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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丹•汗

接上期:【CDT连载】巴奴的救赎(17)

第六章 逃离

哥哥和嫂子陪着母亲来乌鲁木齐了。我说过我的身份证会报警,很难通过需要身份认证的道道检查关口,硬闯只会带来麻烦,所以我只能在家里等他们。

动车新疆时间12点多到站,他们应该在2点左右到家。我煮了一锅羊肉,开始包馄饨。一双手在机械地做着早已熟练的事情,脑子里不停地在思考逃脱的办法。

马修作为外交官能帮我做什么?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跟他有过几次约会,俩人都没有频繁见面的欲望,关系若即若离,也从没有过深层次的交流。那么,我该如何利用他呢?他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帮助我回到他的身边吗?不能,我不是他的妻子,甚至连情人都算不上。不管怎么样,我得跟他保持密切的接触,证明我有他这么一个朋友。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号码。

“哈罗,是巴奴吗?”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慵懒,似乎还未睡醒的样子。我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六,他应该还赖在床上呢。

“是我,马修,你好吗?我打扰你了吗?真对不起!”

“啊,没有。你那里情况怎么样?我在这边看到的都是坏消息。”

“我还好吧。今天我母亲要来,我应该很开心才对。”

“那你不开心吗?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妈妈了?”

“多久?两年多了。”

“你母亲还健在,你还能见到她,你应该高兴才对。”

“是的。”我想要听到我们通话的人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做出积极的判断。于是我用娇憨的声音问他:“你还记得你跟我告别时说过的话吗?”

“我说过很多话。记不得了。”

“你说过等我回去以后我们去希腊的一个小岛度假的。”其实他没说过。

“嗯……我不记得说没说过。”他沉吟片刻马上很有礼貌地说,“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吗?我当然想跟你这样美丽的小姐去一个小岛度假。”

“谢谢。”我轻声应道,我想我还需要再增加一点亲密度,“我要是能够回去的话,想在机场见到你。”

“好的,当然。”

挂了电话,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我回来后没有打开过电视,我现在想要来一点欢快的音乐来配合我的心境。打开有线电视找到了歌舞频道选择了几首适合伴舞的维吾尔音乐,然后在餐桌上铺了几张厨房吸油纸,开始包馄饨。我把馄饨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吸油纸上,心情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激荡。

门铃响了,我跃身而起跑去开门。母亲和哥嫂站在门前。母亲进门后与我拥抱并开始嘤嘤的哭泣。我拥抱了哥哥和嫂子,两年多不见哥哥的变化令我吃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妈妈还在流泪,我让她哭得心绪烦乱,拉她坐到沙发上帮她擦去泪水轻声呵止了她的哭泣:

“您看上去不是挺好的嘛?别哭了。您是进去呆了一段时间对吧?能出来应该高兴才是。里面的饭好吃吗?咋就把您放出来了呢?”我的确很好奇,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妈妈觉得里面的馒头挺好的,她不是牙口不好嘛。”嫂子说。

妈妈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是好吃,但就给一个馒头,吃不饱。”

我很想知道真实的情况,我不太相信国外对中国的报导,尤其是对再教育中心的定义。

我们都关了手机,取出了电话卡然后开始听母亲诉说。

妈妈流着眼泪讲述了自己被带到县城关押在营地的过程。那里原先是职业高中,用高墙围起来,改造成了再教育中心。傍晚到的,首先换上囚服,然后排队做笔录弄五采,天亮才安排住宿。关在里面的都是一个县里的,互相认识,有的还沾亲带故,感觉像是参加亲人葬礼似的,不许交谈,只有相互对望,心中的忧伤悲苦无法言说,关在这里的原因琐碎到无需询问。教室、宿舍的墙上挂着习大大的画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在看着你,让你学汉语、唱红歌的时候不敢偷懒。每天饭前必须喊口号感谢他,感恩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才有饭吃。晚上学习完之后回到宿舍铁门就上锁,十几个人的大宿舍屎尿都拉在一个大桶里,这是妈妈最不能忍受的。

“那他们怎么放您出来了呢?”

