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高明与良知的光明
在儒家，学问的高明必然体现为相当的智慧道德水平—仅仅停留在知识、学术层面的学问不是真学问。
没有学问或学问不充的人，必然缺乏“择法之眼”，很容易被各种异端外道迷惑。这种人无论怎样谨小慎微，都难免“动辄得咎”：轻则出偏差，重则犯错误乃至犯罪；即使居心大良（且不说这种人往往居心不良），也很容易好心办坏事。
学问不纯，也难免喜怒哀乐不中节、言论行为不正确、待人接物处事不妥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有敢作敢为，狷者有所不为，很了不起，但狂者太过，狷者不及，严格地讲，仍然有欠中正。学问不精纯故。
至于恃才傲物、过于清高、偏激极端、骄狂好斗、粗野蛮横、喜欢冒险、轻身赴死等等表现，更是学问不纯不深所致。
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什么时候可以死应该死、什么时候可以不死应该不死，什么时候应该明哲保身，什么时候应该杀身舍生，怎样把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放”到最大，关键时刻要作出正确的判断，是需要大学问的。
古今中外一些忠臣孝子志士豪杰，果敢壮烈，但死得轻率冲动，不负责任，不够智慧，不合中道，有伤勇德，这就是由于学问不充、不纯之故。东海《孝道论》一文提到的卫急子、晋申生、秦扶苏等人的死法，就是学问不充的典型。
这里再介绍一个因学问不充而轻率赴死的例子。
先轸，春秋时期晋国上卿。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重耳被逼逃亡，先轸随行，流亡在外19年。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后，他便在晋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晋文公“晋”为春秋五霸之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对晋襄公私放战俘不满，先轸不顾礼仪，当面痛斥晋襄公，竟至啐了他一口。事后，虽然文公不究，先轸还是决定“自讨”（惩罚自己）。在一次战场上，先轸在已经击败敌军的情况下脱掉头盔，单骑冲入敌阵，故意被敌方弓箭射死，执行了对自己的刑罚。对此，清蔡元放评得好：
“勇烈则有之，只是不合于义，便死得不值。”“先轸因怒唾君，因为无礼，自悔其罪，求出可也。君谅其忠而不加罪，主恩厚矣，从此尽忠勤职，悔过降心，以求报称，亦可不失为贤。刀必殉翟以死，殊觉无谓之甚。只因学问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灭而不足以成名，殊为可惜。”（《东周列国志》）
先轸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智勇双全，可惜缺乏“道智”，以致“死非其道”—-当然，比起那些畏畏缩缩的懦夫孬种以及浑浑噩噩的庸夫俗子来，先轸们又高尚、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怎样才算是学问精纯呢？一句话：深度把握仁义原则和中庸之道，圆满证悟万物一体、体用不二之真理也。这样的人，才能兼有狂狷二者的长处而无其短，大中至正，达至儒家最高境界，成就儒家理想人格。
思想、修养和觉悟提高，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格筠在《儒师东海》（http://blog.sina.com.cn/lingbaoheinv）中提到，东海“会自悔某些旧作旧事”、“以前有傲慢或轻浮”等等，确实如此。东海以前毛病多多，每念及此，一方面很惭愧，一方面也很欣慰—能够不断发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毛病，说明眼光提高了，学问增长了。
另外，学问的高明有利于良知的光明。反过来，良知的光明必然体现为学问的高明，体现为理论无敌和辩才无碍。
实践与理论不可分割，实践有赖于理论的指导。如果理论上都破绽百出，理论水平低下，经不起辩论和批驳却以“智者不言，言者不智”的话遮羞，以践履功夫自诩，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孔孟那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在“道理”上讲不过任何人或者被任何人问倒的。
在思想、文化的市场上，圣贤是理所当然的“霸主”，所赖以称霸的武器是真理，是思想文化本身的力量。如果读懂了儒家经典，读通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东海的《大良知学》、《平书系列》等著作，就会发现，在儒家大学问面前，且不说西方哲学，即使是具有高度真理性的佛道两家也是不够圆满的。
2010-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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