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新疆长大的汉人。那里的任何“风吹草动”和与之有关的事件都让我关注牵挂。去年“6.26”新疆鄯善县、“10.28”天安门金水桥、再到“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一次比一次血腥和严重。每次事件后，领导们很快到场，强调严厉打恐怖暴力活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随后武警公安开始全天候巡逻。难道，以前我们对恐怖、暴力活动的打击还不够？王乐泉主政新疆时不就放言“追着打，露头就打，不露头也要打”吗？
1997年春节期间，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也曾发生暴力事件，但社会秩序总体很快就平稳了。2009年“7.5”事件后，新疆打击恐怖暴力活动一直呈高压态势，但恶性案件还是接连不断，百姓的安全感大不如前。这是为何？
必须承认，“7.5”事件是个分水岭，它让我们一直试图回避掩饰的民族问题公开化、尖锐化，它给新疆百姓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族群间分裂和猜忌不但未消弥，现在反而扩大加深。
我没有王力雄先生那样的勇气、方法和精力，通过与维吾尔族人深入交流，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就新疆问题提出官方所不乐见的思考、认识和预测。我只是通过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受，来探究新疆问题。
讨论之前，先看新疆人口数据的变化。1949年以前新疆人口统计没有准确数据，查阅相关资料和论文，数据如下表：
注：人口单位：万 表中数据来源于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网站和新疆统计局网站
根据上表制作新疆人口变化曲线图如下：
注：曲线图中“统计年份”为上两表中年份，“1”为1766年，其余依次。
通过以上图表可看出，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人口的比例，在清末以前的千百年中前者占绝对优势，到1949后迅速大致相当。可以用一个想象的故事来形容这变化过程。
在一个偏远富饶的山庄生活着百十来户原住村民，他们牧马放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人情。
不知何时，山庄里迁来了三五户异乡人。这些异乡人知书达礼，温良谦和；他们的礼仪习俗虽不同，却令村民刮目相看，敬仰有加；双方之间融洽和谐。
过了很多年，原住村民增长到二百多户，外来居民也增加到四五十户。新来异乡人礼仪教养不再像先来的那么严格，双方偶有邻里纠纷，总体还算和谐。
又过了许多年，村里村外都发生了很大生化。原住村民有四百多户，外来居民也猛增至三百多户，村庄不再和安宁祥和，整日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新来居民没了繁文缛节，也不再谦恭温良，他们喜欢与天、地、人奋斗，热血激昂，口号山响。他们的到来不仅使山林牧场原野减少，还影响着原住村民的思想、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此外，村长也都是外来人担当。
又过了五六十年，村民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原住村民达一千多户，外来居民也有八九百户，山村变得拥挤局促。新“异乡人”尽失其先辈的礼仪传统，亦无信仰；他们虽带来大量商品丰富了生活，也令村庄杂乱纷扰；山林树木遭砍伐，牧场原野被采掘；大多数原住村民在生活、教育、就业、经济等各方面较外来居民差许多。日渐逼仄狭小的生存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不平等，都使得原住村民焦虑不安、失落忧患、紧迫慌张，个别人甚至有恐惧、敌意和仇视。
新疆的变化是否与这个村庄类似？
我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源在于：
第一，新疆人口非自然增长和自然增长过快。近六七十年来，以汉人为主的内地移民急速增长导致新疆原有人口生态和结构突变，对新疆区域原住居民（也含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的汉人）造成很大冲击，而缓冲期又过短；在这段时间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本地少数族群人口自然增长过快；土地和资源不变而两大类人口骤增，自然会产生矛盾。
第二，新增移民多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北疆和南疆几个相对富庶城市；原有资源分配格局、利益占有关系（实体占有和精神占有）被打破，原住居民在资源再占有上匮乏、再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其生存生活空间相对变得狭小、局促、逼仄。
第三，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新疆维吾尔族群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的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日益扩大。我在先前的《“切糕”背后的歧视》一文中，通过数据证明维吾尔族群具有低流动和“高凝固”的特性，他们在生活条件、劳动就业、教育等方面落后的事实。有人会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较以前有了明显改善提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进步的结果，并不能否认族群间发展的巨大差异。
第四，外来人对原住居民生活习俗和精神上影响冲击巨大。儿时，县城中有几座清真寺，清晨阿訇高亢嘹亮、悠远绵长的祷告声几乎穿透整个县城；仪式之后，穆斯林信众在清真寺前或三五成群交谈，或交易。如今，祷告声早已成为“绝唱”。
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住所多是平房小院，渠水蜿蜒而过，土墙小院里葡萄架下，毡毯之上吃肉喝奶茶，或弹奏冬不拉载歌戴舞。这样闲适的生活已一去不返，他们有些住进钢筋水泥的楼房，也有些成为“棚户区”居民，等待着被拆迁的命运。近三十多年，内地人口及商品流入新疆同时，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灯红酒绿、浮华奢靡也给这些曾经纯朴的游牧民族带来巨大震撼。
第五，政策的失误。从建国后我们就强调“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方妙药”，但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权力架构才是真自治？增加各级官职中少数民族席位，乡长、县长、州长、区长由少数民族任职就证明“自治”了？那些人大代表——包括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有多少真正了解，或能说、敢说出少数民族的需求和心声？
修几条铁路公路，引进国企、央企开山挖矿，增加GDP和税收，就让少数民族过上好日子了？现实是，以开发建设名义进驻新疆的国企、央企等，有几个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所获利益除系统行业内的领导职工分享外，有多少惠及地方百姓？小时就知道，阿勒泰黄金是武警黄金部队开采；现在，一些大央企在南北疆圈地开矿，地方政府管的了吗？破坏性开采让山岭森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混浊了河水、污染了土地。祖辈狩猎栖息、自由出入之地，被冠上“4A”、“5A”景区，或借“旅游开发”名义圈占收费。对山脉、森林、原野、河流有着特别敬畏和爱惜的新疆原住游牧民族，面对这些景状变迁，他们内心深处是何感受？这其中难道不会有忧患、紧张和恐慌？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疆百姓和全国一样，被一轮轮的疯狂政治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而无暇他顾。当“洪流”退去，轻重分现，民族问题自然凸显。
而解决新疆问题，首先是要了解各族群需要什么？想要什么？
官员们不要一厢情愿，自以为某项政策“有利百姓”，就去强制推行。既然是“自治区”，政策制定过程就应让少数族群充分参与，听取百姓和其族群精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也有保护延续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的诉求。
其次，在绝不能分裂新疆的前提下，允许各少数民族说出真实想法和需求，不要“扣帽子”，有些事情说出来总可协商解决。与其强调“自治”，不如强调法治。《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也提到，少数族群精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向往和羡慕。再看看近两年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变化，此处无需多讲。
第三，尽快改善南疆百姓的生活状况，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保投入，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维吾尔族占南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就业最为艰难，不稳定因素多，南疆不稳新疆不稳。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和市场引导，改变提高内地新移民的素质和结构。
第四，在打击恐怖暴力犯罪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时都必须要把握尺度，切勿人为制造不信任和歧视，引起少数族群的反感、厌恶和对抗。
第五，坚决给那些为“疆独”提供支持的国家还以颜色和厉害；同时，改变在新疆问题上的外交思维、宣传方法。每次听到发言人或新闻稿：“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除了嗤笑还有无奈。有海外华人（或是外交官) 曾撰文，谈及新疆问题，指出“三股势力”这样的提法并不为国际社会认同。
总之，一时“严打”只能治标，要从长远根本解决新疆问题，还需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