“事情就是这样。人出来了,就不要多问了。”嫂子颇有些不耐烦。

“舅舅姨妈他们都好吗?听说乡下的情况很糟糕呢。”

“真是一片荒芜啊,大白天一片死寂,只有在墓地里才会有的那种恐怖感觉,偶尔听到几声狗叫,家家门窗紧闭,青壮年都被抓进去了,咱们家农民亲戚几乎每家都有人被带走,……唉!”哥哥摇头叹息道。

“南疆的情况是不是更可怕呀?”我轻声问了一句,因为哥哥今年初被派往南疆一个偏远乡村做扶贫工作。

“我们访惠聚工作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乡开展工作,2015年统计人口有679人,今年有127人被判刑,最高无期最低1年半,还有304人被强制收容到再教育中心。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都能弄进去这么多人,简直是灾难!乡里只剩下古稀老人和孩子,他们还得每天来参加学习,听我们训导。”他的眼神透着疲惫,声音沙哑低沉,“有一个家庭儿子儿媳都被强制学习,家里剩下半身不遂的奶奶和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孙女。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孩子小收拾不干净,老人身上的屎尿只有等每个月两周与他们结对子的女‘亲戚’给清洗,屋子里的卫生也得等她们来搞。这不是平白无故让两边都遭罪吗?啥时候才有个头啊?”

我望着哥哥显得沧桑的面容,感受到了他心里的悲凉和疼痛。从见到哥哥的那一刻我就发现了他身上的变化,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傲慢、冷漠只顾自己仕途的官僚了。

“咋就把两口子都抓走了呢?”妈妈插了一句。

“这家子是乡里最富有的农民。老太婆的儿子儿媳在塔克拉玛干公路边开了一个餐馆,经营得不错,前两年盖起了气派的砖木结构大房子,就因为斋月里停业装修而被认为有极端宗教思想。现在宫殿一般漂亮的房子臭气熏天,老人奄奄一息,孩子们蓬头垢面。”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怎么过去?那么多家庭支离破碎,那么多人的生活被彻底摧毁,即便是有一天被放出来,他们的生活也难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的悲伤和怨恨也难以消弭。被关押的人难以计数,如果都出来了,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新的不稳定因素吗?”

哥哥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巴奴你不知道,你担心的问题他们都想到了。”

“是吗?”我好奇地问道,暗暗为自己有先见之明而高兴。

“结束教育的人直接在教育营所属的工厂劳动。一周可以回家一次,收缴你的身份证,你哪里都去不了。他们已经开始直接在教育营设临时法庭,对一部分不服改造的和不放心的人判刑,送内地监狱服刑了。”

“太恐怖了。这对于那些大学毕业,有着美好前程的年轻人真是毁灭性的打击啊。这是多么愚蠢的政策啊。对谁都没有好处。它造成的危害比这么多年暴恐袭击造成的危害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呢”我想起了古丽娜尔老师从法国回来的儿子心里不禁升腾起一股怨愤和惋惜之情。

“就是。”哥哥低声肯定了我的看法,然后问我,“你还记得你婆婆家的邻居阿布杜旭库尔大哥吗?”

“我当然记得。他们家房子是伊宁市最气派的吧,他老婆可是高傲得出了名。不过记得他们家孩子学习都特别好。尤其是那个妮噶热。”

“他们家有两个儿子在国外。前两年政策宽松的时候,妮噶热和她妈妈去土耳其旅游,两个男孩分别从美国和德国来到伊斯坦布尔跟她们团聚。结果就因为这个,母女俩都被判了19年徒刑。”

“啥?19年?简直就是儿戏啊!他们不怕遭天谴吗?”我惊叫了一声。多年前初次见到妮噶热时让我想起荷马史诗对海伦美貌的形容:特洛伊人为了她这样一个女人遭受苦难无可抱怨,她看起来像永生的女神。我对于这个女孩的遭遇唏嘘不已,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种滥捕滥判行为,是邪恶还是荒唐,是冷酷还是残忍?这究竟是什么?一个秀色可餐的美女成为囚犯,等待她的无疑是各种可怕的事情。

