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光
——评《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20世纪的极权政府远比18世纪的同行有效率得多——今天，百科全书的四千订户随时都可能被扔进秘密监狱或是劳改营，而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已经呆在里面等着他们了。启蒙运动无力，也无需对于今日知识界对于说真话可能承受的苦难做出提示和解答。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估计很保守。每个礼拜日我们得用掉大概四万片面包，这就是八万里弗尔，每年52个星期天，那就是四百万里弗尔。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省下来呢？我们在这些习俗面前就像孩子和奴隶一样，其实，有更为虔诚的方法来侍奉主。现在让我来谈谈蜡烛…….”

这是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等人主编的百科全书中“圣餐面包”这一条目的摘录。放在今天，也许连最开放的网络百科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议论 – 它太不精确，所有的数字都来自于估计；它也太过主观，一副与现存宗教仪式开战的架势；最后，明明是谈论面包的词条，怎么连蜡烛也一起扯上了？即使我们忽视上面的这些反对意见，这个条目作者的写作风格也更适合去写一本政治小册子，而不是为一本三十五卷之厚的巨书供稿。

不过，《百科全书》（L’Encyclopedie）在那个时代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首先是一场成功的“众筹”，狄德罗撰写的简洁明快的招股书引来了大量的投资；第一卷一经出版，就销售了三千本 – 考虑到它是如此的厚重和昂贵，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可以说是“巴黎纸贵”。到了第五卷，已经有超过四千名订阅户，他们预付了费用，翘首以盼每一卷的出版。也许它招致的嫉妒和仇恨更能说明它的成功：审查机关没有放过它，狄德罗被多次警告这些手稿会被没收和销毁，使得他不得不更换一个又一个印刷地点；不过，当时的大审查官马尔泽布其实私下里是个言论自由的信徒，也是百科全书的读者，他尽可能地保护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皇室公开谴责这本书，他们发动象牙塔和大教堂里的学者和主教们一起攻击这本离经叛道之作，还试图推广另一套更加“正统”的百科全书来取代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百科全书运动中，争论了几个世纪的耶稣会士和詹森派都联合了起来，一致谴责百科全书对于神圣的亵渎。

当然，《百科全书》并不只是一套卷帙浩繁的宣传资料，因为官方的禁毁反而变得流行。翻开这本大书，我们很容易发现很多词条是有不同背景的学者撰写的，为每一个概念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解读，但并不是事无巨细，反而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对于真理的标准。它既提供今天严肃的百科全书里所有的专业、客观的描述，也有很多新鲜的知识，还时不时包含生活小常识，最后，有犀利异常的政治评论。它不完全是“新”的 – 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思想可以如此受大众欢迎 – 但是它反映了启蒙时代崭新的社会风潮。这是一个不同思想争鸣和交融的时代，也是一个批判和挑战的时代，还是一个发现和创新的时代。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比，启蒙运动更加深刻的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西方文明”。近代中国欲迎还拒的种种所谓”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科学等等，都可以在启蒙运动中找到其近代起源。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译本的出版，为关心西方文明历史进程的人，提供了一个重新阅读、理解启蒙运动的窗口。本书的作者彼得·盖伊退休前是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著有大量关于欧洲文明和思想史的作品，如今年逾九十，去年依然有新作问世，可以说是学问一身，一生学问。这本《启蒙时代》则是他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出版时就引发过当时美国史学界对于启蒙运动遗产的分析、研究一系列讨论。今日仰赖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的推荐和翻译，中文版得以问世。对照英文原版，中文版翻译完整、准确，叙述也很流畅，虽然在个别情感和态度的表达上未必尽善尽美，但仍是一本高质量的译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末完整收录了盖伊为本书写作准备的文献综述，这篇综述的视野超出了一般学术综述的范畴，是对西方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对于启蒙价值和启蒙运动历史研究的一个评价和总结，虽然写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对于初窥门径的研究者来说，依然是很好的学术指南。

