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奥巴马政府忽略，或拙于向中国的普通人传递信息的话，这只会让它的政策制定更为困难。

原文：Talking to Main Street, China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黄亚生
发表时间：2010年11月8日
本文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校对：@xiaomi2020

看到中国官员做出一些看上去难以捉摸的行动，华盛顿往往认为中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是反美的，而中国的大众是亲美的。现实的情况几乎刚好相反。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怀疑，认为美国有一个精心设计、周密思考和连贯的遏制中国战略。这种阴谋论还有某些极端版本，认为每件事都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目的是为了颠覆北京的政府。对央行施压要求重估人民币？显然也是为了让中国患上“日本病”。甚至一些私营公司如高盛和谷歌有时也被畅销书和期刊描绘成美国的前哨站，是这个大战略的忠实走卒。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的亚洲之行—一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显然跳过和包围了“那个大红点”（某记者最近说）——可能更加佐证了这一阴谋论。可以怪罪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和对媒体的严格控制，是这些才催生了这种针对美国的奇谈怪论。当然这么说没有错。但是美国一直都未能与更普遍的中国大众沟通其意图和行为，中国的普通人尽管受到了那著名的“防火长城”的围困，但还是因互联网而找到了自由媒体的“新大陆”。

美中关系健康与否不再仅仅取决于白宫和中南海的官员之间的握手和秘密协议。只要看看最近的美国的中期选举就知道了：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29名候选人，有的直接，有的间接地用了政治广告来抹黑对手的对华政策。在对华政策方面，普通百姓的意见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公众观点也开始在一系列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占较重的份量了，例如汇率、国内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私营部门的发展等等。可是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的做法却好像是美中关系还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专利。美国并没有认真地试图直接向中国大众说明情况和沟通想法。

当然，对于一个严格限制新闻自由的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是科技已经在北京严格控制的新闻上凿开了的几个洞。中国有4亿网民（译注：原文为3亿，疑为有误。官方数据是4.2亿。），差不多和美国的总人口一样多。另外，中国还有7亿手机用户，每年这两类用户的数量还在以数百万的速度增加。

但是，美国政府总是选择用被审查得最严格的、被控制得最严密的媒体和中国大众沟通。2009年奥巴马的“议事大厅会议”是在一群电视观众前进行的，完全无法引起多数中国人的共鸣，因为审查机构只会播出讨论中出现的最平常无奇的问题。（例如：“明年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您会带您的家人来看世博吗？”）和西方媒体的解读正好相反，中国的新闻审查也限制了对美国的批评。他们不想让奥巴马感到难堪。

美国政府还在各种方式上疏远了中国民众。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总是强烈批评中国对待西藏和异见分子上的做法。这些批评往往事与愿违地引起普通中国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在挑战中国的文化观和政治规范。他们也忽视了更能在中国大众中引起共鸣的话题，尤其是在产权问题上。当孤寡老人被强制从家中赶走，或者企业家突然失去了多年辛苦积攒的财产时，这些才是对人权和合理程序而言重要的“教育点”。

在货币问题上，美国所选择的论点一直不能让普通中国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产生共鸣。最软弱的论点是中国有责任为中美贸易实现平衡而努力。但是既然美国的消费那么高而储蓄率又那么低，为什么中国要为贸易失衡承担比美国更多的责任？事实上两个国家都有责任——美国要在宏观经济出超方面多多努力，而中国则应调整货币政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北京身上恰恰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极不公平。

这种说法还有一个问题：这等于是让中国牺牲出口部门的工作岗位，还形成这样的印象，[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正在努力减少它的失业。这种观点在重庆和广州的大街上很难赢得人心。中国人要比美国人穷得多，可是美国人竟然要求他们降低生活标准，这样美国的政治家们就感觉更好一些，觉得是为选民做事了。伤害带来的侮辱远不止如此，那些因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最大打击的中国人主要来自于最贫困的群体，也是最弱势人群：农民工。

别搞错，绝大部分严肃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币值重估是为了中国人好，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是政治，这个问题不是专家治国论者选择谁对谁错的问题。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令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方式设计了谈判框架，却没有采用更容易让中国人产生共鸣的论点。例如，你可以说人民币币值重估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理想——不仅仅是制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还能成为创新和科技的中心。这个论点能在中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它强调的是符合和提高中国利益的逻辑，契合很多中国人的科技大国梦想。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对中国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给予足够重视，那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民营企业家。这与美国对待印度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访印期间，奥巴马会见了25位印度企业家，征求他们关于创造就业和企业发展的意见。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从来没有获得哪位美国总统的类似待遇。就在谷歌决定终止其在中国的搜索引擎服务之后不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谴责对互联网的限制，呼吁中国要有网络自由。这一演讲广为流传，但是这可能无意中传递了这样的印象，只有外国企业，比如谷歌才在捍卫互联网自由，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就没有。但事实是，即使是在谷歌撤出之前，就是中国的创业公司，比如百度、新浪和搜狐，在提供绝大部分的网上服务了。谷歌的撤出仅仅是为他们的继续成长腾出了空间。很多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是由野心勃勃的，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企业家创建的。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已经大大超出了自由交换想法和商品，而是由眼光远大、事业有成、技术领先的中外企业家们共同培育出来的成果。政府应当小心，不要在言行上让中外企业的利益互相对立。

在未来20年里，中国和美国都要解决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中国在2012年将会进行权力更替，而奥巴马也会在2012年面临连任选举，选民们将判断他是否真能带来繁荣和增长。中国会怎样，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奥巴马如何解决他的挑战，接触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是跟北京的官方接触已经不够了。美国领导人要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同中国人民进行沟通，而不要让阴谋论者来代他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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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译者:
外交政策 黄亚生：和中国的老百姓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