“你别大惊小怪的了,为一句话就判个10年8年的多了去了。最可恨的还是我们自己人里面告密的。”妈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吃饭吧。这些话最好不要再说了。还是吃自己好消化的馍馍吧[1]。”嫂子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整理好了餐桌摆好了碗筷。

吃饭的时候谁都无心说话,只能听到碗碟相碰的清脆声响和哥哥大声咀嚼的声音。我看到饭桌上的亲人尽管表面上显得平静,但他们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

我按照在土耳其养成的习惯摆上了饭后茶点。一边削苹果一边讲述自己回来后的遭遇。他们似乎在听一个老套的故事一样,并没有特别留心我说的话,吃着我递过去的苹果,相互间说着一些琐碎的事情。

“我必须回去。我不想进去。”

“对于我们,边境是关闭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上缴了护照。”嫂子提醒我。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出去。我已经有一个计划了,想试一试。”

“嗯,值得一试。”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但没有问我有什么计划。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肯定会往返于各种执法机构之间跟我计划中的人见面。我必须专心应对这件事情。我很想让母亲今天就跟他们回家,可是我没有说出口,两年多没见面了,第一天就这么自私冷漠纵然有天大的理由她也不会理解的吧。

“现在就剩我们俩了,多好啊,妈妈。”送走哥嫂之后我搂着母亲的肩膀亲热地说。

妈妈的头发像霜雪一样泛着银光,稀疏松散遮盖不住头皮,我很少见到妈妈不戴头巾的样子,感觉很不习惯。我问她您的头巾在哪里的时候,母亲惶恐的表情令我心疼,她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也害怕跟宗教情绪有关的头巾,而这颗戴了一辈子头巾的尊贵的头颅怎么能就这么裸着呢?于是从皮箱里取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免税店为她买的紫色碎花头巾包在了她头上。妈妈用青筋暴起的双手捏揉着围巾的一角说,“很好的面料,不容易滑脱。”我温柔地拥抱了母亲,仔细端详着她布满皱纹的面庞,轻声说了一句,现在漂亮多了。母亲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红晕,尴尬和愉悦的表情在瞬间转换。

我注意到已经过了晡礼的时间但是她一直都没有起身小净。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阿吉妈妈您不再祈祷了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自嘲道:“我们不做政府反对的事情。”

“您在自己家里祈祷他们又看不到!这不成了借口吗?”

妈妈用新围巾的一角揩拭着眼泪,对我说若不是去麦加朝觐也不会进再教育中心学习,再也不想回到那种地方了。我没有再说什么,打发她进我卧室休息一会儿。

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思量着眼前的处境,深切的意识到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悬在我的头顶,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必须做点什么,否则良心难安。我找出记事本开始计划日程。

傍晚时分,我跟母亲准备出去散步,刚出电梯就遇到我的包户干部杨姐,她依旧提着那个大塑料袋。我们站在门洞里互相客套了几句,她说知道你妈妈来了,我特意过来看看。我们很不情愿地折返进电梯,在狭窄的空间里,她的两个鼻翼扇动着似乎在捕捉我们身上的气息。我看到妈妈下意识地伸手摘头巾就使了个眼色阻止了她。在客厅的沙发上杨姐开始询问母亲的身体情况,她知道我母亲是因病从再教育中心出来的。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老人保养心脏的秘诀,归纳起来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逆来顺受,不要生气。母亲非常认同她的看法,频频点头,还用汉语向她汇报自己在再教育中心里是如何提高汉语水平的。我感到难以言说的屈辱,杨姐就像我们身体上的长出的第二个脑袋,割舍不掉,如影相随。

杨姐受到了我的冷遇,眯缝着眼睛对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你的研判,我的意见也很重要呢。”她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提醒我,“你咋还不搬呢,我们社区要封这套房子了。”我没理她的茬,让她抓紧时间上床照相,我们累了,要休息了。

杨姐跟母亲聊完又照了几张相,脱下睡衣换上出门的行头回家了。我让母亲睡我的卧室,自己去了赛南姆的房间。带着一定要救娜迪耶出来的坚定信念呼吸着赛南姆用过的熏衣草香枕的清幽芳香沉沉睡去。


[1] 维吾尔俗语,意为不要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