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亚洲周刊》2011年第21期
来源日期:2011-5-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2 6:10:11
阅读量:40次
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锐的洞察到中国的本质,这就是它强大的官僚系统。
在未完成的一篇小说里,卡夫卡写到了中国的长城。这漫长的城墙是被分段筑造的,以使人们不至于因遥遥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筑造的技术则是一项从小开始的训练,儿童们都认定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建造者们也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与喜悦中——「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至于建造这长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模糊的觉得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野蛮人;人们也觉得,或许正是为了同胞手足,他们才如此齐心协力。不过,也没人真的有兴趣探究原因,这是居住在遥远的京城中的皇帝才应思考的问题。但也没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现今皇帝是谁、又处于哪个朝代,更不在乎他们的命运与生死。人们被一种模糊、抽象的忠诚连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这种忠诚。
对于一些欧洲批评家来说,卡夫卡的中国是对奥匈帝国的映射,甚至长城都像是维也纳环城大街的延续,那是弗兰兹.约瑟夫皇帝的雄心的一部分,它要把贫穷、混乱的下层人隔离在辉煌的皇城外。由复杂的民族造就的奥匈帝国,必须依赖日益加强的官僚化与爱国情绪,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而在连接中,个体的价值微不足道,它是链条上毫无特色的一环,就像是堆砌长城上的一块砖。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虽身处于帝国边缘,一定感受到这迫近的压力。世界战争掀起的爱国狂热,更令这压力无处不在。
对我来说,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锐的洞察到中国的本质。人们已经厌倦于「东方专制主义」、「停滞的帝国」这陈词滥调,更不用说在这人们大谈「中国崛起」的时刻。中国的形象也总是一变再变,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世界、伏尔泰心中的道德理想国、黑格尔的「停滞的历史」、毛泽东的红色海洋,然后又是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市场革命,中国恍若一条变色龙。但的确有些东西,在这无常的变化中保持着惊人的恒定。在农民战争与朝代更迭后,总又回到同一模式,不管共产主义革命多么波涛汹涌、市场能量多么惊人、技术变革多么不可逆转,中国似乎又再度回复到它的历史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它强大的官僚系统。这个官僚系统总是占据着权力、资源与声望的中心,再没有其它社会力量,不管是商业组织、公民社团、大学、教会,都无力能分享它的丝毫权力。唯有采取屈从、妥协的方式,它们才可能勉强生存。这长期的社会结构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弥漫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里。它讲究的是秩序、迷恋权威、相互猜忌、冷漠、自我审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与之伴生的强烈的功利主义——生活中总有危险与动荡,所以埋头于眼前的、狭隘的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本身也毫无价值,他是国家机器的工具,也是伦理、日常生活的傀儡。
来自中欧的另一个敏锐的头脑、匈牙利裔的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sz)相信,传统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特性像是二十世纪的悲剧的预演。中国特性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群体战胜了个人,国家拥有无上权力,垄断战胜了竞争,主流意识吞噬异端言论,每个人都愿意放弃个人尊严与自由来换取安全,效率比个人权利和法治更重要。
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写下《万里长城建造时》,距离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过半年。而白乐日在五十年代末发出了对中国官僚传统的警告,中国的大跃进与反右斗争刚刚开始。
这些遥远的回声对理解此刻中国有何帮助吗?此刻中国的再度崛起,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上开始影响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仍带有鲜明的卡夫卡与白乐日描绘的特质。但中国与一个世纪前大不相同了,万里长城的精神不仅局限在中国境内,它也将深刻的影响与改变世界。一个华尔街银行家统治的世界固然糟糕,但一个中国官僚领导的世界,必定更为令人沮丧。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