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钢
摘要：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又走了一个！”5月9日凌晨，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去世。朱厚泽，新闻界朋友称他“朱三宽”，因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宽厚，宽松”政策。朱厚泽的名字和政治改革密切相连，代表着一个令人怀念的开明时期–温暖而又短暂。他的离去，在网络上引来惋叹。
80年代中期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1986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提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信任的气氛”。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8月，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朱厚泽的“三宽”，出自他的文章《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08.11第7版）
1986年的中国充溢着解冻气氛，传媒上出现了大批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专访《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的《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等。那种活跃的政治气氛，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唐山大地震》，也是那年春天发表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本在当时突破一些禁忌、讲了些真话的书，正碰上一个对新闻出版管制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早一些或晚一些，都不可能顺利出版。
朱厚泽在胡耀邦辞职后而卸任，离开政治中心。然而他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和对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走上经济突进，政改滞后的畸形发展道路。对于一种崇拜权威、崇拜国家、醉心于举国以赴办大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评论家笑蜀命名为“新国家主义”），他敏感而警觉。早在1999年，他就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尖锐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朱厚泽反对新国家主义，呼唤公民社会；反对“富官”的权贵资本主义，呼唤“富民”的健康市场经济。2008年，中国出现了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他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党内像朱厚泽那样一群忧国忧民的高级干部。他们亲身参加过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斗争，对建政后的教训有切肤之痛。他们曾聚合在邓小平、胡耀邦周围，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建立功勋。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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