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昨天我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1974年安东尼奥尼在台海两岸的蝴蝶效应》（编者易名为《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后面有不少似乎有组织的统一谩骂与歪曲帖子。有朋友说他看了很绝望，他问我绝望否？今晨我顺便写一帖：“有人说这么多评论充斥谩骂，你伤心绝望么？我说从来不曾绝望，因为对人性有相当的了解，这样的言论其中包括有组织的言论，一点没超出我的认知。我从不把希望只建立别人基础上，所以对别人从不失望。”我是个要对自己负责的人，但对别人没办法负责，他要待在粪坑里并赞美它，我有什么好失望的呢？我从来没有自负到期望能去拯救别人，如这样想就是谵妄得无边了。所有人都是有局限的动物，一个有局限的人怎么能拯救另一个有局限的人呢？
其实对别人失望是自己想推卸责任的好方子。比如有人说，我对你真是失望。我就在想，不让你失望成了我活着的目标，你是谁啊？反正我看不出有些人说的感动，我倒看出了一些推卸责任后的绑架。自己没做够，或者做得不好，却对别人失望，如果阴谋论一点的话，是不是有人做得更好，你好搭便车啊。那就直说啊：我不想做，你好好做（不要让我失望哦），我好搭便车（一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里是不是有捡便宜的热望啊）。遇到还算有点利他精神的人，乐意与你分享，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但遇到你对他失望，他却不买账，你怎么办呢？
我一直很少对他人失望，因为更看重自己。觉得自己努力的一生，那怕充满坎坷，结果不一定好，但这个过程足够变成促使自己成长的享受。正如12年6月24日我曾写的一条微博所言：“人首先要做自己都不讨厌的人，而不是影响他人或者改变世界，但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做到。很多人摆不平自己，活得很拧巴，像个麻花儿，无法将自己抚烫平顺。自我无法摆平，却喜欢对别人失望，一言一事不合，就说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既是骨子里的自卑，亦是一种责任转移。”旧文新刊，也不失新意，那是因为人性的演进是相当慢的。此文为六年前旧文，我觉这则小文颇有点常看常新的意思，今天贴出来以作为对谩骂者的一点回应（不要想太多，我没有想改变谩骂者的意思，因为有组织的谩骂与仇恨，哪是我能唤醒的呢），标题没改，增加了副题，特此说明。2015年10月20日于成都
有一些朋友来信说，他们对别人或者人生失望。来信向我讨教为何对别人或者人生不失望的。老实说，我的人生也没打鸡血，也非什么大红大紫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挫折与不爽。我很少对别人失望，不是我的境界高，而是我自认为对人性的弱点认识得比较清楚，即不去过高地期望别人。不期望过高，所以很少有什么失望。即便对那些功勋卓著的大人物，我有时也会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一番，觉得他未必那么光鲜。所以如果他哪一天不小心露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我虽然偶有小震，但也不会失望。
把自己的想法绑架到别人身上，往往会失望。比如说自己有观点有想法，哪怕幼稚哪怕邪门，也尽量表达出来，让别人觉得你就是这样想的，哪怕最终落得别人说你变态你傻逼，也在所不惜。因为别人不是你，不可能完全代表你的想法。某篇文章你喜欢，觉得说出了我的想法，而另一篇不符你的想法，你就特别失望，完全没有必要。要么你去写一篇来反驳他，要么你就懒得理，否则你正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当然，你有可能对某人看走样，如某人的文章有一定可笑性，还有几分幽默，但你看多了，就觉得他脑袋一锅浆糊。这种号称还有点文化的浆糊脑袋，在如今的中国可谓夥也，你有什么好失望的。真是的，你又不是这些浆糊脑袋的大救星，没必要替他们着急。我从来不花精力去反驳那些一看就比傻的文章，因为比傻是有漏洞的，会自证其傻的。
最不靠谱，最让你失望的，可能是把自己的脑袋租让给别人，而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这样说，并不是说你完全不吸收别人的高妙之处，而是说，不要随时没有区别的照单全收。因为再伟大的脑袋也不可能与你完全重叠，或者换句话，你也不要得意到自以为本身的脑袋完全就是那果伟大的脑袋，自负到这样的程度，其实也就是一种自贬，因为只是别人的复制品，而非你自己。把自己要想的事要做的事，让给别人想让给别人做，或者最终干脆将自己的脑袋无偿出租给别人使用，那是最容易失望的。可惜，有很多比较喜欢对人失望的人，却常常重复这样的傻事。
我倒是常常对自己失望，常常觉得自己受制于许多方面的情形，想做的事没能做到。或者说做了，但做得没有意想的好。再者，对自己失望，是因为对自己期望较高，但眼高手低的事，是人都可能发生的。因为人都似乎想干大事，喜欢轰轰烈烈，喜欢惊天动地。但事实上，你要想到，你可能生下来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一是你没有惊天动地的机会，二是你没有轰轰烈烈的能力。如此，安之若素虽然是个好办法，但你又心有不甘。那么心有不甘，就是尽量从自己认为能做的小事做起，当然做小事，也是你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心里面才舒坦。中国很多人的生存问题，都还没解决，所以生存是第一要义。但要生存，也要有做人的底线。在有做人的底线上求生存，并非就毫无所成。不管怎么讲，不要觉得这个制度坏这个政府坏，因此我无论怎么做事行再多的恶，都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这种不用负责的金蝉脱壳，自以为得计，用“良心值多少钱”来将良心视若敝屐，当然很容易。但这样的人生，恐怕多少是有些问题的。
