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匯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著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著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著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癥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麼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復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麼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麼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為什麼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麼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著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著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麼学校读书，在什麼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歷。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為什麼这麼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 ”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他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他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諛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為优渥，可以说要什麼有什麼。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条;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著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她对中国歷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歷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歷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麼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麼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歷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歷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麼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為荒唐。徐涛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我的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為不错，她看了认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有怕被毛拋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恆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麼就做什麼，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著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為顾及江青的顏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麼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