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宣布从2015年2月5日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据测算，按照2014年12月存款计算，此次统一下调准备金率将释放近5868亿流动性，加上定向降准，整体估计释放流动性6000亿左右。通过乘数效应，理论上将给经济体增加6万亿左右的信贷额度。

对于央行降准政策，各方解读不一，但试图通过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则是不言而喻的。

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经济增长率是7.4%，这个数据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几乎是超高速增长。但放在中国经济情境下，其增长意涵大打折扣，实际意味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是经济趋向萧条，这点可以从市场悲观情绪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各种所谓稳增长的政策组合中得到侧证。

为了维系增长，在既有经济结构和决策层的偏好导向下，备受诟病的政府投资拉动政策不得不一再祭出。大概是为了避免刺激社会舆情，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不再大张旗鼓，而是选择低调潜行。众多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和投资规划，其项目评估，决策过程等关键信息，往往避人耳目。这些项目的机会成本，长期后果，都缺乏严肃的辨析。当然，经济维稳是体制的默认选项，长期的类似反应模式，也使得体制达成这种共识变得轻而易举，官僚体系的执行也轻车熟路。

但是这类投资项目无法摆脱一个宿命，那就是低效率或者无效率。这些投资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数据增长，但这种不可持续的投资模式，意味着巨额债务的积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负债增加将近4倍，从7.4万亿美元增加为28.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82%，中国债务/GDP的比例已经是全球经济体中最高的。由于财政支出不受民意节制，这种公共负债将继续蔓延，直到爆发债务危机。

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较健康，一来因为中央政府有更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二来很多事务层面，支出层面的，其实都反映在地方政府的报表上。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比如房地产衰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在深受房地产行业衰退影响的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萎缩尤其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技术上破产。

地方政府违约，甚至破产，将带来政治上难以应对的麻烦。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政体， 地方政府并不具有资格来独立承担经济社会责任，因此债务风险最后必然汇聚到中央层面，这是单一制政体必然的经济后果。

在微观层面，一些小范围的，局域的债务危机已经爆发，很多企业债，私募债，城投债，到期都无法得到正常兑付，已经引发了小范围的恐慌，导致了很多公共聚集事件的发生。当局在债务发行上的创新是，剥离不良资产，创造更多优质主体，比如把很多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平台上的负债，转移到通过财政担保方式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项下，以维护城投平台公司的表面的资产质量，从而维护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继续融资能力。这种做法本质上是通过财务处理，来拆东墙补西墙，获得一点时间，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债务问题。

而为了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必须通过不断释放流动性来给这些错配资产输血。在既有体制下，央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和经济体不断增加的债务压力，是彼此相互需要并且不断强化的互动结构，天量M2就是这种畸形结构的表征。

总结一下，就是为了维系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成为最大的工具，央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被市场中的强势机构所吸收，转换成大量的低效或无效的资源配置项目，带来了天量债务，同时也带来了汹涌的通胀。

那么什么才是约束央行货币政策的边界呢？很简单，还是通货膨胀。通常而言，如果通货膨胀指数达到5%，这几乎就是通胀继续恶化的自我实现的机制，也因此是政策制定者的禁忌。对于中国经济体来说，一个迄今缺乏充分解释的现象是， 为什么官方通胀指数那么低？

从人们的生活感受来说，毫无疑问，这些年来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价格暴涨过程，也是一次非常巨大的货币贬值过程。一碗兰州拉面的价格，从一毛多，到几块，到现在的几十块，就是典型的一个资产相对价格调整过程。从消费品，不动产，再到劳动力薪酬本身，这些年的价格调整，背后既有要素资源的相对稀缺，特定行业的生产效率，交易成本等等因素，但更重要的驱动力显然是交易的媒介—货币，不断注入的货币流动性对一切要素都进行了价格重估，对拥有不同资产配置表的个体和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政策制定者充分意识到这场财富战争的残酷性，因此他们对于特定的要素，尤其是那些构成所谓消费品指数的商品，进行了一次毫不掩饰的操控。比如对和日常生计相关的消费品相关行业进行大量补贴，压低成本，使得其价格变化不那么明显。在数据处理层面，统计系统不断的修饰数据，使得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总是处在某种可控的区间。这种基础数据的操控，对社会大众的认知刺激和心理暗示是非常明显的，迄今为止，也成功的避免了因为通胀而引发的社会风潮。

在这个意义上，央行降准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刺激通胀，但是从通胀的潜在危险转化为现实威胁的通道上，有体制精心准备的阻却系统。因此通胀不是一个货币现象，而变成了一个政治现象。

那么又如何解释通缩呢？

由于像土地和资本这样关键的市场要素被行政权力扭曲，使得经济活动一直跛足前行，同时加上最近一两年社会不安情绪的共振，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缺乏信心，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之外，传统的经济活动—比如制造业，房地产，服务业等的活跃度正在下降，导致了经济萧条。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面，必然意味着放弃经济自由化的举措，也对市场自身创造财富的信念失去了信任，民间主体，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获取金融和项目资源方面处在明确的弱势，他们被迫支付更高的成本，才能获得金融资源，这种经济结构固化导致的资源错配长期存在。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一直存在着非常活跃的民间高利贷现象，就可以看出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一直都没有得到矫正。因此，通缩是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错位，是经济缺乏活力的表征，而不是货币媒介的缺失或收缩，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病症， 这种病症一直存在，只不过繁荣的光环遮蔽了这种病症。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就变得日益明显。

因此，在中国经济情境下，通胀和通缩不是反义词，恰恰相反，他们几乎是同义词，都是经济结构性病症的表现。这种经济结构性病症，只要恰当的理解这种困境之后，其解决药方也就自然呼之欲出了，但是为什么对央行形成路径依赖，不断祭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呢？因为解决药方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央行行长对此可谓心知肚明，他多次明示，中国经济问题光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

因此，不要被流行的通胀或通缩叙事所误导，中国经济体正同时经受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活力不足的煎熬，这就是掩盖在通货和通缩之间的复杂而又简单的经济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