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发于2014年05月07日 出刊的 《青年参考》 ）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城镇化在中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浪潮。新的规划里特别强调了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将早在2010年便已在部分城市实行的政策以更大力度推广。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终将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哈佛大学学者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重庆附近的海龙村做了田野调查。他发现，农民工和村民往往都不愿意加入城市户口。
海龙村是一个典型的受工业化影响而快速发展的地区。从2002年到2010年，由于家具和机械制造业的进驻，海龙村的人均年收入从1500元涨到12000元。这也意味着人口的暴涨：海龙村的村民数量从不到2000升到14000，而其中有12000人是来自川渝其他地区的农民工。
由于在海龙村，原住民和农民工皆是附近的村民，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和沿海地区原住民和农民工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按照这种思路，史密斯将两者通称为“城市外围人口”（peri-urban）。简单来说，他将海龙村村民和打工者一概看成城镇交界处的常驻人口，而不再做更细的区分。在史密斯看来，这些人生活在城市外缘，受着部分城市的制约（商品市场、政治体系），却不能享受全部城市的福利（国家福利和他们并无多大关系）。这就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与生俱来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没有保障。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而这些策略往往脱离了国家为其所安排的微薄福利和待遇。
史密斯发现，海龙村居民对国家福利并不信任。这一不信任来自于他们对农村福利的切身体验。研究参与者对低保表示了不满，并认为需要自己掏钱的医保简直是一场骗局。而现今，城市户口也不能直接换来医保和养老保险，这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的。受访的很多居民，哪怕已经加入了城市户口，也并没有缴纳这些款项——而这些保险恰恰是城市户口最重要的“特权”之一。
居民们的这项选择并不仅仅来自对未来的不信任（付了钱就一定能拿到养老金吗？），而更多因为他们早已有了一套相互扶持的系统来填补国家福利上的空白。
在海龙村，家庭和村民之间的互相支持是尤其重要的。从在村里盖起一座房子一直到搬进新家，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寻求城市中常见的服务行业，而靠的都是亲朋好友和邻里。这些居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城市户口前面却受到了冲击。对海龙村的村民来说，离开乡亲们而搬到城市的高楼里，意味着和这个关系网的断裂。显而易见，想在城市里重新建立起如村里般以人情为主要结构的邻里关系网，并不那么容易。
另外，史密斯还指出，村民们平时往往在村里的荒地上也有建筑，这些建筑尽管并不被正式认可，却也给建立这张紧密的关系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拆迁补助并不包括这些荒地的使用。事实上，在村里建房是一件“住房适应家庭”的事情，由于土地的宽裕，村民们往往可以在家中添了新丁，或需要亲戚搬入居住时另外添房，或修改房间的用途。这到城市便困难重重，家庭反而需要适应住房。
再者，为了防止被辞退带来的收入缺失，海龙村的居民们早就有了收入多样化的准备，而这得益于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身份。在工厂或农田工作的基础上，有些居民在荒地上建起了出租房，月入五千；有些居民则开起了小卖部，棋牌室，和小饭店；任何他们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来源都倍受青睐。相比之下，居民们普遍不愿意投资：他们觉得投资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容易受欺骗。而城市化再次威胁了这种收入多元性：为了搬入城市，他们必须放弃土地使用权，也没有了农耕或工厂劳作得来的基础收入。这时候居民便需要权衡利弊了——到底城市户口是否值得取代这个非正式却十分有效的支持系统呢？
总结而言，四点原因造成了海龙村居民对城市化抱有警惕：第一，目前的城镇化政策依旧将居民按照时间和地理划分：是否能够纳入城市户口取决于其在一个地区居住的时间长短以及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这直接忽略了海龙村村民之间相通的特征，并将他们划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第二，国家提供的福利在村民心目中并不可靠。第三，拆迁补助仅仅补助那些可见的经济损失，而不能弥补隐形损失，如人际关系网的丧失。最后，农村人口城镇化实际上是在挤压这些生活在城乡边缘的城市外围人口，逼着他们做出选择，反而侧面加强了农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如此看来，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大幅度城镇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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