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在《论求知》中阐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遗憾的是，培根在《论求知》中没有论及读法律能使人变得如何的问题。不过，他专门写过《论法律》一文，对法律作了阐述。他认为，“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这句名言，放到今天也没过时。
以我的感觉，读多了法律，看多社会现实，思想真会变得“偏激”。不知哪些要被“会商”的北大学生们，是不是读多了法律，还是看多了社会现实？“会商”制比较“温和”，也只适用于在校学生，对于社会人士们，就不是什么“会商”了。
既能读史使人明智，哪我们就多看点历史吧！
下面文章摘自《辛亥：改革与革命赛跑》一文，全文见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6507/218770/index.html
五个不准搞，搞出了一批革命者
主讲人：雷颐 整理：纪彭
2011年04月11日12:33 来源：《文史参考》
清政府提出要先搞行政体制改革之后，才可以立宪。大家也觉得改革是一步一步来，还是很高兴。慈禧让袁世凯制订了一个比较好的改革方案。可这个方案一出来，就遭到强烈的反对，主要的反对力量就来自于皇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一点利益都不能丧失。有几次开会讨论的时候，醇亲王竟拔出手枪，指着袁世凯说：“你以为是什么人，汉族人只是我们满人的奴隶，你只是一个奴才。”慈禧也顶不住压力，据说有一次她都急得恨不得跳到湖里去自杀，她最后还是抛弃了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后来对清政府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最后搞了一个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提出了“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叫五个不准搞。最后成立了11个部，13个尚书中，汉人仅占了5席。这样一个改革方案，天下舆论哗然，大家觉得这个是假的改革、是骗人的。从辛亥革命那些汉族督抚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们很不满，对清政府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清政府自己的政策，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人都背叛了他。整个民众或者说多数士绅感觉，“皆数月之改革，仍是本来面目。”旧的还是一样，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这样一来，在海外革命派也越来越占上风，他们死死的抓住清政府每一个政策去攻击。结果是改革方案出来一次，支持政府的人就少一批，支持孙中山的人多一批。梁启超在1907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政府与革命党》，最后的结论是：“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中，革命党越来越快，给他加油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政府。
从1910年1月11日开始，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国会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清政府却一点不愿意，镇压一次比一次激烈。每镇压一次，就有一批人去搞革命了。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决定先成立一个内阁，宣布了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个满族，4个是汉族，总理大臣也是皇族，完全违反了外国或者现在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皇族成员不能担任内阁阁员。立宪派对这点非常失望，但这些士绅还是想妥协，提出和朝廷各做一步妥协，同意有一些皇族可以当内阁成员，只要首相不是皇族，其他部长是皇族，我们也认了。结果清政府也很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皇家的事，大清是我的天下，别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权力来指手划脚。这下彻底暴露了专制者的本来面目。这些士绅、有钱人对政府已经完全不信任，天下要离朝廷而去的形势已成，只等哪儿有火花就会爆炸，哪儿刮一阵风，就会把朝廷推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