，《乡村爱情故事》则是资本化的《甜蜜的事业》，这一从一而终的线索里对大众生活做出某种显而易见的训诫和教化。
还有那些带着乡音和肚脐眼里的泥来歌颂都市情调的写手们——一帮父亲曾砸毁过佛像的打工妹们兴致盎然地为圣诞树戴上了一颗鲜红而硕大的五角星，一帮爷爷在城乡结合部的养老院里等死的打工仔们在爵士乐酒吧里幽幽地点燃了一支雪茄。这些渣滓，这撮帮卖掉他们的人数钱时要求佐一杯来自新天地的咖啡的屌丝，这些如阴霾一样荡漾在国际大都市每条阴沟里的炮灰。
请永远不要忘记新天地的一杯咖啡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我们的孩子再没有任何野外可以玩耍换来的，是野外全部变成了矿、水坝和垃圾场，或旅游点那样的塑制品换来的。是我们将父母遗弃在这样的野外换来的。新天地终将变成野外，那些正在此喝咖啡的和拼命要奔赴过来喝咖啡的人正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一个封闭系统内某一部分变得有序，要以其外某一部分失去更多的有序为代价，即全系统的熵（混乱程度）增是不可逆的，直至这一系统所有粒子作无序的布朗运动为止。先是大城市吞噬小城市，小城市吞噬乡村，乡村吞噬野外，最后野外终于回过头来，吞下所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