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
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著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
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
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
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
群眾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
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楮，使我感到作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眾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為一个“观礼者”
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
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
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
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
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沉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
都是老态龙鐘，步履蹣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沉等人一同走上
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
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著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
著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
。其余地方都摆著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著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
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
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麼能站立这麼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眾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
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
。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著《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眾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著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著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著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
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眾游行持续了数
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麼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
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著共產党、中国和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眾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眾真的
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著雄
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繽纷的群眾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
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
“主席，晚上七点鐘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
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
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嫻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麼这样
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麼地方都去不成
了。嫻说︰“那怎麼办?妈妈在等著呢。”我说︰“这有什麼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鐘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
掛面，什麼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
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
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麼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準吃，為什
麼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嚷说，怎麼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
，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
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著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
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
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
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著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
右地剪著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
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
。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
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麼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
过，怎麼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
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
主席。我说為什麼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麼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麼说什麼，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闈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
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麼大的主
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
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準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麼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麼得了?”
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
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為什麼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
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
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繽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著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
点缀得非常美丽。
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
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產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
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
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
，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鐘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
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
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
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
。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著，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
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眾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
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
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縟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為“表面文章”的
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為了节省人
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
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
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
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
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
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
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
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
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
席②。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
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
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
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
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
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
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
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
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
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
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
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
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
。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
︰“这怎麼可能?没事怎麼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
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
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為什麼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
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
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
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
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為什麼
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諫，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
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
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
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
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鐘，汪东兴招呼我去吃
消夜，我没有去，急著赶回家，我知道嫻还在等著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嫻感到非常失望。我母
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鐘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
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
无时，饮食无常。嫻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
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嫻，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著国庆
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為毛服务的那二十
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嫻往往坐在灯下
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
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嫻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嫻一直
未被批準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
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嫻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
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嫻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
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嫻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
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
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
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②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
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③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
文工团至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