适当的骄傲是必须的，不要太看得起别人。比如太看起冉云飞，一看到“冉云飞”这三字，你就想到玉树临风，一定是汉字的意念想像力把你给蒙了。当然，你如果是琼瑶的小说读多了，那没办法，那是你是自害，不是我长得变态：）也就是说，世人之人权都应该得到保护，但并不是每个人对你来说都重要。不重要，并不说你要去践踏别人，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犯傻，也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人犯傻到喜欢犯傻的程度，你也要尊重他犯傻的权利。比如你要是觉得我在这个极权国家批评政府，是一种犯傻。你可以不支持我，但请尊重我犯傻的权利。你可以保持你适当的骄傲，搭便车也能在某一天享受民主自由，这样的便宜谁又不想占呢？但所有人都不是傻子，都像你这样想占便宜，那么极权者就能特别有效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当今中国现实的写照，这就是我们目下的生活。如果我们都不去占便宜，不等着别人去撬开那扇黑暗之门，大家一起努力，各尽其能，那么我们就不会随便对某人失望。
等自己都做够了，等自己对自己都不失望了，方可以对别人失望。但到那时，恐怕我们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像夕阳沉落时最后一抹亮光，虽是惜别，却不必失望。
2009年1月28日8：44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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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
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我零星看过一些，如《红色沙漠》、《放大》等，此前一直想看《中国》而不得。2007年9月8日搞到安东尼奥尼所有作品——全部十九张碟，晚上与内人、小女边看《中国》边聊天。十一岁的女儿对文革与许多灾难，并非一无所知。她听到处都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人们的表情呆滞、僵硬、胆小——摄像机照到脱了上身的拉车人，拉车人都赶紧穿上衣服，以“维护中国的形象”——遇到镜头即随即掉转头，穿同样的衣服，佩戴毛的像章，到处是关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连说出口的就是“恐怖，太恐怖了”。谁说年轻一代不理解文革？如果将这些颇有视觉效果的东西，留存下来让后一代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准备，只要一看就明白。其实安东尼奥尼这片子拍得不如想像的好，平常到甚至有点闷，但我很高兴小女有耐心跟我们看完，尽管此片长达近四小时。
安东尼奥尼《中国》拍摄了北京（含万里长城）、河南林县、苏州、上海四个地方，原先有文章介绍包括西安，显然介绍者自己也没看到过这部片子。安东尼奥尼这片子对中国彼时的现实并不夸张，如实照录，没有多少贬损。如说到上海最大的精炼厂不过是一堆废铁建成的，都只是在陈述事实。安氏在解说词中偶有讽刺，亦有镜头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如有次背景音乐是京剧样板戏，镜头一切换便是一头猪一骨碌爬起来，一个激灵，好像听懂了什么似的，令人发笑，其实我们与猪有何差别？最后片尾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的一角，我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全体，我们愿意用中国谚语来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过，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偶有的使当政者看不惯的东西，虽然温和，但暗示了他对中国政府一些做法的不认同，结果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抨击，哪怕安彼时还是意共党员。这样的大批判文章结集，就我所见有《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北京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中国不容诬蔑——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体育出版社）、《文艺批判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反华影片〈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日报社论英文版、俄文版，外文出版社）等。是否有意文版的“人民日报社论”，我倒是没有看到过，但对于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这完全是小菜一碟。要把安氏批倒批臭，没有意文版，那怎么能挽救意大利人民的“三观”呢？