盖伊在本书上卷对于启蒙运动的描述是通过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对于古代的追慕，二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在许多人类思想变动和混乱的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古代思想的推崇。这里的古代思想首先是一种武器，古人先贤的直言片语，在被精心选择之后，被用来挑战当时占有霸权地位的观念；当这样一种挑战逐渐积累动量之时，则会出现一种重塑经典的声音 – 传统的对于经典的诠释现在被认为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而旧的经典诠释的覆灭，则应当引致旧的经典本身的覆灭。纵观整个清代学术，作为中华正朔的明朝的覆亡导致了对于正统的质疑，对于宋代以来历史的反思，还有继起的训诂考据之学，都构成一种对于传统经学的挑战。这种挑战逐渐累积声势，戴震以先秦两汉的“古代”释诂为武器，开始动摇程朱儒学的基础，继起者章太炎、王国维、乃至胡适、顾颉刚，殊途同归，当然还有康有为这样“旁门左道”的同行者。这些挑战未必能够直接颠覆经典，他们最终构成的其实是一种知识基础的全面扩大，还有一种对于知识可能性的重新认知。相似的历史进程在启蒙运动中也非常明显，启蒙时期的学者喜欢从希腊传统中寻找所谓异教精神（Paganism） – 即基督教兴起之前的各种宗教传统，用这些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甚至是反宗教信仰的思想来为他们的观点正名；而这样一种刻意的追慕，继承于15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们对于经院哲学的不断挑战，从其破坏性上，又和宗教改革十分类似。当然，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场原教旨主义的运动，路德、加尔文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可不是什么理性派，他们对于所谓的“哲学”持鄙视态度，强调把个人的理性放在对于教条的诠释之下，主的指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仍然是宗教改革者们的思想基础。但是，启蒙哲人与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天主教权威对于精神生活的垄断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通过内省、神谕还是希腊与罗马的异教徒的只言片语，他们都期待当时的人们能够摆脱托马斯·阿奎那以来的经院哲学体系，也摆脱基督教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全面控制。

真正摧毁天主教这一套系统的，既不是宗教改革者们（当然，他们是开端），也并非是启蒙哲人们（他们其实是站在信仰被毁的废墟上和生活哲学的短暂真空状态中的），而是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宗教战争。很遗憾盖伊在书中似乎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有点太执着于大思想史，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从罗马帝国以来，这是欧洲的人们第一次因为信仰而互相残杀。在那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整个欧洲都是战场——开始是1562年到1598年法国的内战，然后是1642-51年的英国内战，同时发生的是西班牙和它曾经的属地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战争一度打到了我国的南海，西班牙与荷兰的殖民者在这里也开始厮杀。当然，最惨烈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这场开始与1618年的大战席卷了整个欧洲，连北欧的瑞典都卷入其中，据估计接近6千万人因三十年战争丧生，这个数字从比例来看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蒂文·朗西曼在他关于十字军的经典著作中生动的阐释过战争对于一个基督教徒的“异化”作用。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他是否有权利去战斗？”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杀人是可耻的，而战争则是一种最为卑鄙的集体谋杀行为。“和一个异教徒战斗是让人蒙羞的，尽管有时候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和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战斗则是双重罪恶。”威斯特伐利亚终止了战斗，可是战争带来的宗教组织的破坏，思想意识的空虚，还有空气里那种期待新生的渴望，却不是一纸和平协定所能够轻易屏蔽的。教皇用尽了一切字眼来谴责这个和平协定，可是除了身旁的几位神职人员之外，没有人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呐喊。在这场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欧洲君主的共识是：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吾皇立吾宗）。当基督教在战场上被击败的时候，其信仰在思想市场上也就迅速贬值了。

不过，启蒙思想在欧洲文明上的核心地位，不仅仅是建立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之上的，还有科学精神的出现和传播。在盖伊的这套两卷本的书中，下册更偏重于科学在启蒙时代的传播，这当然是启蒙运动无可争议的关键遗产之一。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应当进入万神殿，但是狄德罗、伏尔泰、康德同样是人类思想星空中最闪耀的星，他们立论的依据和目标之一：所有的人类不仅仅是一个“种族”，而且分享共同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追求同样一种幸福，因此是同一个人类的大社群，这现在仍是我们的某一种理想。不过，启蒙哲人究竟做出了那些贡献，以至于谢林曾经承认，“整个现代的欧洲哲学，就是启蒙运动到如今的哲学”呢？

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本书作者盖伊看来，启蒙哲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开启了一种现代的“批判精神”。这不是特别新鲜的议论，如作者在书末承认的，这样的观点来自于启蒙运动更早期的研究者卡西勒。通过启蒙运动，批判精神确实渗入了欧洲的精神血脉之中，从此，欧洲走向了一个开放的，持续进步的，不断重审和内省的历史进程中去，这个过程的一个节点（不是终点）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启蒙哲人虽然对于理想的未来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但是整个欧洲却开始彻底思考人类将向何处去，为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最终的答案是笼统又清晰的，那就是人类应该走向更加文明的状态（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在这条自我批判和自我提升路上，没有终点又没有尽头。这条路上并不是没有歧路的，比如卡尔·贝克尔所称的“理性乌托邦”之路，但是，总体来看，传统——一个建构在对于一套思想纲领的反复诠释的安全和稳定的牢笼——被打破了，前面是全新的领域。

