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
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著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
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
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
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
群眾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
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楮,使我感到作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眾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為一个“观礼者”
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
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
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
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
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沉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
都是老态龙鐘,步履蹣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沉等人一同走上
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
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著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
著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
。其余地方都摆著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著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
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
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麼能站立这麼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眾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
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
。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著《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眾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著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著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著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
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眾游行持续了数
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麼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
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著共產党、中国和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眾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眾真的
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著雄
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繽纷的群眾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
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
“主席,晚上七点鐘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
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
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嫻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麼这样
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麼地方都去不成
了。嫻说︰“那怎麼办?妈妈在等著呢。”我说︰“这有什麼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鐘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
掛面,什麼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
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
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麼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準吃,為什
麼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嚷说,怎麼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
,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
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著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
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
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
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著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
右地剪著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
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
。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
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麼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
过,怎麼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
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
主席。我说為什麼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麼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麼说什麼,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闈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
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麼大的主
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
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準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麼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麼得了?”
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
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為什麼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
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
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繽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著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
点缀得非常美丽。
 
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
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產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
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
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
,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鐘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
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
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
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
。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著,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
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眾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
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
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縟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為“表面文章”的
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為了节省人
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
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
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
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
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
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
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
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
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
席②。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
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
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
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
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
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
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
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
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
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
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
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
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
。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
︰“这怎麼可能?没事怎麼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
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
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為什麼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
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
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
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
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為什麼
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諫,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
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
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
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
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鐘,汪东兴招呼我去吃
消夜,我没有去,急著赶回家,我知道嫻还在等著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嫻感到非常失望。我母
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鐘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
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
无时,饮食无常。嫻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
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嫻,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著国庆
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為毛服务的那二十
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嫻往往坐在灯下
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
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嫻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嫻一直
未被批準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
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嫻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
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嫻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
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嫻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
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
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
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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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②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
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③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
文工团至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