以上这些大批判文章，对于我来讲，既不陌生，也不感到意外。要是他们不这样做，才让我感到惊讶，为什么呢？比如“中国人民不可侮”这样的标题，不仅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常见，就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出的抗议集子也叫做《中国人民不可侮》。但得知科学家杨振宁对安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告发——对于此点，学者郝建兄已有《杨振宁为何状告安东尼奥尼》专文阐发，大家可自行搜看——还是让我长了“姿势”。当然我也不会大吃一惊，我曾读过杨振宁文革后期与一批学者被官方挑选回国，替官方做美容术后，所结集而出的“观感集”和《杨振宁谈中国》（均由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再观诸1990年代以至如今，杨振宁对中国大陆教育及诸多现实的赞美，你也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其来有自”这个成语的内涵。
因为我非常重视大陆在改革开放前与台湾解严以前，在同一件事情上所出现的镜像式反应——大陆说“我们要一定解放台湾”，台湾就说“我们一定要反攻并光复大陆”——故一直留意台湾那边对奥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观感。前不久到台旅游，幸运地购得一册杜育春著的《中国之趋向》（地平线出版社1975年3月版），其中就有写于1975年1月6日的《我对“中国纪录片”的建议》一文（见是书pp.107-110）。作者说自己工作忙，平时根本不看电视，“唯目前见报端刊登国内三家电视台，将联映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的消息后，即摒却一切俗务，于该影片播映时刻，准时躬临电视机前，正襟危坐，聚睛凝观，作为电视台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作者说放映此片宣传的目的已达到，“不仅能粉碎海外‘统一回归’的迷梦，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必须尽快地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信念和决心”。不过，作者也认为此片放映时的一些细节，值得重视，于是他提出三点建议投书《中央日报》，期望得到改进。
杜育春认为片名叫“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容易引起歧义，应该加上“纪录片”三字才更为妥适。如不加上“纪录片”三字，“易使人（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误解‘中国’仍为列强或列弱之‘次殖民地’或共产国际之‘附庸’（因安东尼奥尼乃意大利共产党党员）。甚或听过不少本省同胞说：此不过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而已，与我何干！我坚决主张：‘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不可以名义，任意假人”。对照大陆的大批判文章，当然要显得雅致一些，但双方的思维实质却大致相同。杜育春觉得自己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还不过瘾，他还要来个幽默，若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片名可以的话，那么我杜子（他的绰号）将来独资拍摄一部“杜鲁门传记影片”，名之曰“Tutze’s Truman(Possessive Case)”到美国各电视台放映，不知美国人着何感想。幸亏杜子没去玩这个“危险的游戏”，不然会赔个精光，因为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恶搞精神。
第二条建议亦具颇喜剧效果。他认为台湾电视台放映此片时的片头插白，非常地“政治不正确”。他说插白员“仪态简慢，声调冷酷，语言乏味，内容乖谬”，且批评说用台湾的繁荣来衬托大陆的落后，一点也不垂念大陆苦难的同胞，难道我们还不如那些“夷狄”关心大陆同胞么？且说刻意渲染台湾好过大陆，容易滋生“此间乐不思蜀”的殆堕心理，不利于政府的政治革新与光复大陆的政策。如此批评，前半部分类同于大陆的上纲上线，后半部分却让国民党也尝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不过逻辑漏洞之多，见识不高，也的确令人喷饭。但格于彼时情势，他有这样的识见也未可过于苛求。
杜育春上书《中央日报》的最后一条意见是，不应该插播广告，即使要插播广告也要公开声明，此为“广告时间”。如不这样办的话，因这插播的广告系汽车表演与美女招展，容易造成是此“纪录片”一部分的错觉，完整的意念遭致割裂，反而降低了宣传效果。他再举自己意念中要拍的“杜子的杜鲁门”为例，设若“影片在美国电视台联映时，突然出现了方欣‘小姐’袒胸、抛衣、飞跃之广告镜头（棒球转播时所见至今犹难忘怀），岂不使美国国民误以为‘吾家窕女’乃现今正在美国流行之‘裸体飞奔’之先驱乎”！这个“杜子”也真是好玩，以低估美国民众的见识为乐趣。但无论如何比大陆那些作者奉令写作出来的东西，娱乐程度还是高得多。至少以他在台湾的写作自由度，还是开得起玩笑的。
如果有一天哪位研究电影传播史的人，仔细翻阅彼时大陆及台湾的杂志、报纸、书籍，观看彼时的电视影像，写一本《纪录片〈中国〉在台海两岸的传播过程》，做拉斯韦尔意义上的对宣传及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做得到位的话，以此拿个堂堂正正的博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