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志永 | 评论(10) | 标签:民权, 豫东平原, 童年, 许志永
你老家是哪里？民权——三民主义的民权，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常常要做一点补充，中国真的有那样一个地名，诞生于民国那个理想主义年代。
一
1970年代豫东平原黄河故道中一个村庄，村子最前面一户人家，一个忧郁的小男孩站在院子的矮墙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是童年最初的记忆。村里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池塘底下挖出一层一层的沙土，老人们说，那是黄河沉积造成的。对于黄河故道的真正理解是我上初中以后，骑自行车向东北10多公里看到黄河大堤，才真切感到我的家乡原来就在高高的河床之上。
小时候母亲常常讲她童年乞讨的故事。7岁之前她家里还算富有，后来外公嗜赌如命，输完了家产之后跟着路过的八路军走了。但贫穷的变故好像又是人生的幸运，1949年曾经跟外公财富相当的一位村民被划为地主。
20多岁时母亲作为大龄女青年嫁给了贫穷但很有文化的父亲，那时正值大跃进，村民们打着红旗不分白天黑夜忙碌，用铁锹把田地翻了一遍又一遍。接下来是惨烈的大饥荒，杂草、树皮等几乎一切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都被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肿，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渐渐死去。那时父亲奔走在河南信阳一代为人治病，很多年后父亲回忆那种场景忍不住长长的叹息，他看到有的村庄一户一户的人家死绝了，尸体都没有人掩埋。
父亲是那个年代里乡村少见的有正规医学文凭的医生，童年记忆中，有时半夜父亲被急促的敲门声甚至哭声叫起来，赶到很远的地方为乡亲看病，甚至天亮才回来。父亲是乡医院的医生，在家时为乡亲们看病纯粹是尽义务，不涉及任何费用。每当春节，常常会有陌生人来看望父亲，很多年后，当知道“感恩”这个词的时候，我为父亲留在乡村的一生而感动。
1970年代后期，豫东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之后终于平静下来。作为村里第一个复转军人，邻居叔叔当了村支书。常常有人送礼，上级领导来了都是到他家吃饭，隔壁常常传来猜拳行令的呐喊声。因为邻家地位变化，也因为母亲性情耿直——她向来反感权势只会照顾村里的弱者，两家本来好邻居变得很不和睦。
故乡的田野、小河、忙碌的蚁群、紫色的泡桐花都成了童年美好的记忆。可是，我对乡土社会的印象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美好。政治运动、生存的艰辛、集体经济、霸道的特权无情淘汰了村庄的传统道德和善良正直之士。村支书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即使这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邻里关系也到处能体现特权的影子。村民们常常为一只鸡、一棵树或者耕地边界发生争端矛盾重重。除了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孩子们谁有本事偷来“大队”的东西，谁就会受到大人们的夸奖。村里唯一的代销商店新进一批醋，大人们叫孩子要抢在第一时间跑过去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隔夜会兑水。
我是一个害羞笨拙的孩子，木讷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似乎与乡村社会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童年的记忆更多的是伤感，一个人站在村子东面的田野里，默默望着远方的天空。
二
我家的村庄西北方向大约两公里，旷野里有一片红砖房子，那是我的初中校园。初三的教室座落在一片坟地上，出门两米远就有一座坟，被顽皮的同学跳来跳去踩得光光的，院墙外面就是田野。没有电，冬天凌晨五点我们穿过田野来到教室，点起煤油灯大声读书，院子里有时传来黄鼠狼叽里呱啦的叫声。上完早自习，回家路上我一路骄傲地奔跑，常常把同学的自行车甩在后面。
1987年元旦那天，大雪纷飞，朗朗的读书声中，雪花时不时从塑料布蒙上的窗户缝里飞进来，我们的英语老师天不亮就来到了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几个字“Happy New Year”。
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在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者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终于想清楚了这一生做什么才最有意义。之前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科学家，小学三年级哥哥给我的最早的启蒙读物是《伽利略》、《海洋的秘密》等，初中时知道了生物工程，于是打算学生物，努力从事生物工程研究然后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但从那个冬天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社会最需要的是真实、自由和公正，需要有人做理想社会的推动工作，我要努力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从那时我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道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一个乡村会产生那样遥远的理想，那种遥远有时会让人感到绝望，很多年后我只能把这归于命运。
那年初三全班80多个同学只有5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几乎只有考上了重点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幸运地在一次语文、数学、外语的竞赛中被直接选拔到了重点高中。
为了那次竞赛，5月的一天，打着雨伞踏着泥泞走了三个小时以后，老师带领我们几位同学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又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等到一辆搭载我们的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县城，第一次看到火车，也第一次路过黄河故道，那烟波浩渺的水面从此以后成为我对故乡的梦境，高中每个月一次的周末回家路过那里我常常坐下来发呆一个下午。
我所在的高中叫民权高中，在那个叫民权的县城北边，校园后面就是辽阔的苹果园，再往后是和我故乡记忆一直相连的黄河故道大堤。春天温馨的记忆是我懒洋洋地踢着拖鞋，穿过果园，来到黄河故道的大堤，在一个麦秸垛旁看着看着书睡着了。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每天花大量时间读很多课外书，在日记里记下尼采、黑格尔、共产党宣言等等阅读感想。高一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花大半时间在试卷背后写下长篇大论，评价科学社会主义，论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思考后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师发落，结果似乎有点令人失望——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的成绩也过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铺上，常常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激烈辩论，我的辩论对手通常是九个室友。那时政治学教科书上说到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政治老师甚至给我们讲一个美国工人工资虽然表面上换算起来比我们高，但是除掉高额的房租、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负债，结论是美国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当时已经知道，美国工人的福利事实上远远高于我们国家。
那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的少年，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日记，1988年1月1日记录的就是那种状态：
“我爱中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夸。新中国已经诞生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业陈旧落后，农业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感到惭愧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一代落后于人呢？我们毫无理由再让贫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再捧着祖先留下的‘四块金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何以对得起祖先，又何以对得起子孙后代呢？”
该上高二了，老师们忙着帮同学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1988年5月25日我在日记上写道：“要分科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这不是我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早已期待的……”
1989年，高二的后半学期，同学们聚集在食堂旁边的小卖部踮起脚伸长脖子看电视。6月3日，我和几个朋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我和家里人出现了严重分歧，而那一年我提前参加高考，成绩不理想。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长久徘徊在火车站站台，身上只有一块多钱，随便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车，开始第一次远途旅行。
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骄傲地踏上了一条遥远的未知尽头的路。正是在民权高中，我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故乡建立了某种联系，我理解了民权的含义，知道了民国先辈们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