需要澄清的是启蒙哲人们并不只是怀疑论者。在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每个人也许都会问自己：“我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一件事呢？”古希腊的怀疑论者就是这么开始思考的。对这个问题最极端的回答——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所有的正义和真理都是相对的——导致诡辩的产生。时至今日，还有人喜欢把这种看上去有点聪明的说法挂在嘴边，作为自我放弃的藉口，或是罪恶的辩护。即便不走到诡辩的极端，古代的许多智者仍然属于怀疑论者，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叫卡尔内阿德斯，他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曾经去过罗马，第一天他发表演讲，声称宇宙中有固定的法则，而今天公民社会的运行，就是靠这些法则来维系的，发现这种法则，就能够实现公平和正义。第二天，他发表了另外一个演讲，声称宇宙只是一系列原子的混乱构成，社会是完全人的创造，法则也都是人来制定和维护的；因此，我们需要用人的理性讨论，找到一套关于社会规则的方案，这样才能实现正义。在这两天中，他都受到了听众热情的欢呼，而且这两天的听众其实基本相同。很快，罗马就把他驱逐出境了，生怕他污染了年轻人的心灵。

启蒙哲人不是卡尔内阿德斯这样的演说家，他们很少鼓动群众——在18世纪的法国，群众主要是农民，伏尔泰觉得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启蒙哲人虽然怀疑，但是更希望通过怀疑找到对于怀疑论的解答——也许贝克莱主教是唯一的反例，他比古代的怀疑论者走的更远。大多数的启蒙哲人不想，也不曾成为真正具有原创思想的“哲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巴黎文人，生活在财富和门第的保护网之下。他们的批判是从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怪现象的讽刺开始的，后来发展到讽刺某些身居高位的人，然后才发展到对于当下制度的不满，对于改革和进步的追求，还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更好的社会的愿景。他们从怀疑出发，认识到自身和当下的不足，但是最终还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缺点能够被弥补。至于说启蒙运动导致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主义，还有无所不包的现代性，则是把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大历史中的范式来看待，而不是小的历史中的一场运动。

在中国谈论启蒙运动的人，自梁启超以来，就更偏向于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范式，而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历史进程来阐释的。余英时先生曾经特别警告过西方历史的“比附”（analogy）是危险的。这是审慎的建议。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于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依次放到一个铁质的轨道上去，并且强调只有在这条轨道上前进，我们才能完成所谓的“现代化”。其实，现代性有其全球起源，把西欧历史当作一种普世的人类经验是不可靠也行不通的做法——这和是否承认启蒙带来的普世价值无关。如何去现代化是历史路径问题，启蒙宣扬的理念是否是普世和现代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可以宣扬启蒙思想家提倡的价值，但并不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启蒙”人民。

其次，把启蒙作为一种革命的序曲和前奏是一种历史想象，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号称启蒙运动导致革命的观点一定是站不住脚的；罗伯斯庇尔喜欢读孟德斯鸠和卢梭，可是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打碎了爱尔维修的塑像，并围堵《百科全书》派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启蒙思想家支持革命，更谈不上说鼓吹为了革命需要做出牺牲和制造恐怖了。

最后，在某种极端的语境中，启蒙运动似乎带上了某种救世主的身份，“通过启蒙完成…….”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表达。近代中国常有一种全民改造的历史方案，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希望“唤醒”民众，希望“创造”新民。这些比喻停留在纸面上也就罢了，如果在某种社会工程学的理论下付诸实践，特别还搞成一种权力驱动的群众运动，结果则往往是反的。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个人、自由和一切人权。为了去除所谓的蒙昧，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种思想，而且去迫害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们，这样的启蒙是进一步欺骗，蒙蔽民众的借口。那是对启蒙的亵渎。

像启蒙时代的哲人一样，今天的许多思想者也追慕古代的荣光，希望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这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渴望，也是人生来的解放诉求。但是，稍有历史感的人都能意识到，狄德罗的时代是不存在也回不去的，20世纪的极权政府远远比他们18世纪的同行有效率的多得多——今天，百科全书的四千位订户随时都可能被扔进秘密监狱或是劳改营，而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已经呆在里面等着他们了。启蒙运动无力，也无需对于今日知识界对于说真话可能承受的苦难做出提示和解答，流放、监禁和死亡都不是那个尚可以称得上是温柔而优雅的时代常见的主题。我们也许会像启蒙哲人那样回到古代，回到自我，在那里也许有光，那是无边的黑暗之中，蜡烛的一缕摇曳的微光吧。不过，正是凭借这微弱的光，正是凭借着记录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的那些直言片语，我们可以控诉二十世纪以来的种种罪行，并且渴望一个更有智慧和德性的社会，那正是启蒙哲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